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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读网有感——学校不是养鸡场

更新时间:2018-05-14 01:33:04
作者: 李零  
省得我们成天填表,也累坏了学校的办事人员),随时观察母鸡下蛋。这样,我们就会有所谓“一流大学”。

   笑话。


问题何在:发展不是没头苍蝇


   目前学校中的“弊政”,早已是有目共睹,很多问题没暴光,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峰是按“成绩”发钱,这是关键所在。大家不能不靠“成绩”吃饭。比如说,各大学的申报博士点,申报基地,申报项目,申报优秀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都是所谓“成绩”。各个学校,所有教员,都是围着这些“成绩”团团转,整天评这评那,花样多得不得了。谁都知道这是上下欺哄,虚假成风,但谁都乐此不疲,趋之若鹜,即便有一二洁身自好者,也是想躲都躲不了(学校早就不是净土,哪有桃源可避秦)。当今,虚糜国帑,浪费人才,糟蹋品牌与传统,谁都不心疼。文革的说法是“与其他篡党,不如我篡党”。现在的说法是,钱不能全叫王八蛋(别的同行,别的院系,别的学校)花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翻成现在的话,就是只有懂得可行性者,方为当今最杰出的人物。抗战时期叫“曲线救国”,时下讲法叫“求生存”(当系领导的最爱说这句话)。这和文革时期大家使用的逻辑是完全一样。我听过很多人抱怨,包括身为校长的领导抱怨,名气很大的学者抱怨,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没有胆量说。或者找点客观原因吧,是问题山积,凭个人的力量搬不动。况且,我们都深陷其中,谁也不干净,这和文革的困境也一样。

   现在的学校,同从前相比,有很大改观,但主要都是外装修,样子货(上面的检查,专看这些)。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但是资源浪费,而且是谁浪费,谁致富,致富方为先进。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从前,大家哭穷,想钱都想疯了,但可悲的是,现在我们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人和人的宝贵时间,全都用来堵钱眼(像黄继光那么英勇)。钱越给越多,活也越干越大(现在的学术都是订制的学术,就像过生日的蛋糕一样)。为钱写书,为钱开会,为钱制造虚假学术,最后牺牲的是大家的学术生命。四海无闲田,农夫都忙死,所失并不让于所得。

   有些问题太大,这里不去说它。讲点笑话吧,都是真事。

   故事A:某地方大学贴出招贤榜,曰诚聘国际一流教授,有若干种,其中第一种,月薪高达××万美元。你别光看价码,后面的条件是已获诺贝尔奖。

   故事B:某甲到某经济管理学院如厕,见学术报告海报,题目是:我怎样从年初只有××元到年底赚了××××××元,报告人是一暴发户,这是该校的带头院系。

   故事C:某新建教师小区,厨房厕所强迫统一装修,普遍收费过高,而且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许多楼层水管、暖气爆裂,发生水淹七军,新楼顶层露雨(很多),两年来屡次报修无人理,广大教员义愤填膺,但无处申诉。原因是,第一,这是×××工程,所以没辙;第二,该校是敏感单位,上级有通知,任何媒体不得报道,任何法院不得受理(我们还是一个法制国家吗)。

   故事D:现在的学术工程,报价惊人,膨胀太快,已经不是几十、几百、几千万,而是动辄多少亿,有些毫无价值,有些价值很小。中国三峡文物的抢救发掘,动员全国的考古力量,费时十年,开方无数,只有两亿,更不用说还有多少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它们都在等钱用。这件事让我很受教育。过去有位学者,我很尊敬的学者,他痛斥现在的理工原则一刀切,说掌校者摧残文科,是何心肝,我曾深表同情。但现在我后悔。因为像××工程或××工程,如果叫人文关怀,我看不如不关怀。这么多的钱,干什么不好,非把一大堆现成的书拿来重印,或只是为了歌功颂德、营造气氛。有位著名考古学家对我说,这也太集体无耻了吧。

   故事E:有自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人,受文化部之命,一拨一拨打电话,说他们从高校选了一百个名人,其中也有我,要我向西北人民捐书。我说,西北人民要脱贫,读我的书有什么用。他们说,我们的意思,不是要您直接寄书给他们,您只需要签个字,把版权交给我们就行了。他们到各高校拉人签字,很多人想,既然这是向西北人民献爱心,谁都羞于谈钱字。我是坚决不签。我说,真要支援大西北,把学校里的那些无用工程砍一半,钱就有了。

   我说这些,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荒唐,乃是层出不穷,绝不是一星半点,个别的偶然事件。它们和裁人正是出于同一背景(基本问题,还是我在《生活》上的文章所说)。这样的事再遮遮掩掩,它将祸及全国(像SARS一样)。

   话说回来,我想讲一句话,现在高校中的事情绝不只是高校本身的问题,许多前提就值得怀疑。比如,我们的老板,什么都拿外国说事,什么都拿改革说事,这正是最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学校搞好,真的想把国家搞好,就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切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其实这话,过去的理解太笼统,我说的人民,是要落实到人,因为没有人,哪来的人民呢)。我有几条建议:

   第一,学校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就是学校领导本身,包括他们的办事机构,包括他们的办事方法,张文康式(他只是个符号)不说人话的人,应该下台。

   第二,学校的领导应深入实际,一切从学校的教学实际和科研实际出发,不是教学研究为金钱(或上级部门)服务,而是金钱(或上级部门)为教学研究服务,不是大家为学校的政绩服务,而是学校为大家的工作服务,整个关系应颠倒过来。

   第三,现在中国的很多做法,好的坏的,确实都是从外国进口。但我们不能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切都好(现在出去的人很多,没有必要神秘化),总得有点进口检疫,不能把疯牛病和口蹄疫也给咱们招进来。外国的东西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好也有坏。我们不应一切照搬外国,特别是经变态心理放大,连外国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国,或只听他们的老板(我们老板打交道的人主要就是这些人)介绍,把完全迫于商业压力,连外国教授也深恶痛绝,嗤之以鼻,然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当我们的样板。

   第四,学校是广大师生的学校,不是少数人的私产,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应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特别是像裁人这样敏感的问题。任何方案的出台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学校还不是私立大学,校方动手裁人,要有法律依据。

   第五,改革不能目中无人,人不是数字,不是金钱定购的物品,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利益(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且绝对没有第二次)。我们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理科就该牺牲文科,为了效率就该牺牲安全,为了锅里就该牺牲碗里(更何况,有人是拿大家的锅当他们家的碗),为了没柴烧,就连门坎都给剁了。

   第六,改革要有具体内容,不是为了机构而机构,为了数字而数字,什么成绩都有,就是没有学问,光点钞票了。

   另外,我想说一句,人才流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原则上讲,现在很多教授借口学科建设,借口事业传承,借口部门利益(专业、院系和学校的利益),精心培养子弟兵,确实有打散的必要,他们哭闹的人材流失问题确实不能一味姑息(这是我和很多先生不太一样的看法)。但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我吃不准。外国的办法也是各有利弊,英国制度有英国制度的好处,位子少,不利晋升,但花在钻营上的心思也比较少,这对学问有好处。美国制度是足球转会制,商机无限,发展机会比较多,但它也有它的弊病,每年的search和教授上市,里面有太多的哄抬身价,当学者的,到处演讲,到处面试,牵扯精力太多(教授没有经纪人),对学问有破坏。

   至于用外语上课的设想,那简直是胡说八道。老乡的说法,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它反映了我们上上下下的很多心态问题。我认识的西方学者,他们到别国讲课,一般都是用该国语言,这是对对方的尊重,对方本身也自尊。比如,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德国人,在美国教书是用英语,在法国教书是用法语,在日本教书是用日语,到中国演讲也是用汉语。这才是顺理成章的做法。中国学者到欧美讲学,彼此交流用英语,那是不得已(比如他们不会讲汉语,我们不懂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不会对方语言,仍用自己的语言,也是不得已。大国不学外语,小国才学外语,这是一般规律。比如,美国人就不像欧洲人爱说外语,会说外语。欧洲的国家都是小国,一抬脚就上了别的国家,不说外语没办法。

   现在这个世界,谁丢下母语不讲,张口就是外语?都是前殖民地国家。他们的问题是,自己的语言丢了,不用前宗主国的语言就没法讲话,这是很可悲的事情。香港人说英语也有类似问题,他们讲生活上的事还可以用广东话,官话被英语占领,这也是殖民的结果。还有,中国自己也是这样,不说多种语言的代表是北京人,少数民族的话他不懂,方言也不说。外地人不是这样,少数民族不是这样。比如达斡尔人,过去都是四语(达斡尔语、汉语、蒙语和满语)并说,那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要以为,会说外语就是地位高。比如外交场合,情况就相反。我们用中国话讲课,那是天经地义。外语是交流语言,不是工作语言,特别是文科,更不应该提倡外语授课(世界大国都不如此)。

   总之,我想说的是,在当今的社会变革中,改革的道理不止一种,不是只有老板的道理才是改革的道理。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社会的所有进步,并不只是生产力的进步,他们可以称为文明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非主流社会反抗和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他们有各种工会组织、左翼团体,有社会制衡,有社会保障,其实是发展的“车闸”(虽然这个车闸也不太灵)。我们把西方文明中这些最先进的部分抽掉,把我们过去还明白的道理抛弃,那只能是向历史上最野蛮落后的资本主义看齐,只能是向当今西方正在重新抬头而且甚嚣尘上的恶势力看齐。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今世界上的有识之士,所有有社会道德和起码良心的人,谁都承认,发展是个很大的潮流,谁都难以抗拒和躲避。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同意,发展的利益可以高于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历史文化,它们没有一样是低于它的价值,没有一样是可以为之牺牲(老子讲的“天”、“地”、“人”、“道”和“自然”,哪样都比它更大)。反对战争,反对污染,抢救和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遭受歧视和排斥的弱势群体,这是当今最大的道义所在。

   中国的法家有一句名言,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商君书·更法》引当时成语),这与他们对人性的洞察直接有关,应该说是很坦诚也很聪明的想法。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孙子兵法》乃有“愚兵投险”的御兵之术。他说,一个真正高明的将军,他的高明之处就在“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不告诉他们作战意图,不告诉他们行军路线,好像登高而去梯,“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这是现在还被许多“改革家”祭为法宝的东西。但在一个有高度民意监督的社会里,在一个事情涉及广泛公共利益的领域里(学校在目前还是国家财产),这样的管理模式,是绝对不允许。

   一个只要速度而没有车闸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他摔死的不止是驾驶员,也包括所有乘客。

   2003年6月2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本文原刊于《书城》2003年第7期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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