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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略论晚清小说的“新党”形象

更新时间:2018-05-16 00:11:44
作者: 欧阳健 (进入专栏)  

  

   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晚清“新小说”,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地上改革维新事业的产物,是新小说家在被严复称为“吾国长进之机”(《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外交报》第九期,1902年5月2日)的形势下,对实现中国的民主富强所交的一分爱国主义答卷。

  

   在新小说作家笔下,涌现了令人注目的新型人物群象──“新党”。对于中国小说史上这一亘古未有的新动向,以往的研究或是重视不够,如阿英就认为:“晚清小说的主人公,一般地说,不是那些赴汤蹈火的群众、英雄与爱国志士,而是贪污与媚外的官僚与其瓜牙、是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买办(汉奸),还有,就是一些市侩主义的人物,和洋场才人,臭文人之类的知识阶级。”(《略谈晚清小说》,《阿英文集》第906-907 页);或是干脆将那些揭露“新党”自身存在的问题或缺点的作品,简单地归到“反动作品”的行列中去。因此,正确评价这类形象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上的成败得失,对总结晚清小说的历史经验,乃至对现实改革题材小说的创作,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从根本上讲,“新党”人物形象是“小说界革命”的直接产物。从戊戌变法失败的痛苦思索中和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广泛考察中,梁启超悟得了“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我民”的道理。他说:“夫吾国言新法数千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者也。”(《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新民丛报》第一期,1902年2月)本着“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信念,他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主张,并亲自执笔创作了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借助艺术的形式宣扬“靠一国的人民自己”去“做一国的大事业”的宗旨。而后李伯元编辑出版《绣像小说》,所持宗旨是“醒齐民之耳目”、“开化夫下愚”、“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与梁启超的“新民”、“教育国民”,在大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新民”、“教育国民”也好,“醒齐民之耳目”、“开化夫下愚”也好,该由谁去“新”、去“醒”,谁去“教育”、去“开化”呢?在晚清小说作家心目中,答案当然是那些自身已“新”、自身已“醒”的先进的中国人了。《新中国未来记》说:

  

   你看自古英雄豪杰,那一个不是自己造出自己的位置来?就是一国的势力,一国的地位,也全靠一国的人民自己去造他,才能够得的;若一味望政府望当道,政府当道不肯做,自己便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了,岂不是自暴自弃,把人类的资格都辱没了吗?

  

   为了收到“新民”、“醒民”的成效,小说家不能光在作品中空谈改革、革命的道理,他得将自己的理想意念化为艺术形象,塑造出一批能够“造出自己的位置来”的英雄豪杰才行。堪称当代英雄豪杰的,就是能够“新民”、“教育国民”的新党,就是在变革社会的实际斗争中,涌现出的职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目标的提出和改革形势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现实也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改革是一项需要动员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的巨大工程,为改革事业所急需的各种人材,遂得应时而起,大显身手。这批识时知机的人物,逐渐汇成一个色彩斑驳的群体,他们往往以“新党”自命,或被时人目之为“新党”。这两类人物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小说家所取资的对象,成了新小说里令人瞩目的主人公。

  

   但潮流涌来,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其时有一篇题为孑遗所作的《舆论论》说得好:

  

   党人者,以一部分人之意思而欲举国之人皆准其意思以奉行者也,故以制造舆论为独一无二之手段。然党有公私之辨,即其制造之舆论,与国家有兴废存亡之关系。欧阳修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公私之辨,判若鸿沟矣。千古国家之兴亡于党人之手者,更仆难数,而吾敢断言之曰:国有公党者兴,有私党者亡。公党者,以谋国家共同之利益,保国家共同之幸福为目的者也,故国家兴;私党者,以谋一部分人之利益,保一部分人之幸福为目的者也,故其制造之舆论,同时即有害于公党之所为,而蹙国家之命脉,国欲不亡,乌可得乎?

  

   (《夏声》杂志第二号(1907))

  

   这篇文章一针见血道出了在号称“新党”的营垒中,存在着“公党”、“私党”的原则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任何一个有志于做“新党”的人,首先得问一下自己:是做一个“公党”?还是做一个“私党”?人们在观察“新党”的时候,也得首先问一下:他是一个“公党”?还是一个“私党”?晚清社会现实的这种复杂微妙的变化,既为新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素材,也激发了小说家将“新党”人物写进作品的创作冲动。

  

   二

  

   从《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黄克强,到《血泪黄花》中的黄一鸣,“以谋国家共同之利益,保国家共同之幸福为目的”的“公党”人物形象画廊,熠熠生辉。这里有爱国的英雄华永年、夏震欧(《瓜分惨祸预言记》)、黄祸、关关(《自由结婚》),有一心改革的志士宁孙谋、魏淡然(《痴人说梦记》),有鼓吹妇女解放的沙雪梅(《女狱花》)、金瑶瑟(《女娲石》)、黄绣球(《黄绣球》)、黄英娘(《中国新女豪》)、袁贞娘(《女子权》),有坚决与洋商斗争的实业家李伯正、范慕蠡(《市声》),有提倡教育的巧姑(《枯树花》)、晋夫人(《闺中剑》),有以科学技术救国的豪杰东方文明、华自立(《新石头记》)、黄之盛(《新纪元》)、黄震球(《电世界》)、苏汉民(《新中国》),可谓琳琅满目,千姿百态,正面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追求,构成了新党形象所体现的救国与改革的主旋律。

  

   《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开列了一份新党的“同志名单”,计有湖南二人,广东六人,浙江四人,福建二人,江苏一人,河南一人,山东一人,四川二人,直隶二人,江西一人,湖北一人;官吏、富豪、游勇、学生、革命家各种身份的人都有,且有女士三人,充分展示了新党的浩大声势。内中山东孔弘道,深究法理,人极血诚,他从小游学日本、美、英、法、德诸国,曾与民间各志士奔走国事,下狱两次;新政府立,任国宪局起草委员,转学部次官,后以病辞职,专尽力于民间教育事业。女士中的王瑞云,胆气、血性、学识皆过人,往欧洲留学。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精英,新党中的佼佼者。按照作者的构想,由于新党的努力奋斗,中国实现了统一强盛的美妙未来:为庆祝维新五十周年,诸友邦皆遣使前来庆贺,其中既有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此三国为向来侵凌中国之列强),又有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牙利大统领及夫人(此二国与中国皆为弱小之国),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上海开设大博览会,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连江北、吴淞口、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标志着中国经济的空前繁荣;各种学问、宗教联合大会在此时召开,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标志着中国学术的空前昌明。梁启超确信:“新旧相争,旧的必先胜而后败,新的必先败而后胜”,“少年中国”的朝气与沉郁练达的思考就这样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凝聚在一起,产生了新的气势和力量。

  

   作为人学的文学,《新中国未来记》着力塑造了黄克强、李去病这两位晚清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党的正面形象。“活像黑旋风李逵”的率真铁汉李去病,抨击政府当道:“现在他们嘴里头讲甚么‘维新’,甚么‘改革’,你问他们知道维新改革这两个字,是恁么一句话么?他们只要学那窑子相公奉承客人一般,把些外国人当作天帝菩萨祖宗父母一样供奉,在外国人跟前够得上做个得意的兔子,时髦的倌人,这就算是维新改革第一流人物了!”显示出梁启超并未对清廷的改革陷入盲目的乐观,更未堕入廉价的捧场。而由黄克强为代表的稳健派,更提出了“我们是中国人做中国事,不能光看着外国的前例,照样子搬过来;总要把我中国历史上传来的特质,细细研究,看真我们的国体怎么样,才能够应病发药的呀。”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确有谋深虑远之长。

  

   《自由结婚》以饱满的激情描写了一对绝世英雄黄祸与绝代佳人关关,他们“靠着自由的精神,倒转乾坤,转移时局,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把已亡之国,变成自由独立之雄邦”。这篇作品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为线索,贯串以爱国主义的主题,可以说是开了后世十分流行的这一小说程式的先河。不仅如此,小说还将“结婚自由”同“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进行比较,说“愿我自由的男男女女,爱一切自由如结婚一般,我祖国就不怕无自由之日了。”将极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化为可感可触的日常体验,“用寻常儿女的情,做那英雄的事”,这也是《自由结婚》之首创。

  

   《瓜分惨祸预言记》描写了一批志士仁人,满怀爱国主义激情,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奔走。女英雄夏震欧于举国皆亡之际,倡立兴华邦共和国,被推举为大统领,自谓“这中国就是我夫;如今中国亡了,便是我夫死了,这兴华邦是中国的分子,岂不是我夫的儿子么?”誓为中国“抚孤”,不及嫁人。华永年领导漩潭乡实行自治,说“中国乃其爱妻,而今所存之兴华邦漩潭,乃遗留之簪珥也”,故曰:“吾有一强壮美丽之妻,已经亡失了,剩这遗留簪珥,吾望着,每暗自神伤,不忍复娶也。”思想境界都与关关、黄祸相仿而真情过之。史有名引发炸药炸死洋人,不防烧断两腿,半身焦烂,临死犹说:“我们今日不死,到了没有国的时候,到东被人逐,西被人杀,……那时也是死,倒不如今日战死了,尚留些英气在世间。”这一大群“竭我心血,尽我心力”,以图挽救国家危亡的英雄人物,都是旧小说中所从来不曾写过的新的人物典型,他们的忠义之气,直逼云霄。

  

   与出自革命派小说家之手的“新党”形象大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不同,李伯元的写实作品里的“新党”人物,则显得更为真切,更富生活气息。如《文明小史》描写了一个进过外国学堂的王济川,听先生讲如何叫做“自由”,如何叫做“平等”,“犹如几年住在空山里面,不见人的踪迹,忽然来了一位旧友密切谈心,那一种欢喜的心,直从肚底里发出来”。他见家童对自己竟同百姓怕官府的样子一样,便正言说道:

  

   论理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不过你生在小户人家,比我穷些,所以才做我的家童。我不过比你多两个钱。你同为一样的人,又不是父母生下来应该做奴才的;既做了奴才,那却说不得干些伺候主人家的勾当,永远知识不得开,要想超升从那里超升得起?我新近读了《汉书·卫青传》,卫青说:人奴之生,得免笞辱足矣!中国古来的大将军,也有奴隶出身;当他做奴隶的时候,所有的想头,不过求免笞辱,简直没有做大事业的志向,岂不可叹?我如今看你一般是个七尺之躯,未必就做一世的奴才。如来说:诸佛众生,一切平等,我要与你讲那平等的道理,怕你不懂,只不要见了我拘定“主人”“奴才”的分儿就是了。

  

以主人的身份,向奴才发布平等的宣言,在晚清小说史上,王济川是第一位典型。还有一位钮逢之,向母亲宣传婚姻的改良,表示一定要娶学堂里的女学生,理由是:“他既然读书,晓得了道理,自己可以自立,那个敢欺负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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