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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黑客帝国》的隐喻:秩序、法律与自由

更新时间:2018-05-17 21:31:41
作者: 高鸿钧 (进入专栏)  
虚拟世界的机器人强大无比,不然,便不足以表达人类恐惧之深,不足以彰显人类危机之重,更不足以体现人类拯救之迫。尼奥隐喻耶稣,一位黑客出身的"克里斯玛",他要破解母体自我繁殖的密码,改变等式平衡。

   然而,尼奥毕竟是凡人,要对拯救使命有信心,还需要一点外力。这就是"先知"预言的力量。预言者是希腊oracle(神谕者)的现代版。女性身份增加了预言的神秘,据说女人比男人更易着魅和更能通灵。她的黑白混色皮肤或许暗喻种族平等,但与歌星杰克逊无关,因为他曾极力把身体漂白,且同具男女性征。当然这更不是兆示奥巴马当选,因为他即便皮肤黝黑,当选后是否会把观念漂白,尚不可知。预言的奥妙在于模糊,就如生活的真谛在于糊涂,生命的真谛在于操心。与刘姥姥三进大观园不同,预言者多次出场,但她所透露的"天机"不过三条洞见:认识自己,改变的不是物象而是意念,预言具有自我实现的效应。这三条看似是平常道理,但内涵都是吊诡或悖论。自己是自我观察的盲点,认识自己是个悖论;事物的本质是观念的产物,我们对自己的观念无法同时进行二阶观察,这也是悖论;乐观的预言未必兑现,悲观的预言却往往应验,这里充满着吊诡。先知的言谈举止和周围环境都暗示她来自生活世界。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哈贝马斯寄望生活世界,希望那里的日常语言所承载的交往理性能够生成合法之法,从而降服政治系统的权力之妖和经济系统的金钱之魔。就此而言,哈贝马斯是一位预言者。

   昂格尔是另一位预言者,他宣称自由主义的形式法业已解体,取而代之的法范式或许是源自生活世界的习惯法。这种视角与埃利希的"活法"暗合。这两位预言者的预言并没有很快应验,欧陆的法典"死法"早已把埃利希的生活"活法"吞没,而美国的自由主义形式法并未解体,解体的却是预言者所创建的批判法学流派。不过,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他们的预言有些歪打正着。新商人法以商人私约的形式成为了"活法",逃避了主权的规制,托依布纳说这是埃利希"活法"预言的兑现。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来自经济系统的"活法"却成为规避劳保和环保的"腐败之法"。生活世界也许是个未经反思的习俗"荆丛"或巫魅之乡,那里流行过美国南部的《黑奴法典》,"焚寡殉葬"的印度乡之俗,或许会联想到犹太人的割肉还债之约。抛掉了锁链上的假花,并不是为了戴上没有任何花朵的锁链;否定了敷粉的发辫,并不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马克思的名言可以作为一种警示。真正自由的活法是公民自我立法,只有在交往理性滋润的生活世界才能够生成这种活法。这种活法也许存在自主公民的观念中和公民自主的行动中,存在于基本人权与人民主权的互动中。

   尼奥不是史密斯的对手,因为史密斯是尼奥的负相,正如人类不是机器世界的对手,因为机器世界是人类社会的翻版。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尼奥一定要牺牲,否则就缺乏悲壮;尼奥也一定要复活,不然就没有希望。于是,那个古老的神话--爱情,便成为了牺牲与复活的媒介,只是把传统的叙事顺序颠倒了一下:不再是英雄救美人,而是美人救英雄。性爱只能激活个体的灵魂,救世主的复活却能带动集体精神,只有"克里斯玛"与芸芸大众的相互诱惑和一道眩晕,才能成就拯救世界的伟业和壮举。这又落入了韦伯政治方案的窠臼。

   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尼奥不过是一段超级程序,而"先知"也不过如此,他们的合谋与"锡安"大众的合力,也无法应对虚拟世界的进攻,因为系统的代码早已设定,程序按其功能迫令,是其所是,成其所成,毁其所毁,灭其所灭。更何况机器人比人类更少怯懦和私心--设计时把这些基因缺陷剥除了。这就需要尼奥返回源代码,会见程序设计师,通过改变源代码改变等式平衡,改变系统的运行逻辑。马克思、尼采、福柯和哈贝马斯尽管路径不同,都认为现代性问题主要出在源代码上,都想设法改变现代社会的源代码。

   系统一旦运行起来,就会形成自我复制和自我维持的逻辑习性,就会诱导人们适应和上瘾,改变源代码必然引起程序混乱和功能失调。程序设计师只有在感到"史密斯"会失控时,才会同意尼奥的建议。改变者与维护者一场生死搏斗在所难免,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尼奥只有先染毒才能消毒,而成功意味着与"史密斯"同归于尽。通过消灭自己来消灭敌人,一如系统通过改变自己而改变环境,这本是就是一种悖论性博弈。至此,影片所演绎的古老故事,即正义与邪恶之战,似乎落下帷幕,关于耶稣牺牲自我拯救世人的新版隐喻,也已了然。剩下的一个问题则是,既然机器世界是人类社会的复制品,虚拟世界是真实社会的投影,源代码的彻底改变,是否要以"锡安"的毁灭为代价?

   对于现实社会的Matrix,人们即便能够发现源代码,返回源代码并根本改变它也几无可能。权力和金钱两个代码,控制人类社会为时已久,权戒与钱戒之难,难于毒戒与赌戒,也难于网戒与色戒,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基因的另一半,正如撒旦是天使的另一半,男人是女人的另一半,股市是赌场的另一半。这就不难理解,任何推翻过去压迫的尝试,都没有带来解放的现实,任何翻转现实统治的超越,都打造了另一种未来的统治现实。如果说传统法律承载的是等级特权,身份奴役,压抑人格、机械团结和施舍正义,那么,现代法律所内含的则是自我分层的平等,自我放逐的自由,自我分裂的人格,自我分化的团体以及自我颠覆的正义。前者是弱肉强食的历史墓志铭,后者是自我解构的现代讽刺画。解决问题的方案有时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就如医治病人的疗方常常会带来更多的病症。完美世界如同完人,只存在于幻想之中,正确的答案所以一直在回避我们,也许是因为我们过于满足现实或追求完美,因而丧失了去弊和纠错的机缘。

   诅咒过去与讥讽现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正如期待来世与盼望天国无益于苦难的解脱。树上不言树下事,十分世界在眼前,禅宗的"当下即是"显得更为脚踏实地。无论是生命政治的倡导还是交往理性的吁求,无论是对"活法"的善意期待还是"宪法爱国主义"的良苦用心,虽然对于改进社会现实都不无启示,但似乎都无法改变现代社会的"源代码"及其运行逻辑。我们以为,真正的契机和希望也许既不在于整体建构或彻底颠覆,也不在于置换源代码或理性重构,而在于社会危机的压力和对灾难的反思,因为正常时没有人会思考为什么会正常,更不要说改变了;在于有识之士的现实批判与公民大众的权利吁求,因为既得利益者大都满足并维护现状。当奴役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就把奴役当作自由,当羁縻成为一种秩序,人们就把就羁縻称为解放。

   对于社会的反思来说,一万句苦口婆心的劝谏,不如一个灾难的教训更有效;对于人类和平而言,一千个世界主义的口号不如一次残酷的战争更有效;对于系统的调整来说,一百种环境刺激不如一次重大危机压力更有效;对于民主和自由来说,数十部宪法不如一个个自主的公民更有效。故而,马克思从阶级压迫中预见了解放的动力,康德从战争的残酷中看到了永久和平的曙光,福柯从权力的规训中洞悉了个体伦理完善的重要性,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自主公民的呐喊中察觉了现代性的希望。为此,我们需要的是愚公移山的行动,是普罗米修斯的勇气,弗弗西斯的耐力,夸父追日的悲壮,精卫填海的坚持。

   有些事情永远不变,有些事情应该改变。必须坚守永远不变的事情,必须改变应该改变的事情。于社会是如此,政治是如此,法律是如此,于个人也是如此。

  

   己丑年秋

   高鸿钧于清华园

  

   【注】

   1.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2.本文为《清华法治论衡》第12卷““社会理论之法前沿””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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