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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融:中国法院如何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以法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为分析对象

更新时间:2018-05-15 23:21:04
作者: 孟融  
上诉人陶仕举与被上诉人陈道敏房屋相邻,且房屋间有一块经水泥硬化的院坝。但上诉人陶仕举在被上诉人陈道敏的房屋前修建了1米多高的围墙,致使被上诉人无法通过院坝出行。一审法院支持了陈道敏的请求,并引用了古代“六尺巷的邻里礼让”典故,告诫双方当事人应当“争做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守法公民,妥善处理相邻关系”。在二审判决中,法院又对一审判决进行了维持。[17]又如,在“黄俊与陈某某相邻纠纷案”中,被告黄俊在对房屋装修的过程中,在二楼卫生间外墙进行扩建装修影响了陈某某卧室的采光,双方因一系列装修、扩建问题发生纠纷。法院在处理该案的民事判决书中引用了“远亲不如近邻”的谚语,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看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18]由此可见,法院在裁判涉及邻里关系的案件方面,也充分贯彻以及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次,就“赡养与继承纠纷”的案件而言,法院在作出最后的判决结果时,也会充分考虑“赡养老人”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将其作为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以此来维系社会团结。在该类案件的裁判文书中,也可以发现“敬老尽孝,赡养老人,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这样的表述。[19]最后,维系社会团结的公共政策因素还体现在法院对日常“买卖合同纠纷”的裁判之中。例如,在“汪建明与嘉兴百茂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中,原被告双方均在诉讼中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在该案一审的裁判文书中,法院就提出了“诚信是为人之道,是立身处事之本”的话语,并指出诚实信用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20]在此类案件中,法院主要通过强调买卖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以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维系社会团结的公共政策因素。

   如上所述,中国法院在对婚姻纠纷、邻里纠纷、赡养与继承纠纷、买卖合同纠纷这四类案件的裁判中,呈现出了明显的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系社会团结的倾向。法院通过对这四类案件的裁判,分别贯彻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蕴含的“维系和谐美满家庭”、“保持和谐邻里关系”、“尊敬赡养老人”以及在买卖合同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等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因素。

   (三)维系个人权利的公共政策因素

   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与维系,是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中所呈现出的最后一类公共政策因素。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对个人权利的维系,主要体现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的情形,集中表现在劳动合同纠纷的案件中。在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法院在对该类案件进行裁判时,往往会呈现出保障弱者的倾向。

   关于法院通过创制公共政策对弱者的保护,国内学者对此有过一些研究。例如,张友连博士在法院对弱者保障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将法院所创制的公共政策区分为“境遇上弱者保护公共政策”、“制度上弱者保护公共政策”以及“生理上弱者保护公共政策”,[21]其侧重点是法院对公共政策的创制功能。而实际上,在对现实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法院在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会通过典型案例的发布以及对具体案件的裁判,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推演出维系个人权利的公共政策因素。这类维系个人权利的公共政策因素,可以概括为:一方面,用人单位应当“诚实守规”;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也应当做到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障。就用人单位应当“诚实守规”而言,在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8月23日所发布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中,“伊春某旅游酒店有限公司诉张某某劳动争议纠纷案”就体现了这一原则。在该案中,张某某在另外一家企业停薪留职,事实上在伊春某旅游酒店工作,但未与该旅游酒店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张某某以伊春某旅游酒店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离开该公司,并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赔偿。仲裁委员会支持了张某某的部分请求,但伊春某旅游酒店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无需支付张某某的各项损失。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认为,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却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及剩余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的典型意义界定为“诚实守规”,并认为在上述情形下,用人单位与企业员工之间发生的纠纷应当按照劳动关系进行处理。[22]此外,在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障方面,则主要涉及到对劳动者基本生存权的保障,以及对“工伤”的认定。例如,在“李洪涛与常山县巨龙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等运输合同纠纷上诉案”中,当事人双方就巨龙公司是否应向李洪涛支付运费这一问题发生了争议。二审法院援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这一价值,认为巨龙公司应当配合向李洪涛提供证据,否则李洪涛无法主张运费将间接影响其本人以及家人的生存权与人格尊严。[23]又如,在一起涉及“工伤认定”的“朱雪琴与咸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资源行政管理-其他行政判决书案”中,原告朱雪琴的丈夫系政府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回家往返(用人单位未为其提供住宿),其在回家途中突然发病身亡。法院判决认为,从《劳动法》到《工伤保险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来看,立法意旨均在于保护弱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认定人社局“若作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行政认定,应该更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由此可见,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呈现出了保障个人权利的公共政策因素;另一方面,地方法院在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文书中所进行的说理论证及其裁判结果的作出,也贯彻了对个人权利保障的公共政策因素,并且凸显了对诉讼双方中较弱势一方的关怀与保障。


三、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内涵

  

   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所执行的公共政策,可以被推演分解为各种具体的公共政策因素。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正是对这些具体公共政策因素的执行。为了加深对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理解,应当分析法院在对具体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实践内涵。而这一实践内涵包括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主体、方式以及策略选择。

   (一)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主体

   透过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可知,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主体毫无疑问是法院。但是就执行公共政策的法院而言,又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依照其在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发挥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制定政策的最高法院”以及“执行政策的地方各级法院”两类主体。[25]

   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第一类主体,是制定政策的最高法院。在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在执行公共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主要功能是制定政策,以充分发挥其作为“最高法院”的影响力,以及其对地方各级法院和其他社会主体的“辐射作用”。[26]由于居于法院系统的最高等级,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政策、制定规则方面具有充分的优势。例如,在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中,最高人民法院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12月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先是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4号)这一规范性文件,意在法院系统内部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容进行规定;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分别在2016年3月10日、2016年8月23日分两次发布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共20个,以规范地方各级法院的裁判行为。前者为最高法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可将其视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一项“典型”的公共政策;而后者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其意在指导司法裁判本身,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公共政策的作用,因而也可视为是一种形式的公共政策。[27]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的目的意在规范裁判行为以统一司法裁判,因此,可以将其视为广义裁判权运作的一部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执行公共政策,也可将其看作是在通过司法裁判对公共政策的执行。由此可知,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所处的“最高法院”的特殊地位来看,其在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更多情形下所扮演的是一个“政策制定者”的形象,扮演的是一个“公共政策法院”的角色。[28]

   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第二类主体,是执行政策的地方各级法院。相较于最高人民法院,由于地方各级法院在整个法院系统中所处的等级位置,其在公共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制定政策,而是执行政策。[29]就法院系统而言,虽然其最主要的职能是裁判,但同时,法院在其系统内部也承担着以组织建设为基础的行政管理职能,其也受到“科层制”的支配与影响。[30]而正是在“科层制”的支配与影响下,地方法院执行公共政策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方面,基于执行公共政策“自上而下”的视角,[31]地方各级法院必须要对上级法院的公共政策予以贯彻和回应;另一方面,其所回应的方式,除了发布司法文件予以贯彻之外,地方法院还将公共政策运用于对具体案件的审判之中。这种运用既表现为在裁判文书中对政策的直接援引,将之作为裁判结果的一项说理依据;又表现为其最终的裁判结果所蕴含的公共政策因素,体现的公共政策意义。而地方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则主要体现在其援引公共政策进行说理,也就是说,将公共政策以一种技术化的方式纳入到裁判文书之中,通过对个案的裁判,以展现个案裁判结果所具有的公共政策意义。

   (二)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两种方式

   基于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两类主体的不同,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主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方式,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对公共政策予以执行。这种对典型案例的发布,既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某一特定事项A而发布一系列的典型案例,又表现为其在针对其他事项B而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该典型案例也能体现出对这一特定事项A公共政策的执行。例如,在法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专门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共20个;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婚姻家庭纠纷”、“涉民生执行”与“合同纠纷”而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这些案例的裁判结果也能体现出最高人民法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与执行。比如,在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婚姻家庭纠纷”而发布的 “余某诉余某望抚养费纠纷案”中,余某的父母经法院调解离婚,余某由其母亲抚养,其父余某望一次性给付了抚养费23000元。但是余某的母亲没有固定收入,余某在上小学期间,诉至法院要求其父余某望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直至余某18岁为止。在法院对该案的判决中,支持了原告余某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婚姻家庭立法都遵循了“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未成年人利益优先原则”,而该判决保护了在离异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并明确指出了这一判决契合了尊老爱幼的传统家庭美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32]

第二种是间接的方式,也就是地方法院在对具体案件的裁判中,将公共政策的内容纳入裁判文书,通过裁判文书说理的方式,经由个案裁判完成对公共政策的执行。但是,这一公共政策因素并不是法院作出裁判的主要依据和直接依据,法院作出裁判的主要依据依然是现行法律,而这些公共政策因素所发挥的只是补充论证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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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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