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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中美贸易战根源及釜底抽薪之道

更新时间:2018-05-14 01:43:14
作者: 文贯中 (进入专栏)  

   中美两大经济巨人体量庞大,相互高度依存,却有不同政治理念和制度。美国和欧日认为,中国至今仍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经济有太多干预,人为扭曲价格,又用开放市场作为条件迫使外商交换知识产权,以这种不对等手段保护本国产业,获取高科技信息,旨在用非市场手段取得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

   美国以提高关税施压,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减少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反唇相讥,指责美国开全球化倒车,对中国单边封锁高科技,怀疑美国想阻遏中国和平崛起。在指责美国单边提高关税的同时,中国也提出自己的加税清单,还以颜色。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是否会不断升级,引发诸多疑虑,使全球化面临新的艰难选择,也使人们不禁联想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否为人类的宿命?

   为此,似有简短回顾全球化历程及教训的必要。

  

   全球化的经济学基础

  

   全球化涉及人类活动一切领域,但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生产力如此强大,已无法为其国界所容,全球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必然的逻辑结果。

   出于对中国文明的敬意,英国曾于1793年派出各界精英代表,由马嘎尔尼伯爵领衔的特使团,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恳请允许自由贸易。迷信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乾隆并未征求民意,却独断乾坤,俨然拒绝。显然,乾隆并没有意识到犯下了何种时代错误。

   半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表明,以中国人口之众,经济体量之大,物产之丰,兵源之厚,仍然无法抗拒经济全球化的浩荡潮流。虽然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对这股历史潮流的内在逻辑并不清楚。对究竟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不但费尽心思,也经历多次反复。从一开始认为败在兵器低劣,匆匆成立以江南制造局为代表的兵工厂,进而认识到兵器后面非有科技做支撑,开始重视科技、教育,进而认识到最重要的是理念和制度,却又因为缺乏对市场体制的透彻理解,错误引进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再次陷入自我封闭体系。

   世界并没有因中国的犹豫和抵制,停下全球化步伐。在英国和美国先后引领下,不但本国经济突飞猛进,全球经济体量也迅速膨胀。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一向视为边陲之地而加以鄙视的许多亚洲邻国也呈现一片繁荣。对照之下,刚从“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文革”梦魇中惊醒过来的中国,不但百物凭票供应,生活水准低下,而且长期闭关自守的结果,民众孤陋寡闻,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反而拉大。曾经傲居世界首位的巨大经济体,此时除了人口,已变得无足轻重。

   令人高兴的是,40年前中国幡然觉醒,奋起直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世界经济,连续超过英、法、德、日,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但成为全球化近年来最大受益者,而且正力求成为全球化新的旗手。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增益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坚实的经济学根据。其一,基于比较优势之上的分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因全球化而得以超越各国边界,使专业化带来的效率不断提高。其二,规模报酬递增使具有这种特性的产业可以全球为自己的舞台,以穷尽降低平均成本的潜力。这两大原因使基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之上的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源源不断的增益和红利。国际分工越发达,分工序列越长,越是超越国界,国家之间的依赖越深,也越能分享全球化的红利。这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涵义。

   全球化的潜在增益如此丰厚,各国应珍惜得来不易的国际分工体系。但面对中美可能爆发贸易战的前景,近日有不少不顾国力、国情,不以民众福祉为最终考虑的对策和建议,对改革、开放提出质疑,主张对美贸易战要“奉陪到底”,对核心技术的获得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笔者深以为虑。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已超越国家的边界,核心技术层出不穷。任何民族想要拥有每一种核心技术,以便万事不求人,违反了经济全球化的真谛。坚持这种看法,则意味着对时代基本特征的误读。

  

   防止恶性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教训

  

   经济全球化发轫于英国。由于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径,并无规范各国行为的现成守则。全球化的巨大利益,使国家和民族间常常发生对抗和冲突,可谓血流成河,教训重重。由于不同制度、不同理念,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加上参与其中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难免的自私、短见、贪婪,缺乏互信,经济全球化经常使各国走上恶性竞争的道路。

   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旨在直接掠夺领土和人口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争夺国际霸权制造借口的所谓幼生工业论、进口替代论等等,和坚持闭关自守,拒绝一切自由贸易的守旧思想,都曾轮番浮现,至今阴魂不散,迷惑不少国家,或被奉为圭臬,身体力行,直至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血腥使人们认识到在经济层面上,经济全球化固然有巨大的潜在好处,但本身又有良性和恶性之分。可持续性的经济全球化必须有一些规则前提。

   上世纪50年代起,前苏联曾组织过一个经济互助委员会,由信奉共产主义并施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经互会针对美国及其盟国坚持的市场原则,宣称自己奉行无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时基于分工合作的经济学原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促进国家层面上的分工和贸易,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

   经互会十分高调,合作层面又直接定位于国家一级,似乎很有希望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表率,却至少遇到三大致命问题:1)如何确定成员国在分工体系中的特定角色;2)如何看待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转移;3)如何在成员国之间公平分配国际贸易带来的增益。

   由于成员国均已废除自由市场,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只能由老大哥苏联根据历史格局,单边指定每个成员的分工角色。这就引起某些成员国的不满。因为角色不同,实际上决定了贸易收入的不同,也决定了别国所愿意转移的知识和科技产权的层次。知识产权的拥有国常常以政治理由,或超越分工角色所需为理由,拒绝向索取方无偿提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因此成为一句空话。

   难怪有些国家,例如中国,以观察员国身份进去不久就因不满被指定的角色,不满别国在知识和科技产权转移中的吝啬和缓慢,愤而退出。苏联也从对中国援助的恩人变成企图称霸世界的“社会帝国主义”。如今经互会早已人去楼空。但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试验,经互会给今日的全球化留下沉重而苦涩的教训。成鲜明对比的是,由美国主导,带有临时性质的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经历了经互会集体抵制带来的震荡,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吸引更多经济体踊跃参与,1995年更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涵盖包括原经互会所有成员在内的真正的全球性贸易组织。

   究其原因,WTO及其前身GATT都由市场经济国家组成,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运转。中国在进入WTO时,也庄严承诺,用15年的时间改成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GATT,还是WTO,都开宗明义地在序言中强调各国对等而互利,开放各自市场,促进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

   这几个字看似平淡无奇,却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GATT以及后来的WTO,像联合国、世行和IMF一样,针对的都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前车之鉴。WTO及其前身GATT则重在国际贸易中杜绝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错误,提倡市场开放,降低关税,平等竞争,促进所有国家的平等发展,旨在防止任何国家通过片面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会,用不对等的手段,损害他国利益,取得不正当的单边崛起 。

   这些规定虽非十全十美,却并不妨碍任何国家通过不懈的努力,沿着国际分工链逐步攀升,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无论在GATT期间,还是WTO成立后,都有成功例子。例如,在GATT下,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竟从废墟中重新崛起,通过彻底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而不是分庭抗礼,分别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作为世界战争的两次发源地的西欧也远离战火,一片繁荣,并没有因德国的再度崛起感受到威胁。在WTO之下,中国也通过融入这一体系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然,与调子美妙动听、目标却虚无飘渺的经互会相比,WTO及其前身GATT的运转踏实得多,也成功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攀登过程中,一国的企业并非个个非要登上价值链的顶端才算成功。以美国为例,尽管农业位于国际分工链的最低端,却在美国经久不衰。即使其高科技和军工占据国际分工链的顶端,其火箭、卫星、飞机、军舰等也大量采用进口部件,为其他国家分享分工链的顶端预留空间。

   各国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越是犬牙交错,水乳交融,经济全球化就能变得越是良性化,也越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在这种基于市场原则的秩序下,不同制度的国家都有和平发展的空间。德、日和中国尽管制度不同,却都先后和平崛起,便是明证。在这个分工体系下,相对于中国,俄国这个曾被中国仰望,觉得高不可攀的强国,由于至今和这个分工体系格格不入,其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和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中国仅广东一省的产值,便已超越俄国。

   经互会的负面教训之一是,由于消灭了民营企业和市场,只能以国家的名义直接组织分工。于是,国家的威望、民族的自尊心便凌驾于所有的企业利益。例如,苏联曾经通过经互会指定中国担任的角色,并非没有经济学根据。即使过了几十年,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际分工链中的角色,一开始仍不过是农业和轻工业。踊跃接受这类外国订单的,正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或改制后的原国营企业。

   改革开放带来的所有制的多元化,使中国在国际分工链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和角色时,有了极大的机动性和多样性。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只需考虑能否获利,而不必首先担心国家的尊严、民族的荣耀。如果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没有发生,民营企业和单干的农民对苏联指派的分工角色未尝会一口拒绝,反倒因符合比较优势而予以欢迎也未可知。当然,国家的尊严、民族的骄傲在当时压倒了民众自主的商业机会。

   同样在GATT时期,一心要赶超欧美的拉美国家,由政府大力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为此由国家直接出面,扭曲要素价格,压低资本利息,抬高本国币值,提高关税壁垒,高筑外债,不惜用财力和物力保护自己中意、其实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这种战略使一般企业和民众因高物价、高通胀、高外债、低生活水平而叫苦连天。而民众的巨大牺牲并未换来进口替代的赶超战略的成功。原因在于这种战略的目的,不在充分融入和充分利用已有的国际分工体系,而在追求最终能自外于这个国际分工体系,以便万事不求人。这自然是对全球化时代每个民族的生存、繁荣之道的根本性的误读。

   相比之下,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经济体坚持出口导向战略,给企业充分的自主权,让它们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积极寻找在这个庞大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最适合自己的分工角色。这些经济体寻求的是积极融入,而不是旨在排斥这个体系。几十年后,它们不但消化了自己的农业人口,而且攀登到国际分工链的较高位置。

   两者对比可以看出,良性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让各国的企业而不是国家,在全球市场上按照比较优势平等竞争。如果这种分工由国家出面主导,分工合作就脱离市场的价格信号,而蜕变为国家力量和威望的直接比拼。由于国家有暴力和国库可做后盾,必要时既可动用国库对自己中意的企业大肆补贴,又可动用暴力直接力挺。这就使经济全球化由良性蜕变为恶性的可能大增。这也是为何GATT及WTO一贯强烈反对用政府的力量干预市场,强行推行产业政策的原因。

这一条对潜在的大国特别有针对性。像中国、印度、巴西、俄国、南非等金砖五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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