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权威叙事例如《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指南》中,约翰·奥尼尔(JohnO'Neill)作为两个传统的交集颇为引人瞩目。一方面,他被视为现象学社会学传统之中在舒茨(Alfred Schütz)与古尔维奇(A.Gurwitsch)之后的四个新晋代表人物之一(1);而另外一方面,他又因为自己在1980年代以来的《身体五态》(2)以及《沟通性身体》(3)等代表作品,而被视为身体理论的开创者之一(4)。不过,通过对于其工作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这两种对于奥尼尔之研究的“权威界定”可能都忽略了其学术工作的真正起点与内在理路。本文试图从奥尼尔的早期工作出发,通过对其“野性社会学”之主张的阐释,提供理解其后期学术实践的入手点。本文认为,这一学术主张与实践的努力,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颇有启发意义。
一、约翰·奥尼尔其人
奥尼尔于1932年生于伦敦郊区。1952年至1955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学习社会学专业,1955年至1956年在芝加哥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政治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从1957年到1962年,奥尼尔在斯坦福大学的社会思想史中心(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跟随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保罗·巴兰(Paul Baran)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传统的研究,并且以《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论社会科学哲学》(Marxism and Scientism: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奥尼尔前往古巴工作了一年,随后前往多伦多,加入了C.B.麦克弗森(C.B.McPherson)的团队,与他一同创建了位于多伦多市郊的格林顿学院(Glendon College),也就是现在的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前身,从此居住在多伦多,工作与生活至今。在这期间,除了从事其影响越来越广泛的社会理论工作之外,他还参与创建了约克大学的社会学系与“社会与政治思想”(SPT,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这一跨学科研究中心,为北美社会学界培养出了许多理论人才,诸如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托马斯·肯普(Thomas Kemple)、德克萨斯大学的本·阿格尔(Ben Agger)等北美理论界的代表学者都曾是他的博士生。
就其工作而言,托马斯·威尔森(H.T.Wilson)曾经将奥尼尔的工作总结为四个面向(5)。首先是翻译工作。奥尼尔曾将法语学界中许多重要的工作从法语翻译到英语学界,这其中的代表是对于梅洛·庞蒂的翻译与引介,如The Proseof the World(1973),以及对于让·希波利特(JeanHyppolite)的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等著作的翻译。其次是对于法语和英语学界中大量文献的编辑与整理工作。奥尼尔长期担任许多学术期刊的编委,如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Body andSociety;European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The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The Human Context等在欧美学界的重要期刊;此外,他还是其他大量文集如Mod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Phenomenology,Language and Sociology:Selected Essays of Maurice Merleau-Ponty;Freud and the Passions的编者。威尔森所总结的奥尼尔的第三个面向是杰出的散文作家——主要是指在其工作中所受到蒙田(Montaigne)的影响。作为一位蒙田散文的热爱者与研究者,奥尼尔相关的代表作品是1982年出版的《书写蒙田:一项关于写作与阅读的文艺复兴制度研究》(6)。不过我认为,蒙田对于奥尼尔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他几乎所有学术作品的写作风格方面,都具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散文体写作风格,既有饱满的激情与想象力,又不失带有古典风格的优雅与磅礴大气。第四个面向的奥尼尔则最终还是一位社会理论作家。这四个面向是互为一体的,很难区分出彼此。在其中,奥尼尔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蒙田的散文写作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奥尼尔一共出版了32部著作与数百篇研究论文。从早期被视为现象学社会学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到后来被视为身体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以及在此期间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持续反思与实践,直至在过去二十年间的重返经典的工作,他的勤奋与不懈努力使得他在每个时期都能够做到在紧紧把握住时代核心问题的视野下既开风气之先,同时又能有意识地继承与发展传统。
二、从野性社会学到作为贴身行当的社会学
奥尼尔对于时代核心问题的把握与传统的继承发扬,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北美社会学界整体转向的敏锐感知与回应。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世纪老人”,奥尼尔亲身经历了在北美社会学界以《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期刊》等代表性学术期刊在写作体例与研究风格方面的巨大转变,意识到了这一转变所代表的巨大的现代性潮流,并借助于既有的经典理论资源及其发展来应对这一转变,提出了野性社会学的鲜明主张。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曾经在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初期跟随奥尼尔攻读博士的美国社会学家本·阿格尔(Ben Agger),如此回忆了他在跟随奥尼尔读书时所经历的这段历史:
“到197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胀、能源危机和实际收入下降(这是大萧条以来的第一次),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大学迅猛扩张的步伐放缓,甚至开始收缩。在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社会学也经历了机构收缩,公共合法性下降……美国社会学对此的回应是成为一块数学化的领域,消除随笔风格、思辨风格的社会学。而这曾经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门学科的特点。
……期刊中的修辞转换、散文体和理论阐述视角……被定量方法和强制性的数据显示所取代……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理论,也就是把握社会总体性的那些宏大叙事,被默顿所谓的中层理论或‘专门理论’所取代,比如犯罪理论、家庭理论、迁移理论、自杀理论、社会运动理论,等等。理论被化简为文章开头的文献综述部分,化简为社会交换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之类的中层视角,而这两种理论都闪现着科学的光泽,也都可以建立数学模型。”(7)
北美社会学在学科史上的巨大转变,不仅仅体现在了社会与政治现实对于社会学的要求以及社会学领域的回应,甚至还影响到了大学之中的教育与有意识的学科化建设。在这种学科整体大转折的背景下,作为一名社会学的教授,奥尼尔坚定地站在了重返经典的一方,不惜因此而成为社会学的“化外之民”,坚持将自己的理论工作放置于更为广泛的西方思想史传统之中,如哲学与文学艺术的传统,并坚持运用一种散文体的写作风格,明确主张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要关心人类与社会疾苦,直面生活,反对方法论至上主义,同时坚持将学术写作视为一种在人类文明历史中自有其传统的文学艺术创作——无论这一风格在社会学界是否越来越显得桀骜不驯,甚或野性十足。终其一生,奥尼尔在写作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思考方式、写作方法与文明意义上的宏大视域,都与这一理念有关。
这一研究主张的直接思想来源,是欧洲大陆哲学在20世纪的新进展。在其代表性作品《身体五态》的2009年新修版之中,奥尼尔如此简要回顾了他自己在1960年代开始其学术生涯的背景、动机与思想资源:“我自己的身体研究的直接背景,就是在美加边境上体验到的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当时我们正在通过欧陆的现象学、解释学和批判理论来重新审视社会科学,而这里发生的诸般事件,似乎既在对这样的社会科学构成挑战,又在为它大唱赞歌。同时我认为,依然有必要保留经典的秩序问题的那些宏大视角,从宇宙论的社会,到犹太—基督教的社会,并融入标志着现代性及其后果的工作、消费、生死等方面的工业化秩序之中。”(8)
在1975年出版的早期作品《整合意义:野性社会学引介》(Making Sense Together:An Introduction to Wild Sociology)一书中,奥尼尔对于他自己的工作以及就社会学本身所提出的要求,更为鲜明地表明了这一宏大的视角是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的自然态度里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人们在工作之中真正所做之事是什么,当他们在观看的时候,是如何感知的,他们在何种意义上需要钢铁、大理石或面包;以及这一切是如何变形进入日常生活、进入我们之间最为简单的交换之中的,是如何变形进入家庭、爱恋、恐惧、焦虑以及残暴之中的,是如何变形进入斗争与和解之中的。”(9)
与米尔斯在为人熟知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对于美国社会学的几个批评不同的是,奥尼尔所主张的社会学研究更具有欧陆哲学与文学的色彩。他首先将社会学研究视为一种文体。这种研究性文体,可以被看作某种呈现与提交、某种开始、某种照面。在提交的同时,需要关注提交的基础。提交并不意味着对于作为其基础的日常生活/生活世界的断裂,尽管这同时必然意味着某种乡愁(nostalgia)与理念的开始。然而,野性社会学的温柔之处,就在于它会环顾四周,发现那些不言而喻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存在之现象。这是一种同时将自身安置于生活世界之中的、诗意的栖居——尽管这一栖居绝非意味着对于那些爱欲、忧愁以及苦难的无视,而是恰恰相反,置于世界之中,就意味着要用整体性的方式来看待事物本身,关注行动者的生死爱欲,恩义情仇,及其“建筑世界”(world-building)的过程。野性的社会学绝不愿意牺牲自己,而换回某种“合理的”、去身体化与去世界化的思考方式,因为后者尽管可能会获得某些在现代性制度中的发展前景,然而却往往对于最值得被注视之事件,熟视无睹。在这个意义上,奥尼尔所主张的野性社会学毋宁说就是社会学的应有之义。
其次,奥尼尔将野性社会学视为一种日常的自我培育而非仅仅是一门职业。日益科学化和专门化的社会学,本身即要求其研究与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严格区分。然而奥尼尔主张的这一培育恰好相反,要求作者本人与其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要求作者受惠于“我们所居于其间的场景:街道上,集会里,劳动时,路途中,还有各种习俗与传统”(10)。所以野性社会学既是一门关于自身的科学,同时又是一种自我培育的路径。在奥尼尔看来,知识无法与道德相分离。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并非一个价值中立的存在,这正是野性社会学作为自我培育之手段的可能性所在。通过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伟大之处,而将研究“操持”成为一种自我提升之道。原因在于,“最简单的心灵,同时必然最为渊博,因为他/她知道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各类事物,与不同的人打交道”(11)。
奥尼尔坚信,野性的社会学的这一特征,绝不会减弱其社会学性质的力量。事情恰恰相反,我们反而在科学化的道路上遗忘得太多,诚如胡塞尔所言,这正是现代科学的危机。所以,奥尼尔要在上述美国社会学的大背景下,提出野性社会学的主张。这一主张是:
“用社会学的方式去思考,就意味着讨论一个我们久已回答的问题:彼此截然不同的人们,是如何彼此属于对方的?这就是野性社会学的任务。也就是说,野性社会学要处理的,不过是那些关于习俗、偏见、处所以及爱恋的古老议题;从世界劳动的历史之中来理解它们,将社会学扎根于那些形塑常人之神圣范畴的环境与具体性之中。因此,社会学的工作,就是要用家庭、习俗还有人类的愚行之中的灵光(epiphany)对抗科学那种了无激情的世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并不是要否认科学的社会学。这仅仅是要将其视为一种有待于去说服世界的可能性而已。野性社会学对于社会学的贫乏困顿、野心勃勃以及它那些唾手可得的同盟们都了然于胸……野性社会学的成功,有赖于它栖居于自己的关注对象,而非在于其劳动的分工之中。”(12)
这一研究既关于其对象,也关于研究者自身,关乎他们共同的自由与解放。这是奥尼尔关于现象学社会学之方法的诗意宣称(the poetic claims of method)。然而这是一种带有危险的宣称,因为方法打开/遮蔽了我们的眼睛,激发/形塑着我们的感知与激情,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是何种的世界。对于现象学社会学的常见批评是缺乏“对具体的社会文化现实的实质性历史分析”。然而,身处于现象学传统之中的奥尼尔,力图将现象学社会学的眼光与视域拓展至政治、道德与社会等传统大陆理论的领域。在这一努力之下,欧洲思想史传统之中的那些宏大浪漫而又严肃的、被无数现代性学问的宏大叙事所继承并发展的主题,那些曾经被奥德修斯的远征、俄狄浦斯的追寻所代表的“认识你自己”的古老箴言,现在都开始要在日常生活这一从未被发现的黑暗大陆之中,飘扬开自己的旗帜。
第三,由此出发,野性社会学要求研究普通人在其日常生活之中的“贴身(skin)”之处。奥尼尔用“皮肤”一词来形容这一研究领域对于人体的如影随形之“近”。这一在其学术生涯早期的宣称,并非凭空捏造,反而尤其在思想史传统之中有其根源。在其第一部作品也是成名作的《作为一种贴身行当的社会学》(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之中,奥尼尔明确提出了他的师承渊源。除了前述的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和麦克弗森等人所代表的北美马克思主义之外,另外一条对于奥尼尔产生重大影响的现代思想脉络是现象学的传统,尤其以梅洛·庞蒂、阿尔弗雷德·舒茨和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等人为主,此外,诸如马尔库塞、汉娜·阿伦特、戈夫曼(Erving Goffman)这些奥尼尔当时的交游群体以及米尔斯(C.Wright Mills)等人,都对他的初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些影响之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传统之外,作为一个20世纪60年代学术群体的“显学”,精神分析的传统显然也是其上述主张的核心。
虽然奥尼尔明显受到来自于梅洛·庞蒂与卡尔·马克思的影响,不过阿尔弗雷德·舒茨以及加芬克尔对于日常生活“这一未被发现的宝岛”的勘察,首先为奥尼尔的野性社会学提供了入手之处。这一入手之处就是日常生活之中最为“贴身”的部分。约翰·奥尼尔希望可以从身体出发,来理解日常生活,进而重构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认知。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重返人类原初的能力,在社会机制乃至国家政策对于生命、性以及家庭的设计造成重大影响的当今时代里,试图恢复人性的形态。他认为福柯所讨论的性的身体并不足以代表身体意义的全部,他转而主张对一种沟通身体(communicative)的讨论:
“沟通态身体化约为生理性别态身体的过程,扭曲主导自然、社会与人体的社会性别化宇宙论(gendered cosmology),使之臣服于自然和人的家庭的工业化”(13)。而身体的基本形态是沟通性的:“本质上具有沟通性的身体是一切社会乃至一切社会科学实践的道德基础。”(14)
已经成熟起来的社会科学实践,会反过来对身体的认知性基础加以改造。尽管这一改造有可能会遮蔽我们对于身体“在世之在”的认识,然而却无法影响其原初型构的发生。所以,野性社会学正是要去关注那些我们平时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与实践。
在奥尼尔对于野性社会学的界定之中,诸如“自然态度”“专家知识”“关联系统”的直接讨论,以及对于“生活世界”这一胡塞尔在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讨论中的核心概念的隐而不彰的运用,都直接体现了现象学社会学对于他的直接影响。这一影响还进而体现在加芬克尔对于日常生活之中信任感与道德感的讨论之中——在舒茨的工作中,我们甚少发现此类直接讨论,尤其是关于道德的直接讨论。然而,在奥尼尔这里,日常生活,作为一个知识的世界与实在,同时也是一种道德现实,具有责任感的要求。
第四,野性社会学需要一种“身体性写作”的实践。这是奥尼尔在《书写蒙田》一书中所做的讨论,也是奥尼尔在其工作的晚近时期的入手点与写作视域。对于自身既已然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意义世界的日常生活来说,社会学研究与这一世界的遭遇所面临的天然问题,就是阐述的问题,或者用奥尼尔的话来说,是一种交互说明/责任(mutual accountability)。然而作为科学的社会学惯于关闭现实,而非呈现现实,惯于赋予日常生活中的人们过多他们所不具有的理性,让其成为理性化组织的合法成员。对此一无所知的社会学,绝不会意识到它正在受到“科学愚人”的诱惑。在日常生活中,理性的呈现方式可能要更为具体生动,同时更为隐秘而不可察寻。在这份野性社会学的宣言中,奥尼尔已经开始将世界看作是身体性的世界。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无处不在(omnipresence),无法简单地被科学化的目光在拉开一定距离的前提下注视。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研究视为一种叙述,那么真正的叙述就不应该是空洞地去复述,而是灵魂的交谈,是倾注于我们的栖居之处,并且以此方式来栖居。奥尼尔说,“这才是社会学的描述与探寻的真正基础,而野性社会学也因此而成为了一种义无反顾的民俗艺术。为了遵守这一承诺,我们需要朝乾夕惕,持之以恒。”(15)或者换句话说,作为贴身行当的野性社会学,本身的研究与写作恰好就是现代性紧张的体现。奥尼尔主张社会学需要除魅,需要以一种朴素直白的目光,在看待世界的同时,体会自己也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需要以一种“照面”而非客体化的方式来写作。而写作就是与读者的直接交流。这是现象学传统之中的描述性“风格”。奥尼尔因此而在最初被学界视为现象学社会学在舒茨之后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因此而追随梅洛·庞蒂,并经由梅洛·庞蒂追溯经典,重返卡尔·马克思与尼采—弗洛伊德的传统。所以,奥尼尔在其现象学的视域之中,所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权力、交换、经济以及爱欲,是整个世界的绽放与遮蔽,压抑与反抗。这是在舒茨之后对于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重大发展。
现象学从来都不是一种冷冰冰的“客观知识”,不是有待于学生去学习或者教师去传授或者学者用来写教材的“对象”或“研究领域”。现象学与启蒙的本真涵义一样,乃是一种生命性的运动,是源源不断地绽开、看见、发生与创造。在奥尼尔对于作为贴身行当的野性社会学的研究中,代表性著作是《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Fire Bodies:Refiguring Relationship)以及《沟通性身体:沟通性哲学、政治与社会学研究》这两部著作。在这两部作品中,奥尼尔提出要以“活生生的身体”为线索来理解生活世界以及人类社会,以“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实践”为起点,讨论了人类是如何通过身体来思考自然、社会与世界,以及其中的种种制度、历史、家庭甚至是道德、政治与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如果想要彻底理解世界,那么这一对于身体的理解就要成为其根基,因为这种彻底的拟人论,在奥尼尔看来,是日常生活之中常识的历史性基础,而这样一种常识态度对于任何更高层面的人类统一体而言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成就”(16)。从胡塞尔开始的现象学悬置与还原工作,在经过了舒茨的改造,将其应用到首先是对于日常生活之明证性疑问的悬置,以及对于日常生活之重大意义体系的还原之后,在奥尼尔这里走到了更具实质性意涵的层面。
最后,野性社会学对于帕森斯以来所形成的正统社会学传统也提出了挑战。野性社会学并不否认经典三大家的殿堂地位,然而却在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愿意从更广泛的思想史传统之中汲取自己的思考灵感与资源。从这一对于学术的理解和主张出发,在奥尼尔看来,在社会学的经典时代里,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和理解最具有启发性质的工作,乃是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所以,从1990年代开始,奥尼尔经由梅洛·庞蒂而重返弗洛伊德的经典文本,尤其是构成其传奇历史与精神分析传奇历史的那五个重大的案例史文本。奥尼尔将弗洛伊德工作视为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所以就需要在这里重返经典的同时,为弗洛伊德在社会理论传统中的经典地位正名。这一工作的成果,同时也是野性社会学的重大成就,就是他在2011年的新著《灵魂的家庭经济学》(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he Soul)。这一正名的方式,是通过对于经典文本的精读,首先将文本置于文本之中,也就是置于历史、文化、社会与个人的生死爱欲之中去加以理解,同时将这一文本视为是一种作者与作者之间进行表达与理解的身体艺术;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将弗洛伊德所讨论的主题与问题,以及弗洛伊德的治疗与写作工作本身,放置于欧洲思想史传统之中来加以研究。最终,身体理论还要在其开掘者那里,在去蔽式写作的同时被实践着,或者说,在实践的同时被“理论着”。
在其解读之中,奥尼尔力图构建起一套理解现代主体性的方法论框架。在这一关乎最为隐蔽的琐屑平常之事的叙事行为里,奥尼尔开始融合尼采式哲学、精神分析、现象学社会学、结构主义人类学乃至神话学等等欧洲文明的宏大成就,并将人类社会理论传统之中的重大议题,如家庭、交换、契约、劳动等等,都纳入了对于这一经典工作的考察之中,同时既从思想史的传统来加以研究,又将弗洛伊德及其患者放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宏大历史之中来进行研究。
三、“灵魂的家庭经济学”
“重返弗洛伊德”是拉康在1960年代所提出来的口号。不过,作为一名社会学的教授,奥尼尔在其最新作品《灵魂的家庭经济学》一书中对于弗洛伊德的阅读,并不完全是拉康的路数。他对于弗洛伊德的重新阅读与解读,是其基于既有的社会理论传统而做出的重返经典的实践之一。这一重返经典工作的载体脉络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研究传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主义现象学影响下的社会理论思考对于日常分析的转向,以及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等等。而其思考的资源则大大“溢出”了社会理论的传统,将社会理论的思考努力置于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脉络之中,尤其是欧陆的哲学传统与文学艺术传统。奥尼尔这一作品的重要特点,就是同时既精读文本,将讨论的基础严格限定在文本中,又能够放开视域,以丰富浩瀚的知识与磅礴的气势打开在每一个案例的那些小小故事之中所潜藏的丰富的文化、历史与社会性视域与意象,同时将其与社会与政治理论最为核心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奥尼尔这一研究主题的初起,在其《身体五态》中表达得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要通过研究“人成为人”的历史,来解释日常生活之中作为“在世之在”的那些宏大视域,以便获得现代人与现代社会的深度知识:
“(通过研究)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历史,或者说变为人的历史,来揭示开放性的身体逻辑丛(body-logics)。我们以多种方式通过社会思考身体,通过身体思考社会、影响社会……这些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了古代的宇宙论如何事实上是一种精致的认知图示实践,即使在我们探索面向未来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时候,也依然是一种文明化的源泉。”(17)
这一对于拟人论的研究并没有排除“偶然和冲突”,而是构建起一处空间,以便呈现各种观念与实践在其中的较量。在这一工作过程中,奥尼尔还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追寻思考形式上的清晰与明证性,反思其观察方法,以便构筑起关于这一领域的社会学。也就是说,奥尼尔的工作乃是一种起点,这一起点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以便承载诸如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等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工作。
该书的正文部分有五章,各自以弗洛伊德赖以构建起其精神分析传奇的五篇著名案例为案例,作者仔细研读其文本,既深入探查,又抬头比较,同时将文/学身体(literary body)既视为其自身,又视为弗洛伊德的身体性写作。在奥尼尔的笔下,弗洛伊德的这五个案例视为有独立生命、可以生长,且能够对抗诠释的独立文本。这些文本与其创造者弗洛伊德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本书中,奥尼尔一再说,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的孩子。将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的生父/母。虽然这一点在学术史上并不罕见,然而奥尼尔尤其将这一批判的现象学发挥到了极致,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了弗洛伊德与这些孩子们之间的不同关系。在这些关系与互动之中,弗洛伊德于这些案例史各自成为其自身,同时也表明了阅读弗洛伊德及其作品的新尝试: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的生母。他放纵年轻的多拉与年幼的小汉斯,对狼人则更为严厉,而从未倾听过薛伯。不过,这些案例史同时也是关于精神分析之生父的自我纪念碑。我力图表明,这些竞争性的自我—概念是如何深深地缠绕进了关于弗洛伊德那些案例史的文本性经济(textual economy)。这些案例史都呈现在一种多元声音的文本中。在这种文本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逻辑—科学式叙述,包括生物学、神经病学与化学,以及人类学、考古学与神话学。不过,我们只有通过对于这些案例史本身的耐心的/作为病人的阅读,才能有此见解。”(18)
然而文本不仅仅属于弗洛伊德。文本有其自主性,能够自我生长。作为作者、母亲和父亲,弗洛伊德不仅仅生产和规定了这些文本,他还需要与其斗争。在这一相互之间的斗争中,弗洛伊德成为弗洛伊德,而其文本则生机勃勃,枝繁叶茂,同时因此而成为了精神分析的迷宫。该迷宫的复杂之处在于,我们在每一次阅读/进入它的时候,它都会由于读者自身的身体、文本与视域而发生改变。“无论如何,在文本中,我们都永远无法摆脱那些围绕着光线的阴影”,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阅读自身。
这一文本的主题,正是奥尼尔要求社会学研究的应有之义:社会学要去研究爱与苦难。如果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经典社会学,那么这一社会学,正是一种叙述着其苦难的爱人话语。作为一名现象学社会学家的奥尼尔,所观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关于灵魂的原初现象学,再进一步将“灵魂”作为灵与肉交弥在一起的场所,并将这一关于原初的现象学复原为意识与无意识的行为——这在他对于狼人的原初场景的分析中尤为突出。这一点是贯穿五个章节的线索之一,也是奥尼尔分析弗洛伊德文本的入手之处。
在其早期的论文《现象学可以是批判的吗》(Can Phenomenology Be Critical)(19)一文中,奥尼尔就已经显露出了某种同时既生成结构又去结构的视域观与表述方法。这一写作手法在本书中更是运用得极为成熟。这不仅仅是因为本书作为奥尼尔本人的集大成之作,奥尼尔在将近20年的酝酿与写作时间里,反复修改,苦心孤诣,精心构造,还因为奥尼尔在这样一种观看之中,所看到的精神分析,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去/结构:
“我视精神分析理论为一种爱人的话语。在这一话语中,充满了不确定性——除了那些理解和领悟的喜悦时刻。不过,如果想要避免枯萎凋零,这一话语就不得不摆脱这样的时刻。所思所想,无非都徘徊于经济/秩序和越界之间,踟蹰于优雅自矜和无止无境之间。”(20)
奥尼尔的这一发现,首先将弗洛伊德的工作放置在了从涂尔干到福柯的社会理论研究传统之中。不过,他更进一步将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扩展到了文明研究的层面上。在本书中,奥尼尔发现了精神分析与西方文明史中某种双重诞生之间的亲和力:我们每一个人在母体(mother-body)之中的起源,以及“给予生命的欲望之起源”,这一欲望既有其生物性与身体性,又有其社会与文化性,简言之,既有母亲一般的性质(如同母亲生育每一个“我们”),又有父亲一般的特质(如同父亲生育法律、艺术与科学这三位一体的自体/单性繁殖领域)。然而这两种都堪称单性繁殖(parthenogenesis)的幻想——奥尼尔相信这一单性繁殖的幻想居于弗洛伊德之工作的核心,同时也是理解栖居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西方文明的核心线索之一。
最后,这一研究的主题还与忏悔的传统相关。精神分析同时是一种纠缠于忏悔的忏悔。精神分析必须需要忏悔才能够成其自身。而最终弗洛伊德还要背叛所有那些向他忏悔之人,向世人言说,以便成全精神分析本身。在奥尼尔看来,这正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质特征。在分析中,忏悔从未开始,永不结束。精神分析仅仅处理语言之中的疾病,或者说,语言的缺失。现代社会科学也是如此。不过,奥尼尔将弗洛伊德对于疾病的处理,以及这一处理的所有洞见与盲目、成功与失误、控制与溢出,都视为一种存在之绽出。他说:
“一种疾病的界限,在于其语言的缺失。一次治疗的开始,是某种症状以另一种语言,在身体之上、在梦中、在言语中或是在写作之中,对它自己的关注。”(21)
在这一关于忏悔者与生活世界的去/结构之中,分析师弗洛伊德首先成为了一位听众,然而这位听众,作为尼采意义上的歌队成员,在聆听的时候,也在阐释,并同时“力图重构这样一种家庭:于其中,病人的故事发端,并且作为一种有自身风格的症候学而发展演变。一门小小的艺术,从某种疾病的案例中,抽离出疾病的过程,从病人那里,抽离出诗歌……”(22)所有的案例史,在这一过程之中,都在成为一种体现出人类文明实质问题的深度理解社会学的同时,还兼具了对于现代社会学的深度反思。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社会学何为?在这个意义上,野性社会学不仅要求直面生活中的爱恨与苦难,还要求对于学科本身的属性,从文明历史变迁的宏大视野中加以理解。这是奥尼尔将社会学研究视为一种文体的深层意义所在。
四、野性社会学的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中国学界向西方学界学习借鉴了诸多流派与传统,在这其中,“野性社会学”鲜少为我们所知。这一方面是因为,严格说来,野性社会学的主张并非一种理论流派,而毋宁是一种现象学式的理解他人与自我的视角与研究态度。另一方面,既然是“野性的”社会学,那么其工作就与“专业的社会学”或“主流的社会学”有所差别,这也是其处于主流社会学工作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此种理论主张不重要。奥尼尔通过其野性社会学的工作,在突破上述对于现象学社会学的一般性批评的同时,也对抗了北美社会学的科学化与专业化大趋势。就前者而言,奥尼尔继承了舒茨思想中批判性和经验性的方面(23),并将其发展为他本人工作的主要理论特征之一。就后者而言,奥尼尔在美国社会学科学化的背景下,主张理论要兼容并包,汲取更为广泛的社会理论资源,主张经验研究要重回生活世界之中的活生生的主体,反对形式主义虚无化的社会科学,并且要求社会学的道德责任与政治责任。
对于中国内地的社会学建设来说,这种理论显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理论渊源来说,虽然奥尼尔本人处于现象学社会学的传统之中,然而他的野性社会学在继承经典三大家的同时,还尤其主张以更加开放的态度,首先将经典三大家置于西方整体文明史的传统之中来加以理解;其次,还主张从更多对于现代性思考有着重大启发作用的思想家那里汲取理论的资源,以面对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所以,对于我们中国本土社会学来说,这一野性社会学的借鉴意义,首先在于打破既有理论的局限,而可以将更多的本土性(以及西方的)传统理论资源纳入到社会学理论与研究的视野中,在这一方面,已经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的尝试(24)。其次,相对于越来越具有现代专业化和科学化的社会学研究,该理论提出了另外一种充分理解生活世界的可能性视角。在这一理论态度下,对于中国本土的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的理解,也就成为了本土社会学研究题中之义。在这一方面,也有学者已经开始了相应的尝试(25)。
从研究方法来说,野性的社会学主张不拘泥于任何一种研究方法,这一点颇为类似于常人方法学的主张。只不过,在奥尼尔这里,他本人的工作特点是以深入理解的方式来反思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本身,反对严格的主客二分,要求将研究者也纳入到研究之中,在这一视角下,弗洛伊德的五篇长案例就成为了最具有理解社会学气质的“个案研究”,而社会学写作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也才能纳入到思考的范畴中。这一点在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设的努力中,在对西方社会学方法论的最前沿进展的更深入理解和反思中,也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提示。
注释:
(1)维特库斯,S.:《现象学与社会理论》,载布莱恩·特纳主编:《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363页。
(2)O'Neill John,Five Bodies: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Five Bodies:Re-figuring Relationships,Sage Publications,2004.2004年的新版较之于1985年的初版有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代表了作者在20年间隔里的新思考。
(3)O'Neill John,The Communicative Body:Studies in Communicative Philosophy,Politics,and Soci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9.
(4)布莱恩·特纳:《普通身体社会学概述》,载布莱恩·特纳主编《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7-600页。
(5)Wilson.H.T.,"O'Neill's Can(n)ons:An Interrogative Inqui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is Sociology of the Body",Conference Paper for Scholarship as a Resource of Hope:John O'Neill's Body of Work Re-Joyced,York University,2013.
(6)O'Neill John,Essaying Montaigne:A Study of the Renaissance Institution of Writing and Reading,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82/2001.
(7)阿格尔·本:《从多元的欧洲到单一的美国——美国社会理论的学科化、解构与流散》,载吉拉德·德朗蒂主编:《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460页。
(8)约翰·奥尼尔:《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9)O'Neill,John,Making Sense Together:An Introduction to Wild Sociology,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1975,pp.3-4.
(10)O'Neill,John,Making Sense Together:An Introduction to Wild Sociology,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1975,pp.8.
(11)O'Neill,John,Making Sense Together:AnIntroduction to Wild Sociology,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1975,pp.9.
(12)O'Neill,John,Making Sense Together:An Introduction to Wild Sociology,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1975,pp.10-11.
(13)约翰·奥尼尔:《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14)约翰·奥尼尔:《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15)O'Neill,John,Making Sense Together:An Introduction to Wild Sociology,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1975,P.54.
(16)O'Neill,John,Five Bodies: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150.
(17)约翰·奥尼尔:《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18)O'Neill,John,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he Soul:Freud's Five Case Studies,Sage Publications,2011,p.2.
(19)O'Neill,John,"Can Phenomenology be Critical?" In John O'Neill(ed),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1972,pp.221-236.
(20)O'Neill,John,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he Soul:Freud's Five Case Studies,Sage Publications,2011,p.2.
(21)O'Neill,John,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he Soul:Freud's Five Case Studies,Sage Publications,2011,p.2.
(22)O'Neill,John,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he Soul:Freud's Five Case Studies,Sage Publications,2011,p.3.
(23)Jehensen,R.,"Critical Phenomenology of Domination",in B.Thomason(ed.) Making Sense of Reification:Alfred Schutz and Constructionist Theory,New York:Macmillan,1982.
(24)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社会》2015年第1期;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2015年第1期。
(25)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2015年第1期。
(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