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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敬东:“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构建研究

更新时间:2018-05-20 16:34:10
作者: 刘敬东  

   构建“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平等、互利是根本指导原则,这是其宗旨所决定的,也是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要求;规则导向原则是法治化体系的核心,是稳定、可预见法律环境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原则是长期健康发展的根基,否则,“一带一路”将丧失正当性基础,最终“不可持续”。

   指导原则确立后,制度内涵建设就成为关键。“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开展经济贸易、投资、金融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国际贸易、投资、商事、海事规则等国际法律规则应成为“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的制度内涵;“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大量中国与沿线国家市场主体之间的民商事交往,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对外经贸法律制度建设以及涉外民商事法律制度亦不可或缺。因此,“一带一路”体系的制度内涵应当包括国际法、国内法两大领域,通过国际法、国内法规则的良性互动,实现法治化的发展目标。

  

二、“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的国际法内涵

  

   “一带一路”的国际法内涵不仅应包括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签署的既有双边、区域性及多边贸易与投资条约、协定,还应当吸纳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最新成果,以贸易便利化为核心构建国际贸易法规则,以推进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工作重心创新国际投资规则,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等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国际金融法律规则,将构建一个代表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成果的国际条约体系作为其法治化的重要目标[5]。

   在国际贸易、投资法领域,中国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共同梳理现有双边、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以贸易、投资便利化为核心,推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签订不同层级、不同水平的贸易投资协定。(18)在这一进程中,以下法律条款应重点加以考虑:(19)

   1.环境条款: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各国政府及其海外投资者必须肩负起保护海外投资环境的法律义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借鉴公认的国际环境公约、气候变化公约等国际环境法规则,结合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共同谈判设计和制定“一带一路”中的环境条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协调困境,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20)

   2.劳工条款。近些年来,劳工标准被国际贸易投资协定接纳的趋势越发明显,在“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协定中确定基本劳工标准,不但符合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对于沿线各国劳动者权益维护也是必要的。但在制定过程中,不能忽视这些国家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能超过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设置过高标准,且应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为此,中国与沿线国家应开展充分协商,决不能强加于人。

   3.人权条款。当前,人权保护已逐渐渗透到国际贸易、投资法领域。(21)尽管可能存在争议,但无论是缔结新的贸易投资协定,还是建立亚投行等新的国际金融组织,人权都是绕不开的一个问题。“一带一路”建设以促进各国经济发展为目标,本身就是对国际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因此,“一带一路”不仅不应回避人权话题,而且应理直气壮地阐释对人权原则的理解。中国应与沿线国家一道共同设计贸易投资领域中的人权条款,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人权保护之间建立起法律上的平衡。(22)

   4.知识产权保护条款。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成为新一代贸易投资协定的一个重要特征,包括:延长著作权的保护时间、加强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对临时性侵权行为的惩罚、降低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刑事门槛等。(23)作为引领国际合作潮流的“一带一路”应借鉴、吸纳新一代贸易投资协定中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的相关内容。当然,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中国应与沿线国家根据不同情况,确立多元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5.贸易便利化条款。贸易便利化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一带一路”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区域内商品和服务的互通有无,核心就是便利化。(24)“一带一路”应特别关注货物通关、商品检验检疫、质量标准、电子商务规则等法律问题。通过程序和手续的简化、适用法律和规定的协调、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和改善,创造一个协调的、透明的、可预见的营商环境。

   除上述条款外,反腐败问题、国有企业问题、竞争法规则等也是新一代贸易投资协定中的重点规制领域,应引起中国与沿线国家高度重视,在这些领域设计具有自身特色的相应规则。(25)

   在国际金融法领域,中国与参与各方就亚投行建立的宗旨和目的、份额、投票权分配、决策机制、投资导向及标准、成员方资格等充分协商,借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成功做法,汲取他们的教训,努力推动国际金融制度创新。(26)

   亚投行决策机制设计应既考虑各国出资的份额大小、又考虑全体成员方的话语权,设计不同事项、不同类别的决策权分配方案,在投票权问题上真正做到实质平等。(27)公平、透明、廉洁、高效应成为亚投行奉行的基本原则。公平,是亚投行建立的基础,亚投行对所有成员无论大小均公平对待;透明,是亚投行决策和运行的特色,亚投行全部决策及其过程均应公开、透明;廉洁,是亚投行成功的保障,亚投行自身建设以及投融资项目必须保持廉洁;高效,这一原则要求亚投行及时回应成员方诉求,减少繁文缛节,高效地为成员方提供服务。

   亚投行成立以来成功运行,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制度设计应日臻完善,成为当今国际金融治理的典范。

  

三、“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中的国内法内涵

  

   在国际治理中,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始终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为国际治理的推进提供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7]。“一带一路”法治化要通过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来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充实“一带一路”国际法内涵的同时,应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的国内法律环境,平等保护各国商事主体利益。为此,各国应在投资者保护、涉外民商事审判、国际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以及司法协助等领域加强合作,在条件成熟时,推动形成国际法规则。

   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特点,其国内法内涵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涉外经贸法律制度建设;一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制度及司法运用。

   在对外经贸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中国与沿线各国应特别注重贸易、投资领域的开放以及涉及公平市场环境的国内法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做出巨大努力。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通过在自贸区内各项深化改革或扩大开放的制度实验,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在内的贸易投资法律创新体系。(28)2016年8月,中国政府决定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29)

   中国不仅应将自贸试验区的成功经验适时转化为相关领域的国内立法,还应及时推广至中国与沿线国家签订的双边或区域性自贸协定之中,与此同时,将“一带一路”形成的国际法规则及时反映到国内自贸试验区制度之中,实现国内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持续互动[5]。

   “一带一路”体系国内法内涵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国与沿线国家涉外民商事法律制度及其司法运用,这对于降低“一带一路”法律风险、增强投资者信心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在涉外民商事法律建设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服务与保障“一带一路”的司法举措不断出台,展示了中国司法开放、包容的态度。

   在涉外民商事领域,中国的司法机构一方面创新现有涉外民商事法律制度,通过审理涉“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案件,维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大力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司法合作,推动各国间的司法协助,解决司法管辖冲突、国际平行诉讼问题和司法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通过上述举措,形成了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国内司法环境。

   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30)该意见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特点和我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实践,借鉴国际先进司法理念,在管辖权、司法互惠、适用国际条约和惯例、外国法查明、涉外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等多方面做出了创新性规定。(31)

   1.管辖权制度。《意见》在管辖权方面的规定总结借鉴了其他国家相关立法和司法判例,科学合理地确定涉“一带一路”案件的连结因素,为积极行使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迈出重要一步。同时,强调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充分尊重中外市场主体协议选择司法管辖的权利;通过与沿线国家的司法机构友好协商,减少涉外司法管辖的国际冲突,逐步与沿线国家建立司法合作渠道和机制,从而妥善解决国际间平行诉讼问题。(32)

   2.司法互惠。跨境送达、取证是国际民事诉讼必不可少的法律程序,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如果得不到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当事人付出再高代价赢得的判决也只不过是一张废纸。《意见》提出在一定条件下中国法院将先行给予他国司法优惠,这对于沿线国家当事人而言不啻为一个重大利好。(33)

   2017年6月8日,第二届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通过了《南宁声明》,第七项规定反向推定互惠关系的共识,这标志着互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取得更大突破。(34)尽管这仅是中国与东盟国家法院之间的重要共识,但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司法互惠的意愿进一步彰显。

   3.适用国际条约和外国法。《意见》提出,人民法院应严格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32条规定的解释通则,根据条约用语通常所具有的含义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对国际条约进行善意解释。(35)

   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内重要司法文件中直接写入国际公认的条约解释通则,对于准确适用国际公约、提升国内民商事判决的国际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际商业交易中,已形成了大量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惯例,准确适用这些国际惯例,对于案件裁判国际认可度提升无疑是非常积极的。(36)

   根据意见规定,当相关案件涉及外国法律适用时,法院将依照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冲突规范的规定,全面综合考虑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法律事实等涉外因素,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权利,积极查明和准确适用外国法,消除沿线各国中外当事人国际商贸往来中的法律疑虑。(37)《意见》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者自由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创造了良好条件,促使他们更愿意选择中国法院来解决民商事纠纷。

   4.司法支持国际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跨国民商事领域纠纷解决方式,国际仲裁最终能否有效解决纠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权国家对待仲裁的态度和司法立场。《意见》首次将支持仲裁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纳入最权威司法文件。

在开展涉“一带一路”案件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工作时,人民法院将严格依照《纽约公约》对于依法应当承认和执行的仲裁裁决,依法及时予以承认和执行。对于那些尚未参加《纽约公约》的沿线国家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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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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