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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婧怡:朝鲜族跨国流动下的归属困境与文化认同

更新时间:2018-05-14 01:37:29
作者: 李婧怡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韩国风”的兴起促生了中国东北朝鲜族大规模的跨国流动。不同于“韩流”对外输出服饰、音乐、影视作品等流行文化,“韩国风”特指中国朝鲜族对前往韩国务工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在韩国,朝鲜族主要从事的是困难、肮脏而危险的3D(difficult, dirty, dangerous)工作。包括在餐馆、工厂、旅店、建筑工地等打工,虽然身处底层,但这仍成为他们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积累财富和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策略。2014年,韩国移民局公布了在韩中国人的统计数据,其中中国朝鲜族为590856人。通过在韩国打工积累的存款,他们维持着留守中国农村的朝鲜族社群的日常生活,并维系着跨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于“韩国风”的影响,留守中国的朝鲜族变得更加城市化,现代的、韩国式的生活方式得到大力推崇,消费主义在当地社会盛行。跨国务工潮也使中国朝鲜族逐渐从土地上得到释放,从原先传统的水稻农业民族变为具有很强流动性的劳动力群体。而原有的土地资源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等文化资本,从90年代初开始以土地承包的形式逐渐转交给当地汉族农民。可以说由于跨国务工,目前中国朝鲜族正处在自他们进入中国以来最富裕的时期,过着远比当地汉族优渥的物质生活。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大量流失,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成为中国东北朝鲜族社会中最主要的成员。伴随着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以及来自韩国现代社会文化源源不断的输入,东北朝鲜族的社群关系与身份认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半年的田野考察里,笔者见证了吉林省梅河口市朝鲜族乡村的生活情况,在看似平淡的生活里,贯穿着他们模糊的自我认知及无法在地化的文化困境。而自我想象与空间想象,则成为了一种处理身份焦虑以及考量其与中国主流社会关系的手段。


谁是朝鲜族:朝鲜人的少数民族化过程

  

   中国朝鲜族并非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而是在一个世纪前从朝鲜半岛大规模移民进入的外来民族。正因如此,朝鲜族在80年代后期开始向韩国的跨国流动才显示出了它的特殊意义--这是向着“故土”(ethnic homeland)的大规模回归流动(returning migration);反映了他们在官方层面的“祖国母亲”(中国)与民族血缘层面的“故土”(韩国)之间暧昧的位置,与模糊的自我认知。朝鲜族在中国经历的少数民族化过程体现了国家力量的渗透和民族主义的实践。这一过程与当今他们面临的归属困境与身份焦虑相呼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改革开放后朝鲜族在中韩两国之间的尴尬处境,及其在处理与中国主流社会,和土地关系时的困难。

   自朝鲜族来到中国至获得中国公民身份,并成为被官方认定的56个少数民族之一,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从朝鲜半岛向中国的移民发生在1910-1945年间。1910年,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失去土地的朝鲜农民被迫从朝鲜半岛迁往中国的东北开荒种田。1911-1920年,约有40万朝鲜人向海外移民,其中22万人进入中国东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也沦为日本殖民地。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关东军进一步推动日本人和朝鲜人向中国东北移民,并建立集团部落、开垦水田,为其亚洲战场提供粮食。在这一时期,约153万朝鲜人被迁至中国东北。至1945年二战结束,在中国的朝鲜人超过216万。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登记在册的中国朝鲜族共有1830929人,其中吉林省朝鲜族1040000人,居全国首位。

   最早进入吉林梅河口地区的赤贫朝鲜农民,或从汉族地主手中租赁土地成为佃农,或开垦荒地种植水稻。1947年的土地改革使朝鲜农民与当地汉族贫农一样分得斗争果实。在梅河口,110万亩的土地被重新分配,华原镇铁路以北的低洼农田被分给朝鲜族村民以种植水稻,铁路以南的旱田则被分给汉族人种植。土地改革使朝鲜人在异国他乡获得了与汉族人相同的待遇,同时也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朝鲜人中的声望。

   如果把土地比作共产党给朝鲜人的礼物,那么积极参加红军则是朝鲜人表达忠诚的方式和获得公民身份的条件。朝鲜人积极支援国共内战,约有65000人加入了红军--当时朝鲜族人口约为110万,也就是说6%的人都加入了前线,而超过10%的人口则在后方提供支援。所有参加国共内战的朝鲜士兵随后也全部参加了朝鲜战争。对朝鲜族进行战争动员既是国家权力渗透的过程,也是将其纳入民族主义范畴的表现。自1921年共产党成立,朝鲜人就始终是其联合的对象。1928年,共产党正式承认了朝鲜人与汉族相等的权利与公民身份,不过在1949年以前,朝鲜人拥有中朝双重国籍。1957年,国家正式取消了他们的双重国籍身份,自此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识别被正式确立。


中国朝鲜族为何能大规模前往韩国务工?


   朝鲜族被纳入中国的56个少数民族至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老一辈尤其是第一代进入中国的朝鲜族移民对朝鲜半岛仍旧保留着深厚的记忆和情感,许多人在韩国仍有在世的亲属。民族历史记忆和血缘纽带成为了80年代后期朝鲜族大规模赴韩务工最重要的文化资本。

   弗吉尼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Freeman认为,中国朝鲜族的跨国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韩政治经济关系重构的产物。中国在后毛泽东时期对全球经济的开放,恰与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韩国劳动力的缺乏相吻合。改革开放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得到释放,而对于东北地区来说,作为中国曾经的重工业中心,其地理政治与军事优势在改革开放来临时未能成功转化为经济优势。计划经济下“铁饭碗”的抽离,使一大波国企工人下岗,与脱离土地的农民一样成为剩余劳动力。因而在笔者看来,在国内改革开放的“推力”和韩国经济发展的“拉力”下,改革开放后朝鲜族可能是中国包括汉族在内最具流动性的族群。除了国际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增强与国内经济变革的影响,朝鲜族的跨国流动还牵涉到他们与中国主流社会的关系、对中国土地的归属感,以及朝鲜族的历史记忆。因此朝鲜族的跨国流动是探究在国家权力之下少数民族与地方脉络关系的合适案例。

   在改革开放后,梅河口华原镇同样面临着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人均2亩的土地仅够年吃年用,连送孩子上学都成为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随着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梅河口地区的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积极投入第三产业,朝鲜族也开始利用自身的民族文化资源寻找机遇。最初,他们在全国各地开朝鲜族饭店、卖泡菜。80年代早期,华原镇5800个朝鲜族人中,就有超过1000人外出经营食品生意。这些小生意能为他们带来1000元左右的年利润,这也是朝鲜族最早脱离土地的尝试。

   到了80年代后期,一些朝鲜族人通过假结婚的方式前往韩国打工赚钱。71岁的张明华就是当年张家村里第一批去韩国打工的人之一:1985年经同村人在韩的亲戚介绍,她认识了一名愿意与她假结婚的韩国人。在支付3万元费用后,她成功嫁去韩国,并在一周后更改了国籍。之后的十年,她都在韩国的一家化妆品工厂打工,最终赚了钱回来在镇上买了楼房。

   1992年中韩建交后,朝鲜族被允许前往韩国探亲。借用探亲的名义,更多的朝鲜族人开始在韩国找工作。两年后,梅河口当地政府与中介开始代办赴韩的劳务和研修生培训。华原镇镇政府还联合吉林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选拔年轻健康、年龄在18?30岁之间的青年劳动力前往韩国打工。到2014年,韩国政策允许凡中国朝鲜族都可以申请五年多次往返签证。至此,在我进行田野考察的吉林省梅河口市华原镇,共有8个朝鲜族村,5130名朝鲜族人,其中超过4000人在外打工,人口流出地主要是韩国。在韩国打工能给他们带来每人每年约十万元人民币的净利润,朝鲜族与韩国之间的血缘纽带及天然的语言优势,是朝鲜族得以实现大规模跨国流动的重要民族文化资本。

   然而,对于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半世纪之久的朝鲜族来说,跨国流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与许多中国农村留守家庭的情况相似,朝鲜族的大规模流动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引发了诸如代际矛盾、儿童关爱缺失,以及道德和价值观念上的困惑与混乱等问题。而跨国流动给朝鲜族带来的族群变迁相比起来却更加复杂:首先,朝鲜族的跨国流动须在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流动和国际劳动力市场作用的背景下来理解。朝鲜族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充当着资本流通的媒介。其次,如前所述它同时反映了中国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城乡断裂和农村发展困局之中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第三,朝鲜族的现状,是中国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当地生活资源,及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同时,对于朝鲜族内部来说,还是对其地方社群关系与空间想象的展现。接下来,笔者将尝试从家庭结构、留守老人的生活,和朝鲜族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入手来讨论在跨国流动下的朝鲜族的族群变迁、身份焦虑与文化困境。

  

跨越国界的家庭


   如同汉族的留守家庭,朝鲜族也面临赴韩务工和抚养子女的两难。为了更好地满足经济上的需求,更多的家庭选择夫妻双方共同赴韩务工。然而在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儿童抚养和老人的赡养问题也显得更加棘手。家中的老人尤其是女性亲属(奶奶或姥姥)成为了替换母亲角色的最佳人选。在笔者的考察中,绝大多数的家庭都选择了这样的模式来进行家庭分工,因为大部分家庭的孩子都在城市里上学,家长也都在学校附近买了楼房,所以看管孩子的老人便跟着孩子从农村迁入了城市。三代人之间的家庭关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传统朝鲜族家庭中处于家庭结构最上层的老人,由于代替履行自己子女的父母职责,而从最上层转移到了中年人和孩童两代人之间,成为了家庭关系中重要的中间人和代理人,其职责包括抚养孩子和家庭财务管理。在韩打工的夫妻一般会定期给家中老人汇款,以保障老人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及其他消费。67岁的崔英爱对在韩子女质疑自己的消费情况表达了担忧:“我给我儿子看他的两个孩子。儿子每月往家里寄3500元作为生活费,但是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一个月3500块经常是不够用的,我又不好意思老开口多要,子女赚钱也不容易,就会经常跟邻居借,等下个月钱进来了再还回去。儿媳听说了这个情况,就很不明白为什么钱老是不够花,问我钱都用到哪里去了,让我觉得很不自在。”尽管有时候会抱怨自己承受着来自孩子的父母监督的压力,但与在农村留守独居的老人相比,仍旧可以说这些老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接管抚养孩子的责任和分配财产的权力实现了自身在家庭中的价值。

在笔者看来,跨国家庭在流动中表现出一种“积极分裂” (active disintegration)的状态--即一方面因为空间上的距离,对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造成了情感的疏离。许多多年未见过父亲的孩子不愿意和父亲沟通感情,而一些从小就与父母分离的孩子会认为父母是可有可无的,认为父母只要定期往家里汇钱就可以了。这可以理解为家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分裂。另一方面,对家庭关系的衡量并不能简单地以空间距离为标准,尽管亲子关系产生了异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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