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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走不出的中世纪:皇权崇拜与古典中国的“逆现代化”

更新时间:2018-05-14 10:12:51
作者: 王毅  

   我们都知道,现代国家在文化体制和国民群体中的心理基础,在于公民人格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养成,因此离开了这种最普遍的观念进步,由中世纪向现代的进步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胡适曾经说:"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所能建造起来的。"为了能够更醒目地提出问题,我们举出一古一今两个例子略加比较。前一例子是明代小说《金瓶梅》描写身为媵妾的潘金莲在当众遭受西门庆一顿侮辱和毒打之后,反而加倍对施虐者谄媚效忠的情态:

   单表西门庆至晚进入金莲房内来,那金莲把云鬟不整,花容倦淡,迎接进房,替他脱衣解带,侍候茶汤脚水,百般殷勤扶侍。到夜里枕席欢娱,屈身忍辱,无所不至,说道:"我的哥哥,这一家谁是疼你的?……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我的俊冤家!你想起甚么来,中人的拖刀之技,你把心爱的人儿,这等下无情的挫折!常言道:'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打得贴天飞。 '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你)这屋里。"

   这当然是对传统社会中臣妾们受虐狂心理的入骨刻画;然而令人感慨不已的是,我们并不是只有在明代小说中才能读到这样的描述。比如资深的共产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的夫人,在"文革"中与邓拓夫人丁一岚被关在一起,后来她曾转述邓拓夫人对自己在"文革" 中家破人亡惨境的看法,同时表述她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丁一岚大姐不是常说吗:"这母亲做错了事,打错了孩子,做孩子的你能要母亲怎么办呢?"

   中国有句老话叫"野鸡打得满天飞,家鸡打得团团转。"这野鸡你一打它,它就飞了,跑了。而家鸡就不同了,你怎么打,它还是在你周围团团转,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你的小院,老温他们就是这样。在他最后住院的一个月里,他还念念不忘,说:"我是一个好党员!"听着他这样念叨,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很复杂。我就想,那你说母亲打错了儿女就打错了吧,你还能对党有什么怨恨吗?老温他们一生受过那么多苦,却常说无怨无悔,这种精神确实是好的,可问题应该往深里一步想,就是说,怎么才能让党让母亲别错打儿女。……这么错打不行。母亲本身你怎么才能做一个好母亲,应该多考虑这个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根子究竟在什么地方?

   "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打得贴天飞"--永远自甘于围着主人"团团转"的"家鸡"的身份、自甘于随时可能落在头上的无端凌辱、自甘于横遭毒打之后反而只能加倍效忠谄媚和倾心"侍候茶汤脚水"的境遇,这种已经植根于全民族亿万成员内心的臣民哲学和臣妾哲学,其产生当然不始于明代,但很显然,它是从明代开始才根深蒂固融入我们国民性的;是以明代权力制度的前述一系列恶性膨胀为基础,才得以越来越强悍有效地充塞了整个国民心理的。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曾指出皇权日益专制化的结果,是普天下之士"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

   我们从明代社会中看到的也正是:人们对于仆妾地位的自甘,已经固化为专制权力格局之下维持其生存和利益的基本心理期待。而对于这种心理的生成机制及承传轨迹,我们以往给予的研究显然太少了,用温济泽夫人的话来说就是"根子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我们做出努力才能清晰说明的问题。

   也许人们会觉得:从《金瓶梅》的时代到现代,时间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四百年,这期间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但是在我们这里,不仅人们对权势的恭顺没有多少变化,而且连形容概括这种恭顺态度的辞语都还是世代沿用、一毫不改,这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实际上,这种国民性的延续是一种基本的现实存在,所以真正应该吃惊的,倒是我们对之的茫然不觉、甚至自以为早就完成了对之的超越。也正因为这种茫然不觉,所以我们的曾经得意非常地投身"文革"等等惨剧、在意想不到中遭遇走出中世纪的巨大困难,就都是确有原因的。

   而此类专制权力体制对国民心理的恶性化影响可以随手举出许多,比如由于明代权力体制强化集权和攫取最大利益的双重需求,权力与流氓的结合遂成为明代社会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而这种趋势又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恶性结果:一是流氓文化由以前相对较多地处于边缘地位,一变跃升为"国家行为方式";二是由以前的尚且受到礼义廉耻的相对制衡,变成了一种越来越普遍地被国民信奉的"国民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从明代开始,诸如"自古有天理倒没饭吃";"黑心人倒有马儿骑";"神鬼怕恶人";"私酒家家有,不犯(指不犯到衙门里,即不被捉住)是高手";"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捉贼不如放贼";"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恶人必有恶人磨"等大量民谚俗语中体现的流氓文化的观念,反倒成了越来越多妇孺百姓实际生活中最经常发生作用的价值尺度和人生哲学,从而使整个国民心理受到严重的扭曲,而这种普遍的扭曲又为建立现代理性社会制度埋下了极大的隐性障碍。

  

   明代权力制度的逆现代性留给后世的镜鉴

  

   由于上面的一系列原因,所以在明代体制之下,"专 制权 力体制的强化·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腐溃·国民心理的蜕变"这三者之间的密切互动,造就了一种强劲的"反文化"机制,从而使整个社会无可逃遁地坠入灭顶的深渊;而更主要的是,它为中国文化以后的发展预设了极为危险的模式和自我毁灭的"路径"。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专制权力体制造就的不仅是一朝一代的衰亡,而且更是一种可以将其恶性程度极高的"专制基因"不断传布开来和遗传复制下去的"自动程序",就像一台被感染了病毒程序的电脑一样,人们尽可以将面前这有形的机器砸毁焚灭,但是这还是不能阻断"程序"的被复制再生的路径;以至于我们以后虽然可能拥有表面上全新的机器,但是运行它的程序却依然可能带有旧的病毒,依然可能沿着旧有的逻辑重新引发致命的灾难。因此对于后人来说,历史的环境和事件可能过时,但是只要仍然居身于康德所说"进入文明状态之前",这种"程序"的复制、传播、变形再生所导致的致命威胁就不会消失。

   总之,正如托克唯尔所说:"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 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那种已经"不能再存在下去"的陈腐权力制度,却为什么偏偏是整个社会"最难摆脱"的?这不仅是令后人无限感慨话头,而且更是一个必须做出一系列具体细致的学术研究才能清晰地说明的问题。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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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皇权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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