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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飞:中国外交的转型与创新

更新时间:2018-05-23 00:45:40
作者: 高飞  
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22)中国不断增大周边投入,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探索搭建地区基础设施投融资合作平台,攻克难点、筑牢支点、打造亮点,稳定周边、经略周边、塑造周边取得了很大成绩。

   第一,中国努力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提出亚太自贸区(FTAAP)愿景。2013年9月2日,李克强总理在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谈到中国—东盟关系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各国一道抓住机遇,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积极开展海上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在下一个10年取得更大发展。”(23)2012年8月底召开的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部长会议,原则上同意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截至2016年底,RCEP已历经十五轮谈判,进入实质磋商阶段。尽管政治上存在严重分歧,2013年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仍然按计划启动,截至2017年1月,已经进行了十一轮谈判。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国正式提出了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蓝图,这一长远安排将包括所有亚太国家在内,也将是世界最大、最具活力的自贸区。

   第二,中国积极开展双边和地区的海洋合作,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利用和把握时机。对于本地区历史遗留的一些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端,中国主张在充分尊重历史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找妥善的解决办法,反对采取使争议扩大化、复杂化的行动。在海洋权益争议解决之前,各方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2013年9月14-15日,中国和东盟高级官员在苏州举行了特别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行为准则”。各方同意遵循“循序渐进、协商一致”的磋商思路,梳理并逐步扩大共识、缩小分歧,会议决定授权联合工作组就“南海行为准则”进行具体磋商。2014年以来,中国和东盟明确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争议,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奉行“五个坚持”,即“坚持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坚持通过规则机制管控好分歧,坚持维护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坚持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24)。2016年,尽管受到南海仲裁案的干扰,但是由于中国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把握时机,随着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中菲就全面改善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南海问题重回对话协商的轨道。

   第三,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不断夯实睦邻关系的社会基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的深厚友谊是国家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25)。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与普京总统共同宣布,中俄两国将于2014年和2015年互办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中俄青年接过中俄友谊的接力棒,积极投身两国人民友好事业”(26)。2013年10月3日,在访问印尼期间,习近平提到,“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代表着两国交往的未来和希望。”他和苏西洛总统一致同意,两国将扩大并深化人文交流,今后5年双方将每年互派100名青年访问对方国家,中国将向印尼提供1000个奖学金名额,并祝愿两国友好交往事业“薪火相传、兴旺发达”(27)。2014年5月15日,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中,习近平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人民友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力量,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28)深入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为中国的对外交往打造了坚实的桥梁和纽带。

   3.致力于建设全球伙伴关系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外交中只有特定的问题,不再有特定的敌国。这意味着,中国不再结盟反对特定的敌国,而在应对具体的问题上中国愿意和所有国家共同合作。自1993年中国和巴西建立伙伴关系以来,结伴而不结盟已经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特征。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29)。

   当代中国外交的力量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自身日益增强的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二是拥有的战略合作伙伴国群体。由于共同的利益关切,中国与不同的国家结成了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平等性,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要相互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与价值观念。第二是和平性,伙伴关系与军事同盟最大的区别是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排除了军事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干扰,致力于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以共赢而非零和的理念处理国与国关系。第三是包容性,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异同,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与共同追求。同时,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仍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作出自己的判断”(30)。

   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构建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新时期外交的一大亮点。2013年,中国将中印尼关系、中国马来西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深化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1月,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统罗森·普列夫内利耶夫访华,中保决定建立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3-4月,习近平主席对欧洲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同荷兰决定建立开放务实的中荷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同法国决定开创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中国同德国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同比利时在现有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决定建立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3月31日,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会谈时,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要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这一提法反映了时代的发展,提出了中国和欧洲共同面临的问题,赢得了欧洲方面的共鸣,同时也反映出走向全球的中国正从更高的高度看待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努力通过合作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共赢共荣。2014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中俄双方联合提出支持开展网状伙伴外交。

   迄今,中国已同80多个国家、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之间交往新路。在周边,中国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东盟巩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与中亚各国实现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在非洲,提出“真、实、亲、诚”四字方针,明确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欧洲,将中欧关系提升为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在拉美,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中东,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构建中阿合作新格局;在大洋洲和南太平洋诸岛,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南太平洋岛国建立了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外交日益具有全球视野,更加注重立体布局。

   4.坚持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

   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全球治理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31)。

   中国始终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不同的时代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各不相同。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争取主权和独立。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维护地区金融稳定的良好形象。进入21世纪,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不断加大对外援助,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15.5%;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出口市场份额升至13.4%,并成为世界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将自身的“改革”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将中国的发展与国际体系联系起来。全球化进程保证了中国得以通过和平方式获得世界的资金、技术、市场和原材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2)。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发达国家经济相对衰退,启动自我保护程序,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热情下降,国际社会呼吁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从中国国内来看,“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33)。

   中国围绕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开创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等重大问题积极阐释中国理念,提出中国方案,采取中国行动,显著增强了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34)。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良好反响。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提出推动创新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完善世界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推动重振国际贸易与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不仅为世界经济指明了方向,而且充分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2016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上,中国直面“逆全球化”思潮,强调要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建设开放型经济,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在2017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35)。实践证明,中国不仅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更是维护者和引领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现了中国外交发展的又一新变化。

  

二、中国外交转型的动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建设既有传承,也有创新,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36)。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途径是坚持和平发展,核心原则是合作共赢,主要手段是建设伙伴关系,价值取向是践行正确义利观,创新平台是全球治理。总的来看,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展与创新的动因是多样的。

(一)世界大势发展的新趋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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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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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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