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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伊斯兰宪政理论与实践

更新时间:2018-05-23 23:01:53
作者: 高鸿钧 (进入专栏)  
因为他们不具有神性,只是世人中的一员,更不能以安拉使者的身份发号施令。因此,哈里发在宗教和世俗事务中的权威都是有限的,其地位无法与穆罕默德相比。

   穆罕默德逝世后,穆斯林社会中的最高权威是哈里发。"四大哈里发"被认为是正统哈里发。他们无论是由一些有威望的穆斯林选举的,或者是由前任哈里发任命的,都是穆罕默德生前的伙伴和亲戚,因而人们认为"先知生活的灯台,不断放出光芒,照亮了四位哈里发的思想和行为。" "四大哈里发"作为伊斯兰教事业的开拓者,他们能够继承穆罕默德所开创的事业;作为穆罕默德的生前伙伴或亲戚,他们具有独特的地位;作为穆罕默德事业的支持者和直传弟子,他们在穆斯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样,在"四大哈里发"时期,哈里发及其所领导政府享有很高的权威。

   到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的职位由推举制变成了世袭制。这个王朝推行的世俗化政策引起了宗教人士的不满,他们对哈里发权威的来源和权威行使的适当性产生了疑问,有人开始探讨哈里发资格的问题。在阿巴斯王朝前期,古代伊斯兰教国家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政府的体制也日趋复杂,哈里发的权威也得到了强化。一些哈里发比较开明,另一些哈里发则表现出专制独裁的倾向,与世俗国家的君王别无二致。阿巴斯王朝后期,庞大的帝国无法统驭地方势力,以哈里发为首的中央政府权威受到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挑战和分割。在宫廷内部,哈里发受到了禁卫军将领和权臣的挟持,其势难以伸张。到了由土耳其人统治奥斯曼帝国,"哈里发"一词被"苏丹"所取代,但从职能上,后者与前者没有根本的区别。

   关于哈里发资格和权能问题,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中曾经成为重要的论题。不同教派在这一问题上持有不同的主张。

   最初讨论这一问题是哈瓦利吉派。该派主张哈里发的职位应由品行优秀的穆斯林担任,而不应局限于出身和地位,甚至主张奴隶符合条件也可担任这一职位。这一主张充分反映出该派原始平等的主张。该派还主张,哈里发应履行宗教义务并负责执行和实践伊斯兰法,一切不称职的哈里发应被废黜,一切违法的哈里发应受到惩罚。

   逊尼派在哈里发的资格和权能题上的主张与哈瓦利吉派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在阿巴斯王朝前期,宗教学者和法学家开始讨论哈里发的资格和权能。一般认为,哈里发是是真主的仆人,继承穆罕默德的事业并根据真主的旨意受托管理穆斯林社会,负责实施伊斯兰法和维护公共利益,如果哈里发违反伊斯兰法,穆斯林有权将其废黜。在逊尼派中,马韦尔迪((974~1058)关于哈里发职位的论述较为系统。他的主张是:(1)哈里发的资格要件包括是古莱士族人,男性成年人,身心健全者,有勇气、魄力及保卫领士所必需的其他性格特点,为公众所拥戴,并且举行了臣服仪式;(2)哈里发的主要职责包括保卫伊斯兰教的信仰和领土,其中特别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处圣地,必要时宣布圣战,任命国家官吏,征收赋税,管理公共基金,讨伐叛逆,执行法律;(3)哈里发的特权包括在聚礼日的诵词中被提及其名,在货币上刻铸其名,举行重大国家典礼时身着先知的斗篷,以及守护先知的遗物等。  

   什叶派在上述问题上持有不同的主张。该派把领袖称作"伊玛目"。"伊玛目"在阿拉伯文中的原意是指"站在前列者"或"堪当表率者"。后来指该派的最高宗教和政治首脑。什叶派关于伊玛目的主张是:(1)伊玛目是安拉委派的指导世人的领袖,世人无权选举。(2)只有与穆罕默德有血缘关系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伊玛目,穆罕默德的堂弟即他的女婿阿里是第一任伊玛目,只有阿里和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的后裔才是合法的伊玛目。(3)伊玛目因为与穆罕默德存有血缘联系,便从穆罕默德那里继承了超凡的神性,他们永无谬误,是安拉与世人之间的中介,他们有权利解释《古兰经》,并有权宣布神圣法律的含义。这实际上赋予伊玛目以制定法律的权力。(4)伊玛目有时"隐遁",但将来会以救世主的身份再临人世主持正义,这多少会使人想起基督教中关于耶稣复活的理论。在伊玛目隐遁期间,将由精通教义和教法的宗教权威学者代行权力。基于上述理论,在什叶派所建立的政权中,伊玛目的权力通常大于逊尼派政权中的哈里发;也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在80年代的伊朗,宗教领袖和学者才获得了领导穆斯林社会的权力。

   (三)哈里发与臣民

   在哈里发制度形成之初,由于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十分简单,他们还保持一种民主的气质和简朴的作风,遇事常与周围的人乃至民众商量。第一任哈里发伯克尔就是一位兼职的哈里发,主要职业是经商并依靠经商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随着领土的扩大,社会层级不断增多,哈里发越来越脱离民众,成为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府首脑。至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逐渐返校古代波斯国王的统治方式,高高在上,深居简出,几乎成为了权力不受限制的君王。因此,尽管伊斯兰教并没有赋予哈里发无限的权力,学者们对哈里发的资格和权能从理论上也予以了界定,但是由于权力本身具有异化的趋向,在缺少体制性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的社会中,许多哈里发便像世俗国家的君主一样,在政治日益走向专制独裁,在生活中开始骄奢淫逸。在这种情形之下,穆斯林同其他古代专制社会的民众一样,他们面临的选择也无非两种:要么恭顺服从哈里发,要么进行反抗。他们如果选择前者,自然默默忍受暴政施加的痛苦;他们如果选择后者,不仅要冒受到镇压的风险,而且即便推翻了残暴的哈里发,也往往以一定时期社会秩序的混乱为代价。更为糟糕的是,人们很难保证新被拥立的哈里发不再变成为独裁暴君。在古代伊斯兰教国家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其中原因很多,我们试做如下分析。

   第一,根据伊斯兰教理论,穆斯林社会不是一个自发的无政府群体,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最初,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表现为穆罕默德所创立和领导的伊斯兰公社即乌玛。如果地域狭小和人口不多的乌玛尚需权威负责管理,那么后来地域广大和人口众多的伊斯兰教国家尤需具有效能的权威,由此以哈里发为首脑的政府便发展起来,其权威不断得到了强化。根据伊斯兰教理论,穆斯林社会是一个整体,在理想层面,穆斯林应服从真主及其使者的诫命;在现实层面,为了整体的利益,穆斯林应服从以哈里发,因为哈里发被作为真主及其使者在尘世的代理人。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即便面对残暴的哈里发臣民也不得反抗。 由此可见,与其他古代一切非民主社会所流行的政治理论一样,伊斯兰教的政治理论所强调的也是臣民对于统治者承担义务,而不是臣民应享有权利;重视的是维持社会整体的群合,而不是保护个人的自由。

   第二,与其他古代专制主义社会不同,伊斯兰教教义没有赋予哈里发无限制的权力,他们只是伊斯兰法的维护者和解释者,而无权变更伊斯兰法。但是在实践中,许多法学家却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强调伊斯兰法的神圣性和至上权威;另一方面对哈里发实际上的最高权威予以妥协和承认。关于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哈尼法的高足艾卜·优素福。他在哈里发哈伦统治期间曾担任大法官,作为权威的法学家,他对哈里发却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这反映在他对哈里发哈伦的致辞中:

   真主以其仁慈、宽恕和恩典创造了代行他尘世之权者,真主赋予他们以光芒,用以普照臣民,驱除幽暗,澄清疑惑,使臣民为所当为。此代权人光明普照,唯在神圣法律之维护,以其决断与明诏使穆斯林臣民取所当取。

   实际上,哈里发的权力逐渐被神圣化,从"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变成了"真主的代理人","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这就带来了一个现实的难题:如果哈里发的言行与伊斯兰法不一致,民众究竟应该服从哈里发还是应该服从法律?历史上这类冲突屡屡发生,也有人主张对于违法之哈里发予以废黜。但在实践中缺乏制约哈里发权力的有效的制度机制,这种主张只能落空。法学家所能做的至多不过是对独裁的哈里发予以消极抵制,例如拒绝出任法官等。此外,许多法学家关注的重点是维护社会秩序,担心对专制哈里发的反对会授予反对派别以借口,引发起义和反叛,从而导致穆斯林社会解体。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宗教学者和法学家开始对哈里发的资格和权能予以严格界定时,阿拉伯帝国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哈里发的权力开始走向衰落。当时帝国开始分裂,各地严重割据,中央政府指挥失灵;在宫廷中,朝臣弄权,哈里发往往成为傀儡。

   综上所述,在传统的伊斯兰宗教、政治和法律文化中,虽然含有某些关于政府权力分配和权力行使方式的宪法性理论或原则,但是较为完善和系统的宪政理论和原则始终未能形成。不过,我们不应由此认为在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中,宪政理论和实践比其他文化传统更落后。实际上在印度、中国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也没有产生和发展起来完善的宪政理论和原则。系统的宪政理论和行之有效的宪政体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们最初发轫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在中世纪自由城市公社的体制中得以保存,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和升华,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得以完成和确立。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宪政的问题古代不存在。实际上宪政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如何处理作为管理者的政府与作为被管理的民众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如何使社会管理者具有足够的权能和发挥充分的效能而同时又使他们不致滥用权力和滥施淫威?不同文化传统都从不同角度探索过这一问题,并进行了各种理论和实践的尝试。但是总体而言,在所有古代社会,这一问题都没有在理念和制度中得到妥善解决。运用现代宪政理论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伊斯兰教国家在统治基础和管理模式上存有以下问题。

   第一,穆罕默德在世时,他在麦地那的穆斯林社会共同体中享有独特的地位。根据伊斯兰教教义,他是真主委派的先知,是向世人传达真主旨意的使者,是具有神性的超人,因此他的言行以及默示本身就是标准社会行为的范式和判断是非的尺度,穆斯林社会的统治不需要寻求其他合法性的基础。穆罕默德作为伊斯兰教的创立者和穆斯林社会的缔造者,在现实世界中,他是伊斯兰教国家中的最高权威,是穆斯林社会最初的权力象征。穆罕默德以其独特的地位、卓越的才能以及特殊的人格魅力,很容易博得穆斯林的衷心敬仰与自愿服从。穆罕默德为穆斯林社会树立了权威的典范,人们期待后世的哈里发都能够具有穆罕默德那样的优秀品格和卓越才能。然而这种理想的权威模式标准过高,穆罕默德逝世之后,便意味着这种权威的失落,后世大多数的哈里发都不具备穆罕默德那样的品格、才能,更不用说那样独特的神圣地位了。这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缺乏穆罕默德那样的地位、品质和才能的哈里发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权威,就必须借助许多外在的强制手段,其中一些手段虽然在当时行之有效,但是却与伊斯兰教的传统相悖。二是人们习惯于以穆罕默德作为标准(至少是"四大哈里发"作为楷模)来衡量后世的哈里发,于是发现后世的哈里发与穆罕默德以及"四大哈里发"相去甚远,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失望与不满情绪。这多少与中国古代的情形相似:人们习惯以三皇五帝作为权威的楷模--当人们运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后世的历代君王时,常常对他们中的多数感到失望和不满。

   第二,在伊斯兰教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虽然对哈里发的资格和权能存有某些限制,但是这些限制主要限于道义和理论层面,而在体制上则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因此,很难防止哈里发的权力异化,他们蜕变为独裁的暴君。在现实中,民众武力反抗,不得不与强权妥协,服从哈里发的权威,并举行宣誓仪式表示对他的臣服和效忠。臣民一旦宣誓之后,哈里发的权威就获得了正当性的外表,此后人们就再也无法制约哈里发的权力了,因为宣誓者无法撤回对他的臣服誓言。因此,废黜哈里发的主张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中缺乏制度上的操作性。

第三,在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权威的构成方式上,古代伊斯兰教国家采取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哈里发既是最高行政首脑,又是宗教领袖。与政教分立的体制相比,在这种宗教与世俗权力高度合一的体制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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