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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柯:在反思“经济人”假设中重构社会治理模式

——读张康之教授的《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更新时间:2018-05-23 00:58:18
作者: 刘柯  

   内容提要:始于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意味着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正在受到挑战,如何适应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治理要求已成为人们思考与探索的问题。张康之教授的《为了人的共生共在》在对历史做出严格审视的基础上构想了人类新的历史阶段的社会建构。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合作社会的到来,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将使既有的旨在控制人、支配人的社会治理模式丧失历史合理性。这需要通过一场思维革命去实现对人、对社会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新界定,进而寻求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危机的出路。张康之教授将共同行动的出发点和目标凝练为“人的共生共在”,并建构一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合作治理模式。如果说近代以来的社会建构是从“经济人”出发的,那么张康之教授所提供的无疑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建构出发点。

   关 键 词:“经济人”  人的行动  共生共在  合作治理模式

  

   人是社会建构的主体,人的行动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社会治理领域,对治理主体的分析必须从人的本性出发,以人的本性来认识人行动的目的,并通过对人行动的分析来认识与理解社会。工业社会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社会建构逻辑突出强调个人自我利益追求及其满足,主张通过刺激与满足人的自我需要而让人的行为能够符合社会控制与经济发展的目的,结果只能导致整个社会治理的“制度主义”与“去道德化”状态。行动主义则指向了合作的价值理念,主张通过道德、信任维持合作社会的运转,鼓励行动者挖掘人“善”的内在本性并使其朝着有利于人共生共在的方向前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各种频发的危机事件足以证明工业社会基于个人私利追求的制度主义建构逻辑正处于失灵状态,同时也证明了人类社会的治理进化正在从制度主义向行动主义转变。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必须从人的共生共在出发重构未来社会的治理模式,将人的行动置于社会重构的核心位置,以人的共生共在为出发点所建构的合作型治理模式将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经济人”假设下的管理型治理模式。

  

一、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


   启蒙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人性解放与思想解放运动,其反神学、反宗教特征以及对个人自我价值的重视等主张不仅摧毁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也为现代国家的经济社会建构绘制了理论蓝图。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思想深受启蒙精神影响,他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不仅成为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贯穿于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全过程,而且也被视为现代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建构的理论前提与基础。

   1776年,亚当·斯密通过对资本主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提出了市场经济交易中人的自利本性问题。“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p14)斯密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行为归结为个体的自我牟利动机,并认为个体的自我牟利动机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只要每个人都能按照利己之心互通有无、自主交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便会通过内生的“自发秩序”自动调节个人行为,进而促进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政府只需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伯恩斯进一步将自由市场阐述为:“市场被看成一个无结构的无序整体——通过‘无形的手’自发地产生和作用——而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市场上,个人之间相互交换以追求个人所得为目标。个人和市场都被看成理性的——同时都缺乏道德或道德考虑”[2]。在此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继承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的观点。“在工业社会的进行中,无论是科学知识、制度安排还是社会治理实践,都是建立在人的私利追求的前提下的。”[3](p,210)

   反映在公共行政的建构中,“经济人”假设不仅规定了政府职能,而且对于整个政府组织模式、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建构,都是作为一个默认的前提对待的。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不同于农业社会依靠权力且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行政,工业社会的整个社会治理都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表现为法治。张康之将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称为“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4],认为公共行政是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生成中出现的,并作为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成部分而存在。公共行政的构成要素包括:其一,“政治—行政二分”是一项前提性的原则;其二,组织形态是官僚制;其三,运行方式和管理方法肇始于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但是,贯穿于公共行政之中的灵魂是工具理性,韦伯表述为“工具—目的”。其中,作为“目的”的最为根本的要素,就是人的自利追求。我们也就看到,直到公共选择理论出现时,在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数十年时间内,并不在直接的意义上谈论“经济人”的问题,但是,经济人被作为一个默认的前提,一直存在于公共行政的建构之中。

   可见,“只有把市场参与者看作无一例外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才可能设计出适当的有关市场的法律制度,即把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纳入互利的法律结构内,以便促进‘普遍利益’,防止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对抗。同时,对于置身‘公务人’地位而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即以统治者的名义行事的代理人,包括当选的立法官员、法官、官僚等,我们也一定要把他们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适当地设计出能制衡他们的权力和制约他们的行为的政治制度条款”[5](pp.20-21)。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公共行政的运行中,一系列制度化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都是把政府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作为经济人对待的。所以,威尔逊、韦伯、泰勒的思想以潜在的方式包含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在制度主义的框架下对“经济人”假设作了应用和进一步阐释。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为了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西方国家开始了新一轮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和以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这场改革运动中,以布坎南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一系列主张被新公共管理运动所采纳。其中,“经济人”假设得到了重申并被用来分析政治领域内的“理性经济人”如何在政府中开展行为选择。“由此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界将政治与经济过程截然分开的研究缺陷,进而‘提出了公共选择者追求利益最大化与利己主义本性和政治交换过程的性质,即相互尊重契约双方的利益,是经济秩序赖以建立的前提,也是政治秩序赖以建立的前提’的观点,从而提出了‘政治交易’市场的概念和理论。”[6](p.572)在布坎南看来,“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市场’和‘政府’之间,‘私营部门’和‘公营部门’之间难以划出一条界线。经济学家不必把他们的调查限于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买卖活动本身)。使用或多或少自然地扩大交换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家便能按照交换范例来观察政治和政治过程”[7](p.19)。公共选择理论把官僚都确认为“经济人”,认为他们都是有着自利追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视野,也为政府治理理论带来了一些积极成效。但公共选择理论将自利追求作为政府官僚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其实质就是忽略了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差异、人行为动机的差异以及人的利他主义精神。

   作为公共选择理论逻辑出发点的“经济人”假设并非是对个体行为动机的全面解释,美国社会学家福山在谈到“经济人”假设时指出,“人类行为的确有百分之八十的情况符合这种模式,问题是隐匿的另外的百分之二十,新古典经济学只能提出难以服人的解释”[8](p.20)。从人性角度看,人性的自私与贪婪驱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以获得个人的私利与满足为目的,这种旷日持久的自利性动机要求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必须采用制度化的规范措施对人的行为加以限制。同样,人也普遍地拥有着关心呵护他人的利他主义动机,利他主义动机下的“社会人”“道德人”也使得道德、信任与合作成为获取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有效形式,从而使得社会建构的逻辑出发点可以不同于“经济人”假设。人的自利性追求只是部分地解释了政治领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理性“经济人”假设在解释人的一切行为动机时并非具有万能性。“经济人”假设的范式预设是与制度化的规范约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是从工具理性的视角上对人所作出的界定。这种范式预设只是把人抽象为原子化的人,忽略了人的多样性特征。从西方国家近几十年的改革实践看,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指导的政府改革运动并没有真正使得西方国家找到一条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新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源于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没有得以改变。

   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是“经济人”假设得以提出并被人们长久信奉的文化基因,或者说,它使得“经济人”假设具有先验性的特质。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确保人行为动机的一致性以及制度分析的统一性而采用严密的逻辑推演与数学模型对人、人的行为以及人类社会加以认识与建构,这严重忽略了个体行为动机的差异性以及道德、习俗、文化等因素对人的影响。显然,近代以来的社会建构是以人为逻辑出发点,而这个人是“经济人”,所以,关注人自身的利益实现与满足,甚至把整个人类活动都看作是个人利益追求的过程。应当承认,正是有了经济人假设以及对人的自利追求的合理性证明,才使民主和法治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才在社会治理中走上了科学化、技术化的道路,这些都是应当加以肯定的。但是,由于整个社会建构以及社会治理模式建构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这一理论前提之下的,也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对人的道德等方面的否定。这就是法默尔所评价的,“认为自私在公共部门的释放足以产生最优的社会后果,这一观点乃是公共选择方面丰富的文献阐述给人的假象”[9](p.168)。

   可以认为,“经济人”假设消解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对社会治理的消极影响,但是,公共选择学派将其引入社会治理之中,更是借助科学的名义扼杀了人的道德关怀,结果所导致的是对法律制度的进一步神化[10](p.108)。我们知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根源于和集中体现在具有能动性和自我意识的人身上,社会治理中的“人”本身就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载体和原因,我们不应通过任何理论假设去消解人的这一根本特性,反而要直面人的这一特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建构起真正与人的要求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康之用“行动者”置换了“经济人”的概念,无疑是为社会治理重构找到了一个新的逻辑上的出发点。

  

二、人的行动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


就我们时代的理论特征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由于社会科学的诸多门类对人的行动的关注,也由于行动理论得到广泛关注,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科学的行动主义时代,具体表现为“当行动被置于公共领域时,一种道德关怀就变成个人行动的基础或代表机构决定的管理行动的基础”[11](p.104)。从社会科学的发展史看,行动主义是对经验主义哲学指导下的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否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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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 期88—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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