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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现代中国的二种危机与三大思潮

更新时间:2018-05-15 00:50:27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成为社会重建的首要目标,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自由与平等,虽然是现代性的两个双重目标,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对它们作出了学理上的承诺,却无法在实践层面予以圆满的解决。到20世纪上半叶,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几乎是同步地,这一危机和调整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正义秩序的理解和现代化实践的选择。

   在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方古典的资本主义文明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卡尔·博兰尼认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四根制度性支柱之上:霸权均衡制度、国际金本位制度、自律性市场制度和自由主义国家制度。其中,金本位制度最为关键,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就与金本位制崩溃有关。而金本位的基础和母体却是自律性市场制度。

   博兰尼指出:“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含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假如不废绝社会之人性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在任何时期存在,它会摧毁人类并把他的环境变成荒野。而无可避免的,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哪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到社会。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展成一种一定的模式,并且终于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

   自律性市场制度将人类图利的动机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而且提高到日常行为的准则。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却证明,虽然它承诺了个人的自由,并相信自然秩序是和谐的,但由于其以一种非道德的市场属性,无视社会结构的公共正义和人类福利,没有节制地追求个人私利,使得社会的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共有意义无法生存。

   财富和权力两极分化的结果,令社会不得不反弹,发生一系列的保护运动以免遭崩溃。这种保护又倒过来损害了市场的自律。最后,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在经历了百年辉煌之后,到20世纪逐渐显现其内在的两难困境。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强烈地表明这个文明迫切需要改善了。

   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加深,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也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思想界。从20世纪初开始,开始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中国,在社会思潮层面也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同步。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左右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广泛影响了保守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等各类中国知识分子。

   以90年代“历史终结论”的眼光回过头来看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狂热,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置身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背景,一个人不信仰点社会主义,才真正有点不可思议。

   另一方面,从20世纪中国自身的历史分析,社会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比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更尖锐、更突出的社会问题。根据吴承明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1895—1913年期间,是初步发展时期;1914—1920年期间,是进一步发展的时期;1920—1936年期间,是资本主义化的时期。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大幅变迁,主要发生在1914年以后,从1914到1936年,这二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经济的发展深刻地颠覆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城乡一体化结构,造成了都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的严重的二元结构。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也出现了,而且以一种传统中国从未有过的尖锐方式出现。

   一极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得到巨大利益的政治/军事统治集团和具有垄断性质的金融资产阶级,另一极是随着内地和乡村日益凋蔽而生活每况愈下的底层农民和城市贫民。

   如果说在1936年以前,由于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程度的话,那么,到40年代以后,因为战争而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使得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在这普遍的贫困之中,上层利益集团却借助垄断的权力,大发国难财,严重的结构性腐败令少数权贵占据了社会大部分的稀缺资源。

   这样,社会的正义问题——分配的公正和经济的平等,就成为与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问题。谁抓住了公正这面旗帜,谁就将获得民心,获得底层社会的支持和呼应。

   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是对社会正义问题回应的产物。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曾经是启蒙思潮的一部分,当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尚未分化的时候,社会主义曾经是他们共同的理想。

   到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分道扬镳,双方爆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虽然他们在反对资本主义、向往平等和正义等问题上依然有一些共同的思想预设,但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具体的道路选择上,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以激进的革命姿态,师法苏俄的道路。他们高举社会平等的大旗,及时地回应底层民粹主义的要求,到3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意识形态的上风,最后以人民的名义,实现了改朝换代的目标。

   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五四时代开始,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调和。

   欧美的自由主义,从17世纪的苏格兰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经19世纪边沁、密尔的功利自由主义,发展到20世纪初,由于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暴露出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在宏观经济控制和分配伦理上的种种弊病。

   开始与其他思想流派如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杂交,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修正趋势,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西方自由主义人物来说,美国的杜威属于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而英国的拉斯基则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

   尤其是拉斯基,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杜威。他的费边社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修正的自由主义理论,在保留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个人自由、民主政治的同时,力图将它同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调和起来,从而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部发展出一变种,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

   这种试图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对于中国自由主义来说,是一个盼望已久的福音。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替资本主义庄严辩护的学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是找不到任何对应的精神资源的,而主张平等、公正和大同的社会主义理想,却有可能在中国历史内部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分配的公道和平等是一个与发展同样重要的问题,因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都摒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交换的正义”观,而接受新自由主义“分配的正义”观,他们在强调自由的同时,十分重视正义的问题。

   正义,在当时主要被表述为“社会公道”或“经济平等”这样的说法,它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理论中与自由同样重要的核心理念。

   早在20年代初,张君劢就明确地提出:“吾以直捷了当之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者也。” 果说“个人自由”是政治领域的中心概念的话,那么“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主要目标。可以这样说,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正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主流。

   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当时抓住“社会公道”和“经济平等”这面旗帜,表现了他们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良知,即使自由主义最后在中国受到挫折,也并非因为他们的理论和主张脱离现实,而是另有原因。

   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检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是太“现实”了,他们的思路过多地关注于社会公道的具体方案,比如社会所有、计划经济、社会保障、普遍教育、累进税和劳工权益的落实等,而缺乏从学理上深入地论证自由与公道之间的关系。

   如同许多乐观的自由主义一样,他们总是以为像自由、平等、正义这类美好的价值,都是内洽的、相得益彰的,几乎可以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同时予以实现,而对这些美好价值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缺少起码的认知。

   因而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类似罗尔斯的排序问题,即在安排一个社会正义秩序的时候,不得不对自由、平等等价值作出辞典式的优先性排列。这就使得他们对公道的讨论仅仅停留于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缺乏学理上的深入,即使像当时一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张东荪和张君劢也是如此。

  

为什么1949年的胜利者是马克思主义

  

   20世纪中国的意义危机与秩序危机,是一个整全性的社会危机,从理论上说,它需要一个整全性的意识形态予以回应。然而,现代中国的三大思潮中,文化保守主义所重建的只是意义世界的终极价值,至于如何从内圣中开出外王,从意义世界推出民主价值,新儒家一直无法完成,也无从完成。

   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虽然以科学主义的自信,试图解决形而上的人生观问题,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多元主义,它仅仅回应社会政治正义秩序的建构问题,而对价值问题宁可沉默。它与文化保守主义一样,都并非是一种整全性的理论。

   张君劢曾经试图以一种心物二元论的方式,在意义层面回归宋明理学,在秩序层面引进自由主义,但他仍然无法将这二者整合起来。当然,作为现代的意识形态,二者之间不一定需要整合,但20世纪中国的整全性危机却要求一种简单明快的整全性理论,既作为形而上的信仰,又可以提供重建秩序的现实方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整全性的意识形态,在解决中国危机方面,就显现出其比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更强有力的救世功能。

   它对共产主义前景的来世瞻望和历史理想主义的革命人生观,为信念饥渴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提供了热烈的道德激情,它基于历史发展必然性之上的社会政治秩序设计,又以对独立、民主、统一和平等的种种承诺,迅速转变为可以简便操作、根本解决的社会动员。

   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标志着纠缠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整全性危机的暂时克服。然而,问题在于,作为一种应对危机的革命意识形态,如果要回应更深层次的现代化的挑战,必须有一个世俗化的转型。

   但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这一转型不仅没有完成,反而以“继续革命”的方式继续着自己的惯性。1979年以后,当其所依赖的社会建制受到世俗化大潮的腐蚀而逐渐崩溃时,新意识形态如同过去的儒家一样也面临着无可幸免的整全性危机。

   意义的失落和社会政治的脱序再次困扰着世纪末的中国人。20世纪的中国仿佛经历了一个惊人的轮回,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世纪初的前辈一样,也在痛苦地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但这一次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充满自信,而是显得顾虑重重:“五四”的科学与民主是否足以解决信仰和秩序的双重危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是否还需要终极关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如何处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冲突?我们又以什么作为基础实现社会的整合?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又如何落实自由、民主、公正这些价值?当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时又如何排序?

   对于这一切,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只能给予尝试性的回应,他们的智慧还很不够,只能将更好的答案留给新世纪的人们,留给更智慧的一代思想家。

   2000年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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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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