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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现代中国的二种危机与三大思潮

更新时间:2018-05-15 00:50:27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年代。自先秦以来,这样的大转折时代并不多见,除了春秋战国和魏晋,就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蔓延至今、而仍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

   这一转型,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思想意识的转换,因而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就成为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史。

   思想史与一般的知识史、学术史不同,它涉及的对象并非知识领域的一般或专业的知识,而是曾经或者能够对社会和时代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潮、观念和公共意识,换而言之,它也是一部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

   在传统中国,儒家文化曾经长期扮演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它不仅有一套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文化,而且其背后还有整个基层的宗法家族制度和上层的大一统王朝帝国制度作为建制化的保障。

   尽管儒家意识形态经历了汉代的阴阳五行宇宙论和宋明理学的几度变化,但作为一种普遍而稳定的思想范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叶。

   然而,1895年以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加速崩溃,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大一统王朝帝国制度的解体和宗法家族制度的式微,从根基上动摇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社会建制,从此儒家成为缺乏社会基础的孤魂。它之所以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其原因大半于此。

   张灏把1895年到1925年即从甲午到五四这三十年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转型时代”,即从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的时代。 这意味着,这一“转型时代”是20世纪与已往历史联结和沟通的桥梁,正是从这里出发,形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和基本命题。

  

价值意义危机

  

   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问题意识首先面对的是转型时代的严重而深刻的危机。宋明以后儒家意识形态的基本命题是所谓的“内圣外王”,其中一个是与个人安身立命有关的信仰或意义问题,另一个是由个人修身(内圣)推导出来的社会秩序安排(外王)的问题。

   按照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规划,当社会中的君子都以道德的自觉修身养性,并由己而外推,一步步将儒家的仁义原则扩大到家族乃至国家、天下,不仅个人获得了生命和宇宙的永恒意义,而且也将实现圣人所期望的礼治社会。

   然而,“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主义到20世纪初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概括地说,传统的危机表现有两个基本的层面: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和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

   对此,五四启蒙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两大主张,希望以科学的方法克服意义的危机,以民主的蓝图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内部的分化,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愈加复杂和分歧,现代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自明的范式,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之下,分化成多个尖锐对立和紧张的思想模型。

   简单地说,分化成三个现代的思想阵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新保守主义。它们对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各有各的解决之道,但又因此带来了新的问题,不仅传统的危机没有得到舒解,反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加剧了危机本身。

   可以这样说,除了短暂的个别时期之外,这两大危机笼罩着整个20世纪中国,至今没有获得解决,而且将这一问题遗留到了下一个世纪。

   我们先看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儒家原来所建构的那套意义系统,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仁学为中心的人生观,曾经维持着中国数千年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的信仰和意义世界。只要按照儒家的那套修身的方式去做,生活就是有意义的,最终可以达到与自然融合的天地境界。

   然而,到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和社会结构急遽变迁的双重冲击下,这一儒家提供的意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崩溃,从而使得从士大夫到一般民众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和虚脱。

   张灏曾经将儒家的意义危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道德取向的危机。儒家的基本道德价值取向由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和以仁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组成。

   在1895年以后,先是儒家的三纲为核心的规范伦理受到到谭嗣同等人的激烈批评,随后,儒家的德性伦理——以仁为核心的君子理想和以天下国家为轴心的社会理想,也在五四时期受到全面挑战,尽管德性伦理的若干形式还保留,但其内容已经大大地西化了。

   第二个层面是精神取向的危机。儒家学说过去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宇宙、自然、生命和人生的来源和意义架构,它组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世界观。到20世纪初年,这一世界观已经遭到了全面的质疑,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深刻的精神虚空。

   第三个层面是文化认同危机。中国过去所持有的世界意识是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天下观念,西方列强的侵略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接受了现代国际观念,从而使得原来的文化认同、对自我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颠覆。凡此种种,组成了一个深刻的、全面的意义危机,贯穿了20世纪大部分时期。

   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如此严重的意义危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种特殊现象。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宗教改革的成功,世俗层面的科学化和理性化,尽管夺去了原来属于宗教解释的自然和社会领地,然而,在道德规范、伦理德性和终极价值等形而上层面,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目中依然保持强大的、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

   相形之下,由于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独立于社会政治系统的宗教,当儒家的社会建制崩溃之后,其信仰系统也难以继续维持。虽然通过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的重新诠释,儒家作为一种学理继续得以发扬光大,但它到20世纪与广大的民众、与一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脱离,只能成为学院大墙内缺乏社会背景的孤魂。

   在五四运动中,启蒙者们踌躇满志地相信,西方的科学和理性应该也可以解决信仰的问题,科学可以成为一种最可靠的人生观,它可以提供给现代人一种确定不移的意义世界。20年代初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场关于如何应对意义危机的大争论。结果是以科学主义的胜利而告终。

   科学主义果然能解决中国的意义危机么?正如郭颖颐所指出的,中国的科学主义,有两种形态:经验论的科学主义和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前者主要是自由主义的,后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

   他们都力图用科学主义的方式,在中国重建一种包括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在内的新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不过,无论是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者,还是唯物论的科学主义者,最终都没有解决20世纪的信仰危机,反而使得这一危机更加严重。

   先来看经验论的科学主义。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相信,科学是一种万能的方法,它不仅可以认知客观的世界,也可以建构起一个“科学的人生观”。然而,正如石元康所指出的,自由主义所欲追求的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一个最大的不同,乃不再是一个目的论的宇宙观,而转而成为一个机械论的宇宙观。

   在过去儒家或基督教目的论的宇宙观中,每一个事物在世界中都是有意义的、有理由的,这个世界因而也充满了意义。但自由主义所建构的现代世界,如休谟所说,事实与价值完全分离,应然与实然分离。在机械论宇宙观中,事物之间只是机械的、因果关系,所谓意义只能到实然的世界外去寻找。

   更重要的是,事实与价值一旦分离,就意味着价值无法客观地被检验,现代的意义世界就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世界,只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偏好和选择而已。价值上的“好”与道德上的“正当”分离,现代世界的人们只能就社会公共的规范伦理在正当性问题上达成共识,而无法在德性伦理上完全一致。

   自由主义在价值问题上是中立和缄默的,它宁愿把信仰留给宗教而自我缺席。而现代社会主流思维的科学精神,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在工具理性之下,每个人的行为都有自己特定的目标,我们只能判断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是否合理,却无法判断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当目标是更高一层目的的手段时,我们却无法判断那终极目标的合理性。

   因此,在终极的信仰层面、在意义的世界里,完全是主观的、非理性的,对你是神的东西,对别人可能是魔鬼。 这就是自由主义所追求的多元的、众神并立的现代社会。

   科学作为对实然世界的一种认知工具,根本无法解决应然世界的价值和信仰问题,反过来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加剧了现代社会的意义危机。当宗教影响还比较强大的时候,自由主义所造成的这一危机还不显著。而对于本来就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当20世纪作为宗教的替代物儒家学说崩溃以后,在信仰领域便出现了一大片真空。

   中国的自由主义企图将科学的工具理性提升为价值理性,成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无疑越过了科学自身的合理性界限,也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初衷。经验论科学主义在信仰领域的失败,再一次表明自由主义其实与意义世界无涉,它无力解决20世纪中国的信仰危机。

   如果说经验论的科学主义多为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话,那么唯物论的科学主义的代表则多为吴稚晖、陶希圣、陈独秀等党派型知识分子。根据刘青峰的研究,在对科学的理解上,前者强调的是方法,而后者更看重的是一般的知识。

   由于在中国的直观理性结构中,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具有常识一样的合理性,所以作为知识的科学要比作为方法的科学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因而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在中国知识界拥有更广阔的市场。

   它在中国不仅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认知的自然观和宇宙观,而且也同样被看作是受必然因果律支配的可以信仰的人生观。而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在历史领域又往往导致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它后来转变为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人生信仰,即以辩证的、唯物的必然因果为主导,用服从历史客观规律的必然性来取代个人的选择自由,否认自由主义的多元价值,以道德立场优先原则,重建一个革命的、能动的人生观。

   也就是说,只要遵循必然的客观历史规律,发挥主观的能动性,融合于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人们就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个人就能在人类整体的历史中实现永恒。到20世纪中叶,这一新意识形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普遍接受,纠缠了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信仰危机暂时获得了解决。

   然而,新意识形态系统由于其道德上的高调性质,多适合于革命与战争的非常时期,而无法应对常态的世俗社会。它对人性的过高估计和对个人自由意志的严重忽视,使得这一信仰不是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勉强维持,就是流于普遍的道德虚伪。

   最后,当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又重新开始自己的世俗化进程时,新意识形态如同当年的儒家文化一样,也发生了严重的意义危机。随着信仰世界的重新真空化和工具理性的高扬,这一危机不仅具有传统的性质,而且也带有现代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综合症状。

  

社会政治危机

  

   与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同时发生的,是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一个社会要得以维持,必须要有一套为社会所有成员普遍接受的合理性规则。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儒家的礼治提供了符合那个时代正义标准的规则秩序。

然而,到20世纪,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秩序全面解体,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如何建立一个符合自由与平等理想的新的正义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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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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