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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读网有感——学校不是养鸡场

更新时间:2018-05-14 01:33:04
作者: 李零  

   最近上网,看到一些关于中国大学改革前途的讨论。论者各抒己见,比我的了解要广泛和深入,让我学到不少东西,这里只是补充,道义上的支持。下文所论“领导”(或“老板”)乃为行文方便,作为社会现象之代号,并非特意和哪位过不去,请勿对号入座。

  

历史的回顾: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说“校园政治”》,登在《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针对哪一所学校,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我掂量再三,说过一段话: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当时的三联负责人很负责,她觉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让上峰看到不好办,竟直接替我动手术,改为“问题”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却原封不动,刊出的结果是“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问题亟待革除”。当然,这也就成了给我填堵的语病。

   当时,我批评的“弊政”有三条,一是“工程热”(我叫“知识分子修长城”),二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三是广大教师(不包括头上戴着很多帽子的人),他们的待遇太低。此外,我还讽刺过学校里的“托孤寄后”、“祖孙相继”,咱们中国统治术特别擅长的“二桃杀三士”(汉代画像石的流行主题之一),以及当代的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在这种境遇下的人格扭曲。杂志摘了我的一段话。印在题目下面。我说,“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与其这样花钱打水飘,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因为在我看来,生活保障,安定团结,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回想起来,话是一点都没错,但也一点都没用。我猜,那时《生活》刚办,远不如现在这么火,读过我文章的人肯定不多。

   现在的事情,再往前追溯,我还记得8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哭穷。我记得我们的一位校长(已故)跟国家领导(已去职)吵架,问他“自谋生路”是什么意思(那时,国家还顾不上学校,基本上是像对农村和个体户那样),领导扔下四个字,叫“大势所趋”,让他自己掂量。那时,正是“电子一条街”走火中关村,举国皆言经商,世人争说下海,掀起阵阵狂潮的时候(现在那里盖了很多高楼,而且出了很多“知本家”)。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者类的不识时务者,难免失落,竟然抚今追昔,推中国之情,想世界之理,见贤而思齐,穷且益酸,非跟外国教授攀高低,以为他们是坐在社会的宝塔之上,说什么国运不昌,全在不能重用知识分子,特别是懂科学技术,代表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让聪明人来管理国家——像人家外国那样。

   然而,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他们说,由专业知识分子特别是用他们的专业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很危险的事情,全世界的政治家是另外一种行当。所以,我以“太史公去势”为喻,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什么叫“大势已去”,什么叫“大势所趋”。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早就被“割球骟蛋”,全世界都如此(见拙文《太史公去势》,收入我的《放虎归山》)。

   当时我太作壁上观,总以为校园里的蠢蠢欲动,社会上的蠢蠢欲动,主要是基本形势看不清。国家对农村是黄老政策,听其自生自灭,城里不是。城里的改革是干什么?是砸碎铁饭碗,不吃大锅饭。改革的矛头所向,那不是明摆着的吗?

   首先就是咱们这些吃国家饭(过去叫“吃供应”)的人。第一是国营企业的工人,第二是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第三就是知识分子。所以,正是这些人,他们抵触最大。他们对改革之名,是企足引领以盼之;对改革之实,是牢骚满腹以骂之。当时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完之后,还把问题归咎于改革的迟缓和不够彻底。那时大家都很幼稚,谁都不去思考,谁也不愿思考,改革的代价是什么,改革的风险在哪里,改革的利益怎么分配,获益者要不要受节制,受害者要不要被保护,他们还以为,这都是改革以外的事,和改革作对的事(现在的任何工程上马,都得有成本计算和风险评估,不能认为是工程以外的事)。就像农民怨农产品价格太低,城里人却嫌卖得太贵,谁急了都会说,这是改革不够彻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是那个时期的特点。

   距上面两篇文章的发表已经十多年了,有人以为,国家有余钱,可以朝学校投一点,很多聪明人,特别是技术专家类的聪明人真的出来替我们管理学校,大家的工资长了一点,彼此的差距大了一点(现在这是不带负面含义的词),少数身居要职,官员兼教授,教授兼官员,政治为金钱挂帅,金钱也为政治挂帅的人,通过改组兼并,建设基地(人人争当基地分子),承包课题,腐败了一点,学校更趋时趋势,跟社会潮流(包括全球化的不正之风)更贴近靠拢了一点,就是改革的最大成绩。

   然而,我说的“弊政”,结构性的“弊政”,其实一点也没改,非但不改,还变本加厉。他们觉得,既然蚯蚓、蝎子、黄鼠狼都公司化了,怎么改革的春风就吹不进去,还留下这块死角干什么,学校不是福利院,还是老板说了算,裁人下岗,乃是势在必行。所以也就难怪,现在被革除的不是学校中的“弊政”,反而是我提出的“问题”。有钱烧着,下一步干什么,就剩磨刀霍霍向猪羊。这是大家等了十来年,才水落石出的结果。

  

老板的道理:大人有钱你有命

  

   回顾以往的历史,校园中的事情并不复杂,它并不是哪一位领导的心血来潮,或其上级部门的不知下情,而是整个改革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们这个曾经是“化外之地”的改革死角,和社会潮流相比,该有的都会有,没有的也会有,顶多也就是慢了几拍。比如,企业兼并,学校也兼并;企业搞工程招标,学校也搞课题承包;企业想把产品打到海外,学校也要跻身世界一流。所有的道理,大体相同。

   但问题是,我们的领导,他们觉得,学校的改革还不够彻底,改革的措施还没有配套,什么都端上来了,酒还没上。酒徒(山东说法,叫“历史醉人”)的说法,是不行不行,咱们今天可得动真格的。我琢磨,领导的心思,他们从国家拿钱,主要是对钱负责(口头禅是“要对得起这××个亿”),而不是对人负责,越是大笔花钱,才越是需要裁人,这是符合其经济理念的做法。所以,今天对大家来说,真正有切肤之痛的敏感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下岗。

   下岗在全国早就理所当然,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它的理由太堂皇(而不是像一般老板解释,公司亏本,难以为继,对不起了)。据说,这一切全是为了学校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目标明确,决心很大,一定要在几年之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的“一流大学”(即他们穿梭其间,流连忘返,口水滴答、艳羡不已的某某某某大学,恕不具引)。

   这些专管出国考察找钱敛钱统计数字收租子越来越像老板的领导,他们的大政方针,就是全面推行企业化和集团化,鼓励千军万马修长城,通过结构改组,把饼越摊越大(中国现在的很多人都是靠这种办法升官)。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优化原则也好,末位淘汰也好,基础是三优三劣,谁主沉浮,那是明明白白。理工和文科,是理工说了算;海龟和土鳖,是海龟说了算;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是学校领导说了算。现在的学校领导,很多就是这一理念的完美组合。如果我们顺着他们的逻辑想,老的卖其老,小的夸其小,青黄不接的自认倒霉,只要被裁不是我,幸甚,很多情况就会像黑心工厂一样。

   其实,这些老板的心思很清楚,就是凭你说千道万,我是非裁不可,不裁你就裁他,数字算好(就像打右派一样,是有指标的),搁在面前,而且讲法律时效,一旦规定出台,快刀斩乱麻,就像足球场上,判错了也不能改,该谁倒霉谁倒霉。他们裁谁,心里有本小九九,老卓越和小新锐,不能裁;伺候左右的小公公,也不能裁;柿子专找软的捏(就像工厂里的老弱病残)。这叫“成本计算”。目的是给外国的教授,或中国教授的外国朋友腾地方。

   鲁迅先生有诗曰:“大人有刀你有命,要命就是反革命。”现在的大人,“刀”字换成“钱”字,还是一样威风——“改革”,你总不能反对吧,这是很大的借口。我承认,我们的老板,他们的想法确实是代表潮流,但潮流并不是无可置疑,特别是其明显的“弊政”。因为历史上的怪事,如我的短暂经历所见,几乎都是潮流,而且往往是少数裹挟多数,让他们自动效死,死了都不明白是为什么死。远的不说,前有五八年的大跃进,后有十年文革,就是铺天盖地,谁也挡不住。“革命”也好,“人民”也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我不希望,“改革”也是这样的棍子。我还记得当年的超英赶美,各种招贴画,还历历在目。改革的冲动是穷。饱汉子不知道穷汉子饥,穷汉子也不知道饱汉子饱。当时的我们,是穷急眼了,光冲人家的钢铁和小麦去了,故尔劳民伤财之后,照样是位居下流。退回原地也不错,就像渔夫的太太,还是守着她的破木盆。然而倒霉的是,多少人白白死了,这个牺牲不值得。现在到处都是老板说了算,但老板的道理不能讲得太过分。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节制他们的东西,而且是有透明度和法制化的东西。

   过去,中国戏剧有个俗套,贪官上面有清官,清官上面有皇帝,冤枉再大,总有安慰。现在有个电视剧,叫《绝对控制》,还是讲这个最后安慰。可是事情如果真像剧中所演,黑老大已经撒下天罗地网,市里局里(公安局里)都有人(当然只能是副手了),如果没有“绝对控制”,我们又该怎么办?答案是:在自负天命(改革的天命)系于一身却置民情舆论于不顾的人面前,我们只有感受屈辱。

   前不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请我演讲。演讲前,我说过几句题外话。我说,我对学校还是老看法,非常简单。我理解,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做学问的地方,千变万化,说破天,它也不是养鸡场。现代建筑朝养鸡场发展,我们无可奈何;办公室朝养鸡场发展,我们也无可奈何;但一流大学办成养鸡场,我是坚决反对。过去,吃鸡是奢侈,要起早摸黑到西单排长龙,那是因为货源奇缺。现在有了养鸡场,从无到有,从少变多,当然是好事。但多了以后,大家才会怀念土鸡。谁都说土鸡好吃,这是吃鸡人讲的道理。对他们来说,一流的鸡,肯定不是养鸡场的鸡。

   但养鸡场的道理不是这样,它要的不是口感,而是效率。因为你养一年的土鸡,下一年的土蛋,也顶不上它一天的产量。它的老板说,我的可行性,我的优越性,那是被事实证明了的。第一它已全面占领市场,我的鸡蛋一上市,其他鸡蛋,全给我滚蛋;第二,你说土鸡好,现在要吃,得多付钱,边缘化的结果,是抬高了土鸡的身价(将来的人文关怀,下场必然如此),这是慈善之举,挽救土鸡,你得感谢我。这就是老板的逻辑,句句都是硬道理。

然而我想,如果我们的老板,他们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学当养鸡场来办,以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杀之权,囊中有驱鬼推磨的足够资金,只要精挑细选,把剩下的人,张课题大网,一个不拉,全都收编在内;只要用“二桃杀三士”的竞争机制(人跟人斗,其乐无穷;校跟校斗,其乐无穷),让所有雇员互相激励(掐吧),再辅以量化管理的学术泰勒制(为便于管理,便于监督,也便于汇报,学校何不制造一种“人才卡”,把各种报表,连格式带记录,还有工资奖金,全都输入其中,每次只要输几个数字就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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