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天，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就在前一年的冬天，当时的我正在写论文，有一次陪张岱年先生到香山参加关于魏晋玄学的研讨会，碰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编辑室的黄德志女士（后来我们一直习惯称她为“老黄”）。她对我说，“张先生推荐你的博士论文到我们社里出版！”原来，我的博士班同学刘笑敢这时已经联系了出版社，认识了老黄，并且得到了老黄的承诺，毕业论文争取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于是老黄就在会上跟张先生说起此事，请张先生应允到时为之写序，张先生便说，“还有陈来的论文，他也是明年毕业”。由于张先生把我正在写作中的博士论文也推荐给老黄，所以老黄就找到我说起此事，也承诺将来在社科出版社出版我的论文。我当时自然觉得这样很好，但更担心论文本身能不能写得好，能否达到出版的水平。

1985年6月，我们的论文先后通过答辩，9月初，张先生把我们叫到他家里，把已经写好的序交给我们。我们把张先生的序交给了老黄，这样论文就正式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过程。当时，出版社大概已经有了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的规划，故先进入严格的审查程序，我的博士论文《朱熹哲学研究》由时任出版社总编辑丁伟志先生审稿。大概过了数月之后，我收到了丁伟志先生的信，一共有十几页，谈的都是他的审读意见。身为总编辑，丁先生竟为一本博士论文的出版写了十几页的意见，我想，这样的审读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而且，照理说，他的审稿意见也不必直接寄给我，由此可见他在学术上的平等待人和对青年学人的关心。对此，我很受感动。

1986年秋天，我赴美国访学，此前半年多，我几次到老黄家里，商量出版的有关事宜。老黄是非常热情的人，她在组稿方面非常积极，与作者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我去她家，有时就在她家吃午饭。她还带我去皂君庙社科院宿舍的一些同志家拜访过。张岱年先生对我的论文评价较好，老黄也逢人便说，陈来的论文挖掘得深，还准备优先安排我的书出版。

她想方设法为我们考虑。比如，请丁伟志先生来审我的论文，就是老黄的主意，她认为这样能够保证出版的顺利。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学术界的新人，出书是很不容易的，由于老黄的周到考虑和安排，我们的论文都在1988年春作为文库的第一批出版了。收入博士文库的《朱熹哲学研究》是我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我们都知道，学者的第一部著作出版最难，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资源特别紧张。所以，我衷心感谢社科出版社在关键时期对我的大力支持。

书出版后，我仍与老黄保持着联系。记得有一次，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还一起去任继愈先生家拜年。老黄跟很多著名学者也都保持着联系。她跟李泽厚先生很熟，对美学书籍的出版特别关心。事实上，在哲学编辑室，老黄本是负责美学书籍的组稿编辑。但由于她工作热情主动，所以，出版我们哲学史的书，她也费力很多，贡献不少。她组稿的第一本书，就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样的出版社编辑，在当时的社科出版社，还是很少的。

由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书，所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常常去出版社，有时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去办事，也顺便到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坐坐。这一时期，我有几本书陆续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于和不同的出版社都逐步发展了合作关系，我和社科出版社的联系慢慢少了，后来，哲学编辑室的熟人渐渐离开，到出版社的机会就更少了。

社科书店于1981年成立，是当时北京为数不多的几家社科专业书店之一。老黄接手社科书店作店长则已是1994年4月的事了。多年来，书店几经搬迁，但始终在社科院附近，所以，每到社科院开会，我都会顺便到社科书店转一下，看看社科出版社出的书，看看老黄在不在。

多年来，我在很多出版社都出过书，最新的一本已经是我的第40本书了。但老黄是我的第一部书的责任编辑，至今心存感激。

来 源：《社科院专刊》2018年4月27日总第4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