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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柯:在反思“经济人”假设中重构社会治理模式

——读张康之教授的《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更新时间:2018-05-23 00:58:18
作者: 刘柯  
行动主义主张社会存在于人的行动之中,伴随着个体道德自主性的提高,行动者会以无限的独立性、自主性精神而自觉地承担起社会治理变革的历史使命。“发生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在于提升人们克服消极和防御态度的过程,这种消极态度在官僚制组织的雇员中非常流行。这也是一个人们通过整合不同的经验、知识和文化而学习集体行动并尊重其个人对自我表达、个性成长和一种丰富的文化需要的过程。”[11](p.105)

   显然,行动主义视野中的行动者是人,但这里的人是具有社会性和道德理性的积极行动者,有着对人的价值理性的认同。因而,他不会像经济人那样在自利追求中而把我与对象区分开来,而是更多地关注我与他之间的一致性和共同要求。用于社会治理之中,将会消融官僚体制下的主、客体之区别。我们知道,在以往的社会变革中,往往是精英才能担负起领导社会变革的重任,大多数社会成员只是被动地接受新的社会治理方案。行动主义则要求打破这种情况,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所有社会成员都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来并自觉地承担起新的社会建构的使命。“行动研究是一个有关社会设计、团队工作、群体问题解决和变革战略的实践框架。正像艾瑞克·特里斯特所指出的,行动研究旨在帮助我们设计未来而不是适应未来。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参与的人们被看成是有着不同观念和经验的积极而非被动和消极的行动者。”[11](p.111)行动主义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社会将涌现出无数个具有独立精神与自主能力的行动者,他们将以合作的形式与政府一道开展社会治理,这表明人类社会治理的轨迹正在从制度主义向行动主义转变。

   行动主义并不否认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制度控制在社会治理中的合理性,但不认为工业社会中的那种“制度优于行动”“制度先于行动”的做法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依然具有合理性。从社会现实发展层面看,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应用与普及,人们以往对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理念将会发生改变,资源分配将会逐渐地实现从“占有”向“共享”、从“分工”向“合作”、从“控制”向“服务”的转变。这种转变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工业社会基于私利追求的制度主义建构逻辑,树立“去中心化、多元化的行动主义”建构方案。行动主义所倡导的是超越工业社会时期的制度主义价值观,要求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既要实现制度主义与行动主义的良好互动,又要确立“行动先于制度”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的一切行动从属于合作的目的,才会使得制度服务于合作治理的基本目标。这正如张康之所说的,“合作治理发生在人的共生共在觉醒的历史条件下,也就是说,合作的社会将是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的共在并自觉地对这一真正共在进行积极建构的人类历史阶段。当然,合作治理的社会也必然是有着合作规则的社会”[10](p.233)。

   社会存在于人的行动之中,人的行动自主性包含着道德的力量。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张康之指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改变近代以来把社会归结为个人或将社会归结为个人的机械论,而是要在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把握中重新认识人与社会的关系,重新思考适应未来的社会建构方案与社会治理模式。“如果我们打算深入到社会的实质层面,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会发现,社会恰恰是个人的实质,是个人的社会生命的存在方式。准确地说,社会无非是存在于人的行动之中的,人的行动建构了社会,同时也证明了自己。”[3](p.216)也就是说,人是用自身的行动建构起了整个人类社会,我们周围的一切无不打下了人的行为印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用自己的行动创造了数不胜数的辉煌成就,同时,我们也目睹了人类用自己的行动所制造的各种灾难性事故。这些无疑都证明了张康之所提出的“社会存在于人的行动之中”的观点。既然人的行动可以制造各种威胁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危机事件,那么,人也可以用自身的行动去终结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面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我们是为了个人一己私利置之不理,抑或是采取防范措施避免危机产生,都取决于人的道德自觉性。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所呈现给我们的是风险社会以及危机事件的频发,如果我们不想人类毁灭,必须提高人的道德自觉性,从人的共生共在出发开展合作行动,以实现对工业社会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社会建构逻辑出发点的替代。

   张康之教授描绘了未来社会建构的逻辑出发点与目标,他认为“社会存在于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人通过行动而建构了社会和诠释了社会,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正是在合作行动中去实现社会建构的,人的合作行动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行动,是真正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目标的行动”[3](p.204)。这就要求我们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条件下构想社会治理变革时,必须将人的行动置于社会建构的核心位置,致力于促进人的合作行动来建构新型的治理模式。“行动研究假定,群体过程为成员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得以反思其经验,并洞察到他们自己的行为和行动,以及借助分析问题、设计行动步骤去达到既定目标、评估行动结果。”[11](p.111)行动主义所指向的就是合作的文化理念,主张通过道德、信任维持合作社会的运转,鼓励行动者挖掘他作为人的“善”的内在本性,并朝向有利于人的共生共在的方向前进。张康之认为,为了改变工业社会的制度控制体系对人的身份与角色的先验性规定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为了改变社会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所引发的人与人的不平等、不公正,必须通过具有道德精神和行动能力的合作行动者去打破管理型治理模式中的关于人的先验性规定,合作行动中的每一个体都可以通过自身行动去自主地选择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联性更为紧密,因而只有树立“道德人”与“社会人”的价值观,并将其作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逻辑建构的出发点,才能打破工业社会中的精英治理模式,让所有人都成为合作行动者,并以合作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在合作行动中,每一个行动者都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张康之的这一构想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基于信任和道德的社会建构方案。

   在《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中,张康之教授呼唤着人的道德理性,要求把以合作行动为实质性内容的合作治理模式建立在道德理性的基础上。我们知道,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以及稍后的启蒙运动将人从神的思想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但是,这两场思想解放运动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也使得整个工业社会走上了与自然斗争并征服自然的路径依赖。尽管这场运动有利于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生成,但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下的社会建构逻辑过于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且将他人看作自我利益得以实现的工具,结果只能导致整个社会发展的“制度主义”与“去道德化”。“当社会实现了‘去道德化’之后,当人失去了道德理性而仅仅拥有工具理性的时候,就会让人在一切微观的、单个的行动中显得精于计算和做出理性的行为选择,而在宏观的社会运行中,就变得很不理性,处处弥漫的是非理性的斗争、竞争和冲突。”[3](p.171)为了应对由于人在个人利益追求中所造成的危机与冲突,就必须倡导个人道德理性的塑造,而不仅仅局限于对“经济人”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理性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具有自主性的合作行动者将会冲破外在法律规则的束缚,表现出对于道德理性的渴求。也只有在道德理性的指导下,才能使个体在平等地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让自己的行动有利于人的共生共在。

  

三、从人的共生共在出发构建合作治理模式


   “经济人”假设下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以原子化的个人作为社会建构的出发点,关注人的自然属性,主张保护个人利益追求与满足的同时,强调通过法律制度的规范去避免个人在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过程中侵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所呈现的是制度主义保护下的精英控制,尽管这一社会治理模式在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工业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却也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去道德化”。在整个工业社会,我们目睹了一些西方国家对弱小国家的摧残与颠覆;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我们所看到的也并非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所做出的民主政治安排,整个社会治理是掌握着权力的所谓社会精英对普通公众的控制与支配。尽管“参与治理”、“协商民主”等政治模式已被付诸实践,也确实在防止权力的滥用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民主名义下的精英治理往往在实质上演化成了民主名义掩盖下的集权。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开始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这既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也是一场在根本性质上不同于资本世界化的社会变革运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到来意味着一个合作社会的到来,合作的社会要求我们必须终结一切歧视、不平等与特权的再生产,通过个体道德理性与自主性精神的提高而让每一国家、每一地区甚至每一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共同加入到社会治理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构建合作治理模式。

   在《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这部著作中,张康之教授还从组织变革、领域融合、NGO的兴起等多方面详细分析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合作治理形成的必然性。可以说,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是适应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这一社会特征的治理模式,是人类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能够做出的理性选择。同时,他也指出:人类因为共同生活的地球决定了必须从人的共生共在出发重新建构未来的社会治理模式,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应打破工业社会基于剥削、压迫而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构筑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相对于工业社会“经济人”假设下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人的共生共在成了全球化、后工业进程中合作治理模式的出发点。以人的共生共在为出发点所建构的合作型治理模式必然会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经济人”假设下的管理型治理模式,它呼唤社会人、道德人与合作人的苏醒,主张人类通过合作的方式去应对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下历史背景下所面临的共同危机。同时,合作治理模式也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人”假设下的管理型治理模式所造成的公平、正义、责任等公共价值缺失的问题。

第一,思维方式的变革是合作治理模式生成的前提。在人类历史进步的轨迹中,我们看到了各种类型的新生因素在全球化、后工业进程中得以显现,传统因素与新生因素的融合碰撞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风险社会的特征。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治理模式在这些新生的社会风险前面显得力不能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风险社会的现状去建构新的能够适应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治理方式。要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构,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机构改革、制度改进等方面的调整,而要通过思维方式的变革去实现对人类社会及其治理方式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审视我们已拥有的这个社会及其治理方式,可以看到,它是通过分析性思维的应用而建构起来的,而分析性思维的建构则是以人为起点的,是从人出发的。”[3](p.328)谈到社会建构的思维基础时,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工业社会建构出发点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无疑是分析性思维的一项发现,是分析性思维对人的分析而发现了人的自利本性。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运用分析性思维去对人进行抽象地把握,找到了同一性的原子化个人,又发现了原子化个人共同拥有的就是自利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工业社会及其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之所以走上了科学化、专业化、技术化的道路,之所以出现了人与道德的分离,也是分析性思维应用的结果。现在,当社会呈现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时,由分析性思维所建构起来的这一社会治理模式变得不再适用,因而,要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其首要前提就是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打破既有的谋求确定性的分析性思维方式。张康之认为,所要实现的思维方式变革是从分析性思维转向相似性思维的过程,“有了相似性思维,我们就能够直观的把握世界,就能够在表象之间发现一切人以及一切事物的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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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 期88—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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