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薛小荣:来自上面的革命——改革是如何葬送苏维埃政权的?

更新时间:2018-05-16 01:17:54
作者: 薛小荣  
人们把戈尔巴乔夫视为一个正常的、活生生的、自然的人,仅此一点,就使人们对他有巨大好感。”[18]所以,相比较于其他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的上台,都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到国内外的普遍欢迎。老百姓们说:“治理我们这样的国家,需要马匹那样强壮的身体,而那个人(死者)——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痨病鬼。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推我出来,我就会说:‘伙计们,算了吧!我干不了!’”[19]

  

   可以说,改革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主客观条件,破除苏维埃政权制度惰性的时代已经到来。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20]他在感谢政治局推举他为党的总书记时表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很复杂的转折时期。我们的经济需要有更大的推动力,我们的民主和对外政策也需要这种推动力”,“我们必须加速前进,揭露缺点并加以克服,看到我们光明的未来。”[21]

  

   二、为什么改革要从上面开始?——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结构及其政治特性

  

   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共产党作为政治改革的中心目标,既是改革理念的政治体现,又是改革战略的现实需要。“许多事情都取决于苏共本身及其各个环节——从基层党组织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到苏共中央能否迅速地改革。”[22]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拥有者,苏联社会的任何变化都不能脱离党的政治控制。改革只有得到党的允许和支持才能得以进行。也就是说,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开始并且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党认为自己有勇气,有力量制定新的政策,并能够领导和开展社会的革命进程。“党首先是从自己,从纯洁自身开始的。”[23]戈尔巴乔夫向全党保证,作为为了巩固社会主义,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苏联共产党,是改革的“保证人。”[24]苏联共产党作为改革的“保证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原则体现,也是由它在苏联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原则来看,苏联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斯大林指出:“党是我们国家中的领导力量。”[25]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又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工会、苏维埃、青年团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重要内容。共产党无疑应该而且必须是领导力量。“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新的一代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26]可以说,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27]。

  

   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实践来看,苏联共产党是苏联政权体系的政治核心。按照苏联宪法的逻辑,应当是苏联共产党制定政策,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政府执行这一政策和贯彻法律。但是因为苏联共产党插手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整个方案名存实亡”[28]。密洛凡•吉拉斯在分析苏联的政治权力结构时指出:“共产党人用以控制社会机构的基本方法有二:第一是党组,这是原则上和理论上的主要方法。第二是政府机构中的某些职务只许党员担任,这是实际上常用的方法。这些职务包括警察,特别是秘密警察人员,还有外交官员和军官,特别是负责情报并作政治活动的人员等,这些职务在任何制度的政府中都极为重要,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中却尤其重要。”[29]苏联共产党虽然承认政府有权及时有效地管理经济和社会领域。“然而事无巨细,均需得到党的同意。而若干重要的部,诸如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内务部,实际上完全受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控制,经费和建制仍然留在部长会议。”[30]更关键的是,“只有党员才能任警察、军官、外交官及类似的重要职位,或者只有党员才能真正行使权威,这是共产主义国家特有的不成文法;于是一种特殊的享有特权的官僚集团被制造出来了,政府和行政机构也因此而单纯化了。这样,党组便扩大了,并且或多或少地包罗了上述各项工作”[31]。于是,“党中央召集一次会议或者发表一纸文告就足以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机构”[32]。结果,党成为捍卫苏维埃“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重结构。任何改变这种作用的企图都被认为是‘破坏基础’。”[33]

  

   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运行规则来看,“总书记-第一书记”的权力网络体系有力保证了党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全方位的领导。戈尔巴乔夫指出,要弄清苏联政治体制的内部结构和机制,“搞明白共和国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特殊作用就十分重要。他们是体制的一个主要支柱。尽管存在机关在部门和行政上的分散性,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通过他们连接成为一个统一的体制。他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占大多数,总书记实际上是由他们投票选出的,仅此一点似乎就使他们处于特殊的地位”[34]。第一书记的作用只有过去沙皇省长的地位可以与之相比。一切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让全部地区管理机关甚至选举产生的机关都适合他的需要。任何任命都不可能绕开他们,任何稍微像样的领导职务都上了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的官名录。甚至在企业或者学校隶属联盟部的情况下,部长也不能撇开第一书记、未经第一书记同意就任命什么人。只有军工综合体这个“国中之国”可以例外。然而即使那些单位也都尽量考虑地方领导人的意见。但是,第一书记的权力来自于政治局,更来自于总书记的信任。“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政权体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职位和巨大权力不是人民给的,也不是差额选举的结果,而是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本人——给的。这就是第一书记地位的薄弱环节和自相矛盾之处。每个人都很清楚,只要上面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就立刻失去权力和职位,立刻失去总书记的信任。”[35]因此,党的最高机构的领导作用和无所不至的作用并无任何明确的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其政治权力却是无所不包、无处不在。

  

   正是基于对苏联政治实情的深刻了解,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运动”只有在发端于党内的条件下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任何别的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组织,想发挥类似的主动精神,那是注定会徒劳无功的,会遭到社会“政治核心”所排斥,也会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对现行制度的蓄意诋毁。这就是说,只有兴起于党的怀抱之中、由党的领导人来推行的事情,正统派人士才能勉强地容忍下来。戈尔巴乔夫指出:“也许,党内确有不愿见到任何变革的阴鸷的保守分子,还有那些预感到改革对他们的利益会构成威胁的党僚们,对改革抱着十分警觉的态度。但大多数共产党员意识到必须对现行制度进行深入的改革。正是作为一个组织的苏联共产党,才是变革的首创者。”[36]

  

   三、为什么苏共在改革中最终走向失败?——民主选举、政治活力与威信

  

   尽管戈尔巴乔夫始终强调苏联共产党是改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并通过党内惯用的干部人事更迭来推进改革,但是随着改革进入到1987年以后,他越来越感觉到党已经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无论是已经习惯于旧的一切的“老”干部,还是在改革旗帜下提拔上来的“新”干部,对“改革”都有着自己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往往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在党内,特别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随着改革的日益加快,对改革的走向、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等政治敏感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戈尔巴乔夫承认:“这个过渡原来是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首先是因为极权主义制度具有很大的惯性。构成极权主义制度牢固的国内骨干的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抵制。权势官僚分子加强了抵抗。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过去把整个国家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须得放弃自己的无限权力和特权。因此整个改革时期就充满了改革力量与那些抵制改革和那些特别在头两年之后开始简直是破坏改革的人之间的斗争,开始是隐蔽的,后来则是公开的,甚至是当众进行的斗争。”[37]

  

   那么,如何才能使党内业已形成的反抗力量不至于重演赫鲁晓夫的历史悲剧呢?为了寻求遏制和对抗党内保守势力的政治力量,戈尔巴乔夫决定迈出最关键的一步——实行竞争性政治选举。1988年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了长达4小时的政治报告。“整个报告就贯穿着如下思想:让人民更加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为每一个民族今后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划分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的职能。”[38]戈尔巴乔夫向代表们解释了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他说:“问题首先在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应该承认),在某一个时期,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结果不仅使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独裁,而且使大批镇压和目无法纪的行为有可能出现。那些年形成的行政命令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个体制。”[39]行政命令管理体制带来的代价是严峻的:出现漠不关心,群众的社会积极性下降,劳动者疏远公有制和管理。因此,应当有勇气承认:“假如政治体制仍然不动,仍然毫无变化,那么我们就无法实现改革的任务。”[40]

  

   按照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决议,苏联共产党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第一次面临民主选举的政治考验。1989年3月,全国性选举运动正式开始。选举运动开始后,立即成为全国居民政治化的强大动因。几十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合法的机会,能够发表与党的机关正式确认的观点不同的看法。竞选运动将代表的候选人分为两大集团。一个集团是背后有党的机关撑腰的那些候选人,另一个集团是违反党机关的立场、为争取被选举权而斗争的一些人。这是一些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不同的人,他们或者是社会民主派和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家,或者是基督教民主派和知名记者。他们与党的机关相对抗常常得到选民们的大力支持。有时,一些共产党官员精心策划一场没有竞选对手的选举,可往往遭到“不选名单上任何候选人”这样的打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尤里•索洛维约夫在总共24万张选票中只获得其中的一万张选票,就这样在一场没有对手的竞选中失败。“列宁格勒选民胆敢把州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选下去一事,有些人将其称之为(1917年10月革命之后)又一次彼得堡革命。”[41]索洛维约夫是政治局中唯一一名遭受这种难堪的候选人,但是较低层的共产党候选人在许多选区都遭受了他这种命运的嘲弄。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说:“正如一位俄罗斯朋友所言,在没有对手的选区失利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种不一般的人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还比比皆是。”[42]

  

选举运动给苏维埃政治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它向公众传达了这样的政治信息:只要你认真尝试,你就能够在选举中击败官方提名的候选人。博尔金承认:“由于苏共多年执政,部分居民形成了一种顽固的偏见:不愿接受党的代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999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