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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中美贸易战根源及釜底抽薪之道

更新时间:2018-05-14 01:43:14
作者: 文贯中 (进入专栏)  
理论上可以用不对等的手段,在保护民族工业、掌握核心技术的崇高名义下,高筑关税壁垒,让本国产业独占巨大的国内市场,让本国企业首先穷尽本国市场上的规模报酬递增。等到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到国际价格之下时,再开放本国市场。

   此时,世界只能目睹该国企业用低价通吃他国同类企业,独霸全球市场。照此办理,该国可依次击败所有具备规模报酬递增特点的别国同类企业,获得对世界经济的事实上的霸权。

   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但是,若要实行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势必与此目的背道而驰,多以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为号召,民众不断作出牺牲,购买价高质劣,但受保护的本国产品。在牺牲该国老百姓的福祉、损害非保护对象的其他产业利益的同时,还往往不一定真能扶植起自己想要的产业。

   如果WTO允许某个大国这样做,别的大国必然援例,要求跟进。全球化必然再次蜕变为大国之间在关税和配额上的恶性竞争。如此,大国间必然加深误解,引发各种冲突。二次大战之前那种各国对峙、剑拔弩张的局面也许会再度来临。这自然不是追求和平崛起的中国所希望见到的局面。

   在追求单边利益的时候,各国都会宣称无意追求霸权,无意取得对别国的支配。但是,历史一再告戒我们,各国的这类声明苍白无力。国际社会只看一国是否通过政府的不当干预,是否违反GATT和WTO坚持的对等原则,是否一边享有进出别国市场的自由,一边事实上关闭或半关闭本国市场,牺牲别国经济利益,片面取得经济霸权,而不会轻信该国的对天发誓。

  

   中国国内的经济摩擦也在与日俱增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五年前便向世界庄严承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事实上,这也是正式承认,中国尚未发育出由市场机制决定性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而这种机制正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要实现这一条,首先就要允许所有要素自由交易,不然何来真正的要素价格?没有真正的要素价格,又如何避免其他一切价格的扭曲?由政府定价的要素市场一定是伪要素市场,其扭曲的价格所引导的要素组合效率一定低下,供求一定失衡,收入分配格局一定恶化。

   由于要素市场没有发育完善,生产力与严重落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各类经济摩擦与日俱增。在改革开放已长达40年的今天,要素的使用效率下降,要素带来的收入分配格局仍有违反社会正义和公平之处,贫富鸿沟和城乡鸿沟难以化解,改革的动力有所衰退,改革的红利难以普惠大众,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及其后代。可见,要素市场发育的滞后已经带来严重的后果。

   中国的人均资源,例如耕地、草原、森林、淡水、石油、天然气,除稀土元素和煤之外,几乎每一样都显著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数。不借助改革开放,不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国要以这样的人均资源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是无法想象的。更无法想象,不继续改革开放,不更彻底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在环境日益恶化、资源贫乏的压力达到空前程度的今天,中国还能顺利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更严峻的是,所有发达国家在农业产值下降到GDP的零头的同时,农业人口也能同步下降到总人口的零头,才能维持城乡收入差不致恶化,并使人口全体稳定迈入高收入行列。

   恰恰在这方面,中国将面临三大长期而棘手的经济-社会挑战:农业产值已经下降到GDP的不到10%,农业人口却仍占总人口的30%以上,农村人口更高达44%。官方的城市化率据报已达56%,但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口只达到36%。两者之差的20%是未能获得城市户口,因而只能保留农村户口的2.8亿农民工。他们流动性大,一般远离配偶,远离子女。同时,农村留下高达数千万的留守儿童。农村人口以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为主,老龄化甚于城市。

   假设18亿亩耕地面积维持不变,每户耕种15公顷土地(和欧美比已是十分小的农场规模),则农村仅需800万农户。以一家4口人计,不过3200万。由此可见,中国仍需移出大量的农业人口和农村人口。加上城市中将近3亿农民工,中国需要妥为安置的农村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60%以上。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也是中国梦的最主要、最动人的内容。巨量的农村人口要向城市转移,涉及资本、土地和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本来,这是应该主要由要素市场来完成的。由于要素市场发育得严重滞后,政府配置又存在误配和低效,迄今为止,只能靠不正规的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完成。

   非正规的劳动市场:高达2.8亿农民工大军浩浩荡荡进城。他们不用政府动员,不用任何人的强制,不请自来,自掏路费,自找住宿,承担城里最脏最累的工作。失业了,或动用自己的积蓄坚守下去,直到找到新的工作,或者悄悄地自动返乡,或者另去他处觅职。这是劳动要素市场上的一股强大而有序的自发动力,代表了一股强大而能持续的消费需求。可是,有的地方政府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视为累赘,有机会就将他们清理,不承认他们在打工所在地有定居的权利。若问进城多年的农民工,他们会有什么中国梦?难道不是希望在打工所在地落户,实现家庭团圆,进而使自己以及子女享受当地市民的同等政治和经济权利?

   非正规的土地市场:亿万农民工进了城,很难找政府要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他们不是悄悄住进了工棚、老城区的阁楼和地下室,就是找到城中村,在所谓的小产权房里落脚。各地城中村都有大量的小产权房,也是郊区农民继大包干和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首创。他们敏感地看到外地农民工对本地住房的巨大需求,急市场之所急,急政府之所急,冒着巨大的法律和财务风险,用自己的钱,自己找了建筑队,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外地农民工急需而又租得起的住房,使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可以不受阻拦地进行下去,使外来打工者可以有遮蔽风雨的暂栖之处。

   郊区农民替各地政府的住房部门分忧。可是,他们兴建的楼盘被判为非法。各地政府之所以对城中村及其小产权房采取蛮横态度,其根据就是现行土地制度的相关规定。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城中村和小产权房都属不合法。政府据此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强拆。成为对比的是,各地政府对外地的农民工所需的廉租房和廉价房,却推动不力。

   无论是亿万农民工进城,还是小产权房和城中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其实代表的是市场的自发配置力量。农民工的到来,并不是各地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的计划安排;他们的离去,也和各地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毫无关系。小产权房在城中村的大量出现,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事实上置身事外,以便摆脱干系。小产权房和城中村是改革的自发动力,却越来越游离于政府的视野之外,甚至成为有的地方政府想要加以消灭的目标。在合法范围内,改革的动力日见消退,尽管在现行的法律范围之外,改革的动力十分强劲。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把资源配置的决策权还给民间,让民众,包括他们中的企业家,在包括要素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上自由竞争。如果要素市场能发育起来,亿万民众的能动性就能被释放出来,形成永恒的创新力。

   上面以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为例,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尽管现行制度在顽固束缚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在非正式的劳动市场上,以及在非正式的土地市场上,呈现的是一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景象。

  

   小结

  

   中国最核心的改革任务就是要解决以下的历史性任务:由官僚行政机制主要决定要素配置,转到由市场机制主要决定要素配置的轨道上来。这才是改革的底线,也是中国政府对人民的一再许诺,对国际社会的一再承诺。唯有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才算正式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彻底走了出来,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这样,目前处于不正规的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就可以合法化,因而可以名正言顺地配置资源,加快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的消解。

   在国际上,如果继续延迟要素市场的发育,继续以扭曲的价格到世界上去和别的国家竞争,自然容易被人歧视,或被人怀疑,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而不顾市场原则,因而引起国际社会对不公正竞争的担心和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

   换言之,以政府为主的配置机制不但增加中国融入世界的阻力,也使民间企业难以融入全球化,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国家在经济事物中的角色越来越直接。可以预言,这种体制下,本来是企业间的经济摩擦很容易就上升到国家的层面。

   如果完成要素市场的发育,并将资源配置主要留给市场决定,则国际社会不再有理由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以,为了减少国内的各类经济摩擦,减少与世界各国的潜在经济摩擦,真正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模范旗手,中国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才是对国内外日增的经济摩擦釜底抽薪之举,也是根本改变国内收入分配之举。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编辑:王延春)

   (本文首刊于2018年5月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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