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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走不出的中世纪:皇权崇拜与古典中国的“逆现代化”

更新时间:2018-05-14 10:12:51
作者: 王毅  
都被无处不在的专制权力黑洞及其急遽扩散到社会一切角落的贪欲所吞噬。比如何良俊记官吏贪污受贿规模在很短时间内的迅速膨胀:"许尚宝仲贻言:吾幼年做秀才时,见亲识人家有事,则以几百钱谢兵马;今则大天平兑银子矣,大是可骇事!" 又比如在明代中期的嘉靖时,通行的社会准则就已经是:" 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大臣污则小臣悉效,京官贪则外臣无畏。"

   类似描述在明代中后期文献中俯拾即是,其意义不仅在于说明了当时社会极度腐溃的程度,而且更说明:腐败已经成为这种权力体制运行的基本动力来源,已经成为吸引和垄断着最主要社会资源和心理趋向的一种高度成熟完备的文化制度和社会的主导范式,成为全社会的兴奋中枢,并由此使整个社会被一种疯狂的、兽性般的贪欲所笼盖无余。

   以往的史学研究虽也经常提到明代社会腐败的种种现象,然而如果我们更从上述角度来分析,就可以进一步地看到:这种腐溃不仅有着很深的制度原因,而且更有着无处不在、高度活跃的驱动机制,这种驱动机制显然具有比一切具体社会弊端都重要得多的内涵:在权力体制的作用下,明代社会中一切可能向积极方向发展转型的因素和希望最终都只能萎缩云灭,于是这种极其强大的"逆淘汰场" 中,就只剩下举世之人在恶性刺激下争相趋尚腐溃糜烂这唯一的选择--所以明代社会的虚伪和腐败程度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都是最为突出的。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原因时指出:这种腐败决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这不仅是一种源于制度原因而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一切空间弥漫的死症,它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佚、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

   显然,明代社会不仅也处于这样的状况 ,并且更由于专  制权  力威势的极端化而使其恶果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四个方面,即高度强化的专 制统 治向调控机能全面废弛的"晚期专  制统 治"过渡的必然性,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制度综合症"。

   从表面上看,这一命题似乎矛盾,但是它却是当时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全面蜕变的切实轨迹,所以明代中后期的人们对时局常有这类评判:"近日国事,无内无外,无大无小,酿成一片虚泡世界,如蠹在树中,风起则摧耳!"

   我们知道,明代中后期社会到处充斥着这类刺目的废弛现象,但是为什么在明代那样为了维系君权至上和统治集团私欲的超常膨胀而不惜任何代价的环境下,反而导致了这种痿痹如泥的"一片虚泡世界"呢?原来这就是专制权力机制进入恶性轨道以后的"运行效应",所以它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按照传统宗法社会的结构要求,社会比较稳定地运行,需要相对均衡地调节庞大宗法制度中各个阶层的利益,这种平衡机制在传统政治术语中被称为"王道"或"大道",其基本的内涵是:"王道"必须以和谐地运行整个宗法社会为基本价值指向,而不能孤注一掷、不择手段地仅仅以统治者私欲为目的;也就是说,在不突破君权至上的基本前提下,统治者也必须一定程度地顾及"社会公正",其统治才具有合法性和长久维持的可能。对此的论述在传统政治理论中不计其数,比如宋代江衍《王道正则百川理赋》说:"惟王有归往之义,盖在为公;……道之公者,遍覆包含而不偏" ,这话把"为公"与"王道"的相互依托关系讲的很明白。

   但是到了明代,君权制度下原本就十分有限的公正性对庞大社会机体运行的支撑,完全被"超强权力转化为超大私利"这一社会基本态势所吞噬和瓦解,于是,一切制度性的法规准则、程序典章、道德规范等等,越来越变成了权势者借以欺世谋私的手段;在广大弱势群体眼中,越来越因为其神圣外衣的千疮百孔之下显出其极丑鄙的本质而沦为笑柄,所以明代中期以后在百姓中流传有大量政治和社会伦理方面的笑话,它们许多就是直接嘲笑最高权势者和京师各衙门的。而作为支撑一个社会平稳运行的制度典章和伦理规范一旦整体性地沦入这样的境地,全社会的人们对之弃如敝履、同时刺激举世之人转而蜂拥钻营寻觅一切逆规范性(政治社会学称之为"反文化")的利益机制,也就是必然的了。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的一个极为突出而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整个社会中到处弥漫着空前强烈焦灼的贪婪和欲望,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明里暗里的"交易"都非常活跃;但是另一方面,国家中枢体制中却越来越呈现出死水腐尸一般的气象:比如一个又一个的皇帝可以十几、几十年不上朝、不看奏章;中央内阁里没有油水的衙门大多都因为长久和大量缺员而根本无法办公,而与此相映对的是,人们为了钻营或保住一个肥缺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甚至使用献出自己的妻妾、不顾自己冠冕堂皇的进士阁臣等身份而争相向皇帝献房中术等等极端无耻的手段;任何具有良性意向的创意都会因为可能侵害权势者的利益而被层层搁置和抵制;同样,任何能够传递真实信息的渠道都因为危害到权势者而被视为祸水并被阻绝绞杀,于是层层叠加的相互欺骗蒙蔽,积聚成为一种全社会性的巨大灾难,即如明代中期的李东阳就指出的:"(当今)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成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蒙蔽之祸甚深!…… 而事关内廷、贵戚者,动为掣肘,累岁经时,俱见遏罢。" 在这种趋势下,"蒙蔽之祸"的严重程度至大约一百年后的万历、崇祯时期,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对于这种灾难的生成机制和严重后果,我们可以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狄亚·森对专制体制中饥荒问题的研究为参照:按照他的研究结论,在具有自由交流渠道的民主制度中,真实的信息和反馈机制启动了那些可以消解和制止灾难的有效手段;相反,古代的帝国和现代极权主义国家所以特别容易受到饥荒等灾难的毁灭性打击,是由于在这种严重缺乏批评质疑、社会信息系统被权力高度垄断的政体中,了解真相只能是极少数人的特权。天长日久,不仅下层民众被到处泛滥的虚假信息所完全统治,而且政府也因整个社会信息系统的普遍误导而做出越来越重大的错误决策,从而使饥荒等灾难的后果被极大程度地扩大蔓延。很显然,明代高强度专制统治导致的调控机能全面废弛的"晚期专制统治"、以及这一必然发展趋势过程中的一系列连锁式致命的制度综合症,都无不具有这样的典型特征。而社会一旦在专制权力驱动下坠入这种泥潭,那么不论后人如何拼命地抓住一切希望而企图自拔于灾难,都会因为一切良性社会资源和机制早已被专制体制糜耗戕伐殆尽而完全无济于事,崇祯时代就是这样的典型。

   第五个方面的问题,即:权力制度下"伪商品经济"的基本特点、以及"伪商品经济"体制与现代商品法权制度全面逆向化的路径。

   按照为大家熟悉的以往史学界的说法,明代嘉靖前后,中国就已经具有了规模较大的商品经济,因而其发展明确地指向了近代文明。这个结论影响很大,"明代经济中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 的传统结论似乎也有其具体的理由,比如嘉靖前后太湖流域一些城镇手工业的兴盛、商业资本的活跃,等等。但是我以为,仅仅以这样一些局部的"萌芽"作为这一时期整个经济生活中的焦点显然是片面的,因为所有这些"萌芽"并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相反,明代"商品经济"只能置身于当时的国家权力体制及其支配下的社会文化之中。因此,考察它们与权力体制之间的关联,乃是恰当地把握当时经济形态及其走向的关键。而一旦我们的视点落在这个症结之上,就不难发现:在社会的整体形态和特质上,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并不是趋向于现代经济法权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相反,它是一种专制权力体制驱动和奴役下的"伪商品经济"!这样一种在中国根深蒂固、并且在明代高度发达的制度文化及其一连串的实现路径,我们以前并未予充分的注意;而对其广泛的社会文化和国民心理影响,也少有系统的研究。所以才使得当今一些经济学家草率得出明代权力制度造就了"非常丰厚的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 等等结论。

   具体来说,中国皇权制度发展后期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专 制权 力的高度强化及其所导致的"权威主义"势能向全社会一切角落的强烈辐射和恶性膨胀。专 制权 力在明代越来越走向极端;并且以此为强力手段,最大限度地驱使全社会一切阶层蜕变为仅仅为满足权力阶层最大利益的而存在的工具和牺牲,这样一种整体性态势作用于全社会的经济生活,于是就产生了一系列虽然具备了商品和市场交易的外壳,但其本质却越来越悖逆于现代法权意义上"商品制度"的怪胎,比如:皇权制度对于工商业阶层及其一切财产予夺生杀的"天然权力"在明代发展到赤裸裸的程度;权力体制也可以通过兴矿、贡赋、任意剧增赋税等名目,越来越加重对国民和工商阶层财富的掠夺;更为怵目的现象,则是权力通过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方式并直接借助于"市场"以牟取暴利,比如:利用国家的禁榷、禁止海外贸易和对专卖商品的垄断权而大肆走私贩私、倒卖专控商品的准卖配额;利用采办、进御、上供、采造、织造、采木等等专制体制无偿征调占用巨额国民财富的特权,从中贪污瓜分,然后再通过市场转手抛售而凭空获得暴利;凭借权力以占用通衢要道而开设皇店和权贵家店;开设"官店"以邀集商贾囤积货物;借用官员特惠免税的便利挟带商船私货;偷逃国税,等等等等。由于明代统治权力与"市场"之间具有的这种非常密切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的强烈诱导,所以当时权力阶层中的人们为了争得更大的商业份额,竟然到了邀集流氓恶棍而彼此大打出手、以致轰动全城的地步;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士大夫们亦"多以货殖为急" ;权贵之家甚至可以在掌管特务警察(即以横行不法、残暴酷虐著称的"东厂")的同时,又在京师经营" 千余区"巨大规模的"店舍"! 所以从表面上看,商品经营的规模确是比前代扩大了许多,但是这种经济在本质上却是越来越借重于权力的恶性膨胀、越来越"逆市场化"。

   亚当·斯密说:"在从事商业的国家中,法律的力量总是足以保护地位最低下的国民。" 而明代权力体制下"伪商品经济"则与此完全相反:它越是发达热闹,也就越彻底地实现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没有贸易就产生抢劫" ;实现了权力对社会弱势群体压榨和掠夺的极端化。所以在当时的文献中,诸如此类的描写和哀诉比比皆是: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皇上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惟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今日某处税若干,明日又加税若干。……上下相争,惟利是闻。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忧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斗升之储?皇上欲为子孙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

   夫财也,民之命也,取民之财是取民命也。今穷天索产,罄地伐毛,尽宇宙间靡有留利。黄旗相望于郊原,虎冠遍满于廛市,撤屋据坟,搜藏发窖……

   奸民纳贿于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及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

   在这种社会机制的驱动下,不论是从社会政治层面、抑或是从社会经济层面来说,不但新制度因素孕育生长的可能性被完全阻绝,而且连维持传统社会所需的经济贸易活动,都最终败落雕敝。明代文献甚至记述了这样的例子:商人们由于权势者的疯狂搜刮,最后不得不放弃经营;甚至只能把被官府搜刮糟蹋之后剩下的货物拉到衙门前面统统烧毁以示愤懑--试想,在权势阶层对市场和国民财富的掠夺如此恣意疯狂的经济体制之中,商品法权制度的建立从何谈起?

下面来看明代专制权力制度社会效应的第六个方面 。这个方面也许不像前几个问题那样具有直接和紧迫的恶性化性质,但实际上同样极为深刻地阻碍着我们民族的进步。这个隐患就是:专制体制中"权威主义"对国民心理控制的深及骨髓,以及因此而对现代化进程造成的巨大隐性障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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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皇权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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