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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我的1978

更新时间:2018-05-24 21:18:15
作者: 周晓虹 (进入专栏)  

   尽管我作为志业的社会学强调客观中立,但在40年后下笔谈及当年那场意义广远的高考改革,我脑子里最初顽强地浮现出的标题却是:“1978年颂”。在这场改变了几十万并陆续改变了上百万人命运的高考改革过去40年时,当我们这些受惠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并因此改写了自己人生轨迹的人陆续进入花甲或古稀之年时,这场伟大的变革所具有的社会意蕴确实值得人们探讨和称颂。

   一

   1975年,我高中毕业。尽管狂飙突进式的革命或造反大潮已经过去,但我们这些中学生依旧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激进特征。激进的特点之一就是高中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上山下乡,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革命与否的“试金石”。最初,我与同班的邹进、吴矢想去河南兰考插队,后来邹进去了内蒙插队,尽管因为妈妈的阻止我未能与邹进同行,但我一直没有动摇过去农村插队落户的决心。

   1975年12月,在妈妈当时所在的南京无线电原件七厂当了三四个月临时工后,我按照户口所在地街道的安排,到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土桥公社周郎大队插队落户。在农村插队的两年,第一年在知青聚集的林业队,除了剪桑枝、施肥、培土,也常常会被大队抽调打些杂,从写大批判稿、组织批判小分队到担任专案组长, 几乎什么事情都做过。比如,我所负责的专案组,处理的是彭家边13队伪保长儿子的奸淫案,时年我刚刚19岁对男女之事不甚知晓,但凭着正直和热情把嫌犯从其他知青将其吊起的房梁上放下,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其到凌晨3点,促使其低头认罪。记得回城时和父亲谈起,父亲也大吃一惊,惊讶“你们大队怎么让你们干这事?”当时我还反问,“这有什么不能干?我干得很好。”其实,所谓“干得很好”,在当年的秋天就证实是一场冤案。在“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来了以后,发现真正的元凶其实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几年以后,在“伤痕文学”的大潮中,已经在南京医学院医学系读书的我据此写成了小说《天罪》,以控诉“文革”中盛行的出身论。可以说我对“文革”的反思最早始于这起我参与制造的“冤案”。

   在林业队劳动,虽然深秋剪桑叶枝时曾连续几天满手都是血泡,但比起到下面的生产队干农活,毕竟还是轻松的差使,起码一天三顿不用自己烧饭吃。不过,好景不长。自第二年秋天我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去比较贫困的第11生产小队蹲点三个月,再留在那里当队长后,日子就苦起来了。那年我刚刚19岁,不但天天要和农民同劳动,而且还担负起了管理133口人吃喝拉撒睡的重任。

   我记得当时我们大队一共有70多名知青,其中有几个插队快10年了,来了三年五年的更多。因为国家一直在提倡“扎根农村一辈子”,加之当年的我刚到农村插队不过两年,并且自以为“志向远大”,所以一直到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即1977年秋天听说高考制度改革,几乎各种人都能自由地去报考离开农村时,那腔“革命热情”堵在胸中还是几天没有回过劲来。我后面要说到,因为这腔还没有化的“革命热情”,或者说因为多少有些“骑虎难下”——我那时小小年纪,已是生产队小队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全县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在后来的考大学复习中倒帮了我大忙。

   记得1977年邓小平刚刚“出山”,就立志在当年废除“文革”中推行的所谓“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大学招生的“十六字方针”,在废除高考10年后恢复了高校考试入学制度。因为邓小平恢复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时已是这一年的7月,所以这一年的改革到9月才真正定调,而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出新闻,更是到了初秋的10月。我记得,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惊愕中报的名,因为大学10年没有公开招生,那一年报名的人一共有570万人。用我们后来戏谑的话说,十年的“陈渣烂谷子”一年都翻了出来。单单我们一个公社,连知青和回乡青年,报名的人竟有500人之多!

   几乎所有的知青,在报名后都立即回了南京城。显然,一来城里资料好找,二来一日三餐父母都包了下来,三来可以找中学母校的教师辅导。说句实话,我看到别人都回了家,心里自然也十分渴望,家里毕竟要舒服多了。不过,因为前述“骑虎难下”的原因,也因为队里的农民确实不愿意我回去,我只能选择留下。不过,我心里清楚,虽然我中学时代一直都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但一者我们那个地处城乡结合部的中学教学质量一般,二者毕竟几十个人才能考上一个,我再像以前那样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玩命复习是肯定不行的。所以,我记得几乎是在报名的当晚,我就召集队委会开会,告诉他们,既然你们都不希望我回去,那我就自己派工了,从现在起我负责看管村边田头的鸡鸭,不让它们吃稻子。这活以往总是派老年妇女去做的,这年成了我的“专利”。

   这活干了半个多月,我每天都坐在村边与稻田交界的地方,赶一阵鸡鸭,做上几道数学题。到了11月,天冷了,稻子也都收割了,看鸡鸭的活自然是无法干了。我就又给自己“派活”,改成看场。从稻子收割入场,到脱粒下来交粮或入库,前后看了有近2个月。我们那个生产队,因为都是丘陵山地,所以虽地处锦绣江南还是穷得厉害,干一整天工分也不过2角7分钱,所以以前的每一茬干部都多吃多占,农民小偷小摸的更是不计其数。我当工作队员时,小队会计曾向我“汇报”,说张三家偷过什么,李四家偷过什么。我当时年轻,既直率单纯,又多少有些恶作剧的心理,随口问道:“那你呢?”他楞了一下,脱口答道:“那,都有一点的”。正因为这样,弄的农民对除我以外的任何本村人都没有信任感;也正因为这样,队里的打谷场和仓库不敢建在村旁边,而是建在了300多亩丘陵地的中央——以免晚上哪个人想偷东西三步两脚就溜过去,土坯垒的仓库撬起来一点都不费劲。

   我每天晚上6点上工。吃了饭,自己背着装满书的书包去仓库,迎面是收工的农民。到了仓库,最后走的农民对我做完交代,我就走进仓库,将一张大桌子抵在仓库门口,盯着场上的稻谷,然后铺开书本纸张,点上煤油灯,专心致志地复习迎考,好在队里那条一有动静就乱叫的狗也可以帮我看场。我们村的打谷场原先是一片坟地,后来推平了东面一半,北建仓库、南作打谷场,西面一半还是坟地。每到深夜,嗖嗖的北风,吹打着坟地里的灌木飒飒作响,门外那片景象真称得上是“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我小的时候是在空军的飞机场里长大的,跑道边既是大片无人管理的坟地,到了晚上就是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打仗游戏、“官兵捉强盗”的绝佳“战场”。因为这个缘故,我虽然生得远不算强壮,但胆子一向都大得惊人。这样一来,这和“林冲看草料场”十分相似的境况,对我来说非但一点都不灰暗,更谈不上残酷,反而为我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复习场所。我在那里每夜可以一口气看上12个小时的书,到早上6点农民起来出工的时候,就背着书包回去,在房东家吃了早饭睡觉,一觉睡到下午两三点钟起来后再看两三个小时的书,吃了晚饭和队委交代几句就再去看场。这样,每天的复习时间可以保证在15个小时上下。

   后来想想,我真应该感谢前述“骑虎难下”的局面,因为无法回城,虽然少了向中学时代的老师请教的机会,少了和同时报考的同学相互切磋的机会,但却充分获得了时间和精力。尤其是晚上的12个小时,真是除了和坟地里的鬼去聊天,连个搭理你的人也不会有。这种“孤独求学”的好处后来很快体现出来:1977年的高考,因为报考人多,江苏分初试和复试两轮筛选。和我同一个知青户的好友施跃,初试分数比我高,但后来复试却名落孙山,到第二年才考上南京工学院。我觉得毕业于南京四中的他,基础绝对不比我差,可能还是因为回城复习,分散了精力的缘故。

   我在中学里学习不错,但以文科见长,本来应该考文科才称得上得心应手。我高中时的班主任龙传贤先生,是1945年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但一生贫病潦倒。1972年,龙先生从南京一中“下放”到我们那个处在城郊结合部的光华门中学任教。他和我们的化学教师也是中央大学毕业、并且同样从一中“下放”来的丁又川先生(丁老师的公子丁方,现在是中国大陆著名的画家),保证了我们在那个不学无术的年代、地处城乡结合部的边缘中学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和充分的激励(1977年,我们那一届5个班只有我们一个班有人考上大学,而且是一届5个)。因为爱戴和崇拜自己的老师太甚,也因为内心的悲凉,我记得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这辈子什么都可以去做,就是不当中学老师!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我不敢考文科,毕竟考不上南京大学这样一流大学的文史哲三系,充其量最好的就是上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当中学教师。这就是我为什么当时选择了考理科,在后来选填志愿时又填报了医学的缘故。那时的我尽管在农村已经“经风雨、见世面”,但内心还是十分的单纯,认为鲁迅、郭沫若都是弃医从文的,以为选择医学能够为今后从事文学留下一条退路。

   初试是在自己公社的中学里考的。那年头政治挂帅,包括高考这样的事情也都是政治任务,所以考完以后自己上没上并不通知你本人,我记得是大队书记去公社开会才知道的。书记回来以后很高兴,因为我们大队初试有三个人通过了,这在全公社16个生产大队里算是名列前茅。初试之后,大概又过了近一个月,复试开始了。那年只考4门课,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考试的地点在我们那个片区的淳化中心小学,记得第一场数学考试结束后,在隔壁考场的施跃已经出了门,站在我们考场的窗前非常兴奋地向我招手。我有一题半没有做出来,当时铃声已经响了,只能站起来等待收卷,看到施跃的样子自己自然非常懊丧。走出考场,往镇里找饭馆去吃饭时,和包括施跃在内的一路人对题都对不上,最后大概对了20个人终于在饭馆里和一个不相识的知青对上了。这时,我才确信,除了那一题半外,我的数学题都做对了。而且最重要是,做对的人少之又少!

   本来到了这步,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哪里知道1978年的元旦又赶上一场车祸。说起车祸,还是要回到刚才说的我们队里的情况。因为穷,人人爱占小便宜;也因为穷,人人互不相信。所以,我到队里以后,每次去公社粮管所卖粮,社员们都希望我去押车,否则他们怕去的人偷两簸箕稻子在黑市上卖掉下馆子。那时的我除了冬季以外,上身常常穿件破衣服,下身是件补满补丁的蓝军裤,赤着脚,很像农民,只是腰间却挂一条从父亲那里要来的挂钥匙的牛皮手枪带(那是当年的时髦标志)。有一次去粮管所卖粮,一个平日里幺三喝四的粮管员,看看我说了声,“现在是人是鬼的都挂根手枪带”,队里的拖拉机手听了就告诉他,我的父亲是军官。临走时,那人凑上来问我,能不能帮他搞一顶军帽?我自己很少戴帽子,第二次来得时候就把自己的单布军帽给了他。这顶军帽后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原先百般挑剔的这个家伙,后来只要一看我押着拖拉机来,就会大声吆喝,“闪开,闪开,周郎11队的来了”。而我们的稻谷常常也能在他的手上二等变一等、三等变二等。不过,这样一来,卖粮也成了我的“专利”,每一次都非我去不可。1978年元旦,天异常的冷,我和另一位农民坐在用拖拉机上用芦席盘起的高高的粮垛上,车开到离公社还有2里地的地方,因为拖拉机手打哆嗦,车拐弯时翻了,我和那个农民从粮垛上被抛了出去,在沙石铺就的乡间公路上头皮被擦掉一块。以致不久在县里医院体检时,全身都快脱光了,唯独头上还顶了一顶棉军帽。医生让我脱了帽子,看到上面缠的纱布问怎么回事?我不敢说是车祸跌的,以免他要查脑震汤是否留有后遗症,只能说是生了疥疮。

   考试结束后,我还在队里劳动了两个月,一直到拿到江苏新医学院医疗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年,全公社500多人报考,只有4个人录取。后来,等我们走了以后据说77级扩招,又有几个人拿到了录取通知上专科。临走的那天,我父亲要了辆军用吉普来接我,我的东西连同农民兄弟送的近百枚鸡蛋都放在车里,规定要上缴到公社知青办的床和农具车里放不下,村里的农民硬是敲锣打鼓抬着那些东西送了我8里路。我一路和农民走着,除了神志还算清醒,那心里的高兴真的和范进中举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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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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