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关于“中国模式”的相关讨论一度十分得热烈。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伟大”的经济增长成就，主要得益于“强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强有力干预，抵制住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袭。与极端的马列主义计划经济主张不同，这种观点虽然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提出了质疑，却并未对其进行彻底否定，仔细琢磨其核心理论与政策主张，它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凯恩斯主义”，而非什么新鲜事物。
众所周知，在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序列中，经济学家凯恩斯拥有独特的地位，他几乎是唯一可以与斯密、李嘉图、马歇尔、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理论大师相提并论的一位“异类”经济学家（如果再找一位，当属萨缪尔森）。二十世纪早期，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暴露出日益严重的弊端，周期性的“过剩危机”成为经济学界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凯恩斯大胆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明确主张国家应该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以增加需求，刺激和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繁荣。
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与政策主张改变了自由市场理论对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之定位，并企图以此来化解自由市场内在的“内需不足”问题。1929—1933年间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为这一新理论提供了接受“实践检验”的机会，美国罗斯福新政正是典型例证；其主要经济政策与措施包括：借政府之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实行“以工代赈”，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层民众的收入水平，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扩大内需等。因为这些政策措施基本克服了当时的经济危机，并对后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得以享誉世界，“凯恩斯主义”之说也由此而流传开来。
在取得重大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西方国家又逐渐出现了新难题，比如政府财政赤字长期居高不下，企业生产活力不足，创新动力下降，国家政策干预经济的各种负效应日益明显，乃至最终出现了看似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滞涨”现象。正因为如此，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迅速兴起，打破了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界的优势地位，甚至开始在一些国家执掌经济政策的话语主动权。截止到目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针大多体现了对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某种“折衷化”运用，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更偏向新自由主义，而以北欧几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更偏向凯恩斯主义。
参照凯恩斯主义的西方实践，来反观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我们不难发现，其整个社会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文化上的本土化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领域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政策主张，并不是源自于自由市场体制暴露出来的“过剩”危机，而是为了缓解马列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短缺”危机。但一个客观事实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前进”一步，中国“后退”一步，便共同走到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道路上来，即便当下的美国经济更多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元素，中国仍然存在不少计划经济的“遗存”，二者还是在某些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出了一致性。
很显然，在经济领域，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二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政府干预的手段，包括各种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等，来刺激经济发展，而且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与此同时，二者之间的诸多显著差别更值得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西方国家拥有比较健全的民主与法治环境，而后者从来都没有创造出这种环境，这就导致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所发挥的“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功能很难出现在中国；甚至因为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国企特权”、“权力寻租”、“吃拿卡要”等现象，凯恩斯主义推崇的“政府干预”还可能会拉大既有的社会贫富差距，从而限制内需的扩充。
进一步来说，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着截然相反的“逻辑”，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功”，主要不是因为它成功克服了“自由市场”体制的弊端，而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计划经济”模式的荒谬，主要不是因为它通过缩小了贫富差距而扩大了内需，而是因为它通过扩展“经济自由”的范围而开发出了“物质生产”的活力。或者说，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产生“效果”，并不是因为它更多地限制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对社会弱势人群给予了更多“关照”，而主要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人们的“禁锢”，释放了被长期压抑的社会生产力与大众消费欲望。
由此可见，凯恩斯主义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传统计划经济的“荒诞性”。而当这种所谓的“改革红利”被消耗完毕之后，它所能发挥的“正向”功能也就发挥殆尽了，其内在的弊端便会暴露，负面效应就会迅速展现出来。这些弊端与负面效应，除了西方国家已经出现的诸多问题（比如，严重的经济泡沫、政府财政赤字、企业创新活力衰减等）之外，还包括一些“中国特色”的问题，其典型表现就是，它不仅没能发挥“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内需”的功能，而且已然成为“内需不足”的一个“间接但主要”的根源。从这种角度来看，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成效属于典型的“瞎猫碰着死耗子”，并无多少理论逻辑。
面对凯恩斯主义的负面后果，西方国家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并在它的引领下成功地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从而创造出了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携手并进”的新经济模式，尽管新的发展难题还在不断浮现，但“大局”算是基本得以维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似乎正在走向计划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最新融合”，而对自由市场产生了更为强烈的排斥，由此，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之路必将与西方国家产生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会面临更多的国际贸易争端，已经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不但难以破解，且会继续积压和严峻化，比如，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泡沫正是这其中的一颗“巨雷”。
面对此等危局，有些中国人不但认识不到问题的“结症”所在，反而毫无道理地将责任归为在中国从来未曾主导国家经济政策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并认定只有继续强化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监管，才能力挽狂澜，救中国经济于水火。更令人忧心的是，在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激进思潮持续蔓延、文化几近“断层”、道德危机日甚的当下，中国的经济领域一旦出现较大的风吹草动，整个社会很容易陷入整体性危机。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事务，对该领域问题的判断失误与认知模糊，可能会引发系列“倒退性”政策的出台，从而导致出现颠覆性的历史错误，需格外关注。
当然，目前还有一大批学者正在“高调”批判国内外的某些经济学家，说他们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总是预测中国经济“要出问题”，结果，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的预测也没变成现实。面对这些“冷嘲热讽”，我不得不发问：在自己的发源地，凯恩斯主义尚且存在难以克服其内在的“实践难题”，那么，在遥远的东方，这些难题就可以被超越？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如果中国经济能“在现有的轨道上”继续保持长期繁荣，那么，整个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必须改写！我到是乐见这样的结果，但，真的有可能吗？答案，还是交给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