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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我和我的老师

更新时间:2018-05-10 02:14:58
作者: 吴飞  

   在北大任教十多年,常有人问:你不想离开北大,是因为北大的制度,北大的管理,北大的福利,还是因为北大的图书馆?扪心自问,要离开北大,我最舍不得的,是北大的学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北大的学生,不仅是中国最好的,而且是世界最好的。如此旺盛的学习热情,如此活泼的校园氛围,如此蓬勃的创造精神,北大的湖水、草木、空气里,都充盈着青春的力量和无尽的生机,浸润到每个北大人的骨髓深处。同样素质的学生,如果考到另外一所好大学,也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专家,但一旦来到这里,就被熏陶成了北大人,举手投足间少不了北大的味道。作为一个老师,哪里还有比北大更好的地方呢?

   从来北大当学生,又回北大当老师,而今已经26年了,我深深感到自己身体中流淌的北大血液。我希望能永远和北大的学生们在一起,也希望自己永远做北大的学生。成就北大老师的,是北大的学生;而成就北大学生的,当然是北大的老师。我走进北大的九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刚刚经历过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文化讨论,我们虽然没有赶上最壮丽的思想景观,但文化讨论留下的惊鸿一瞥,也足够我们慢慢咀嚼和消化了。“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都还买得到,仍然是我们最初的启蒙读物,

   陈来先生、刘小枫先生、甘阳先生、汪晖先生,最具思想创造力的这几位前辈老师,都在不同阶段给我实质的影响,这应该是九十年代的一个北大学生所能享受到的最好的人文教育了。而使所有这些汇聚起来,能够使我切身感到北大的真精神的,还要算我的硕士导师王守常教授。

   刚来北大的前两年,我好像一下子被丢进了学问的大海中一样,贪婪而毫无目的地吸收,却找不到方向。北大图书馆有那么多好书,有那么多好课好讲座,又有那么多社团,就像很多刚进北大的学生一样,我有太多的兴趣,太多的幻想,好像自己一下子就到了世界的中心,承担起了天下兴亡,但其实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1994年春天 ,我大二的时候,北大哲学系向全校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通选课,请最好的老师来开,大多在当时的老二教阶梯教室(现在早就拆掉了),那是当时北大最大的教室,每门课都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人满为患。我选了其中的好几门,课名都记不得了,应该包括叶朗先生讲的美学,陈鼓应先生讲的庄子,以及王守常老师讲的新儒家。这些课使哲学系最好的老师从系内走到了全校学生面前,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生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意识到,原来书可以这样读,学问可以这样做。相比而言,王守常老师的课并不是最吸引人的,基本不需要提前占座,不过,王老师的儒雅、博学与情怀却深深吸引了我。在王老师的影响下,我萌生了学习哲学的念头。

   上完那学期的课再见到王老师,却是在昌平。从1994年开始,北大的本科新生一年级都要到昌平去,当时作为老生志愿者,我几次参与了和九四级新生交流的活动,而王老师竟然做了哲学系本科新生的班主任,不仅做了班主任,还在新生中组织了一个足球队!我印象中的王老师,还是那个大腹便便、斜背着大书包、走路都晃晃悠悠的老男人形像,而班主任不都是最年轻力壮的老师去做吗?他不仅要做班主任,还会作为孩子王,驰骋在绿茵场上!不可理解,至今都没能把这两个形像统一起来,因为我从未真的见过球场上的王老师,虽然后来了解到,王老师当年是有过学体育的打算的,阴差阳错才学了哲学。

   本科四年一晃而过,我这样一个随着兴趣乱听课的学生,成绩是很不好的。当时保送研究生的指标很少,凭我的成绩,应该没有可能。我老老实实泡起了图书馆,希望真刀真枪地考一个哲学系的研究生。谁知,王老师在知道了情况后,告诉我说,哲学系保研名额有空缺,他要为我争取跨系保送的名额。当时真不知自己何德何能,蒙老师如此错爱,总觉得是不可能的事,而老师说得又如此肯定,自己战战兢兢、毫无把握,隔几天没什么消息,就给老师打个电话。一次早晨十点钟打过去,半天王老师才接电话,好像没听清我说什么,就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敷衍着:“没问题。”然后电话挂了——我后来才知道,老师一般是到中午才起床的——当时心中很没底,这么糊里糊涂的老师,能把事情办成吗?糊里糊涂的,就到面试环节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的面试规定,王老师就带了一个年轻老师,组织了对我的面试,然后,我就成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当时面试我的那位年轻老师叫王博,后来也经常见王老师带他参加各种活动,老师提拔后进,无论晚辈老师还是学生,都像带儿子一样尽心尽力。

   在北大校园的东南角,有一个治贝子园,是前清贵族留下的,九十年代,汤一介先生和王守常老师努力争取到资金,复建了这个园子,主要用做中国文化书院的办公场所。保研的事情结束后,王老师带我到了治贝子园,给我看中国文化书院的藏书,和我谈研究计划,还特别鼓励我们不同学科的朋友之间进行密切的学术交流。在1996年,也就是我研一那年的冬天,我们几位朋友开始读福柯的《什么是启蒙》,读了几次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汤先生和王老师就让我们到治贝子园读书。最开始参与的应该有李猛、李康、赵晓力、强世功、郑戈、舒炜、杨立华、唐文明、顾杭、渠敬东、汲喆和我,应星当时在重庆调查,回来后加入的,此后又来了吴增定和张旭,前后进进出出变化很大,慢慢人员固定了,就被称为“福柯小组”。王老师对福柯小组非常关心,福柯小组最长期的读书地点,就是治贝子园。

   研究生三年,王老师就交给我两个任务。第一,作为本科学社会学的学生,王老师希望我除了读哲学文本之外,不能把以前学的丢了,要通过做田野调查研究宗教和文化,打破学科界限。这个要求使我到了哲学系后才真正学习社会学,进入中哲反而研究起洋教来,结果硕士论文写了一本天主教村庄的田野调查。这个研究硕士毕业后不久,刘小枫老师就推荐给道风出了,成为我的第一本书。也是从写这本书开始,我反而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产生了兴趣。第二,因为老师当时还在带本科九四级的班主任,有些事情他让我帮他带学生,特别是带学生去天台山国清寺做调查,王老师带本科生,几乎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如同一个父亲,而他与学生对着吹烟圈的场景,更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很难概括王老师的性格:一方面,他心里装着学生很多很多的事,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又特别随性,随性到了没大没小、大大咧咧的程度。不能说这就是北大老师的特点,但对我而言,北大的精神,特别是北大哲学系的精神,就是这样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他很懒,读了很多书,上了很多课,但不写书,不写文章,不评职称;可学生的事却都是他自己的事,他随时都在为学生考虑着,安排着。他似乎就是为当老师而生的,所以,他毫无争议地成为北大第一届的十佳教师——第一届,那是货真价实选出来的十佳教师,我后来也当过十佳教师,但后来的十佳教师推选就越来越程式化,几乎成了轮流坐庄,与当年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等到我2005年从美国留学回国,与王老师成为同事后,才知道了他在老师们当中的一个绰号:王爷。王爷出身名门,祖上是满洲贵族完颜部,父亲是东北军将领王化南,王爷是王化南将军最小的儿子,没有像他的哥哥姐姐那样转战南北,他出生时,父亲在傅作义手下做少将,积极参与了北京的和平解放。但王爷在历次运动中有过许多历练,在东北建设兵团插过队,开过汽车,也真的很擅长体育运动,特别能踢球。1973年,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来上大学,本来想去北体学体育,却来了北大学哲学。张岱年先生非常赏识他,以后让他留系任教。王爷和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朱伯崑、汤一介等老前辈都有非常密切的接触,投入到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建当中。对老先生交代的事,王爷都认真去做。每次和王爷聊天,他对这些老先生的故事都如数家珍。他家里挂着冯友兰先生的一幅字,但写得不是很好,王爷说:“冯先生年纪很大了,我却从没有向他求过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给我写了这幅字,算是多年师生之谊的纪念。那时候握笔都发抖了,所以写得也不好。”对老师和学生,王爷都尽职尽责,但对自己的事却不大在意,不想著书立说,也不想评教授,他似乎很自觉地做了前辈与晚辈之间的桥梁。

   老师们叫他王爷,除了因为出身名门之外,还因为他的派头和风度。记得除了这位老王爷,系里还曾经叫另外一个满族老师小王爷,但后来不知怎么就没人叫了,但大家都知道老王爷是谁。我回国任教时,王爷已经上了点年纪,却更加逍遥随性,喜欢和人神侃,喜欢和人喝酒,喝多了就挥毫泼墨。有时候他一晚上可以连喝两三顿酒,也留下一大堆字。国学在社会上逐渐热起来,来北大周围听课的社会人士越来越多,慕名来求字的人也越来越多。王爷的字是写得非常好的,但从不拿出去卖,都是在高兴的时候随意送。有几次,我在很偏远的地方看到一个小店的匾额居然是王爷写的,回来问他,他完全不记得什么时候写的了。我就劝他说:“别喝那么多酒,也别老随便给人写字了,小心被人利用了。”但他不会改,几乎每次在系里碰到他,他身上都有酒味。王爷就是王爷。

   2007年,守常老师终于评上了正教授,但很快就退休了。退休后不久,他从汤一介先生那里接过了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的职务。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是八十年代文化讨论中最重要的三个思想团体。另外两个后来都散掉了,唯有中国文化书院仍然存在。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当年的文化讨论氛围早已不再,守常老师一方面努力整理老辈学者的文集著作,另一方面积极向社会各界传播中国文化精神。他依然率性逍遥,但他做事有自己的原则。他一方面是非常积极的,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使命感和热爱;另一方面又是守成的,从来都知道做事的分寸和度。因为这些年的国学热,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他也随时都在接待四面八方的来访者。只要是诚心诚意学习和推广国学的,守常老师都非常热心,尽可能成人之美,所以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有一批真心实意的追随者。但他自己最牵挂的,却是为中国文化书院的老前辈整理著作,唯恐老先生们的学问没有传承者。每次看到老先生们的书印出来,都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守常老师经常被邀请去给各种活动捧场,忙于各种应酬。职责所在,老师也乐意帮忙,学会了讲各种套话。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老师也是坚持原则的。有一次,某个活动的主持人在请守常老师讲话之前,先花了几分钟推广自己的产品,听得人们昏昏欲睡。守常老师上去后,并没有蒙混过关,而是不疾不徐但毫不客气地说:“没有这么做广告的!”预期中的捧场变成了斥责,这反而成为那天的活动中最大的亮点。我陪守常老师参加过几次活动,他的发言都非常简短、有力,既没有浮华的溢美之辞,更没有矫揉造作的插科打诨,更不会有廉价的恭维谄媚。一个读书人的真诚与朴实,不会因为任何情况而改变。

   每次路过治贝子园的时候,我都先看看他的车在不在门口,多数时候是不在的,因为他总是在外面参加活动;如果在,我就会进去看看他,但他那里总是高朋满座,见了他也难得说上几句话。

   在北大二十多年,我已经和王老师收我做学生的时候差不多年纪了。原来住过的宿舍楼,早就拆掉又盖了别的楼;哲学系在过的几个地方,现在都已经是别的单位了;不变的似乎唯有这个治贝子园,还是原来的结构,还是原来的藏书,更重要的是,里面还是二十年前的老师,只是房子旧了,书更乱了,老师则已经须发尽白。当初福柯小组的成员也已经分散到各处,但为福柯小组提供场地的他,依然在这里接待五湖四海的学生,和他们品茶、喝酒、写字。

   我非常庆幸遇到了这样一位老师,他不仅教给我哲学和做学问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教给了我怎样面对老师,怎样面对学生,怎样面对世界和自己的人格。我尝试着用他教学生的方法教自己的学生,学着像他那样真诚地面对周围的一切,总是无法做到像他那样圆融无碍、应付自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让我知道,北大不仅有许多著作等身的大师,还有很多述而不作的老师。真正使北大成为北大的,不是风景,不是建筑,不是树木,甚至不止是著作,而是一代一代的人。毕竟,书是谁都能读的,能教给我们书里的真精神的,却要靠老师。老师带学生,学生再带学生,北大人的人格与风骨,就是靠这种方式传承至今的。而一百多年的北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始终能够培养和接纳这样的老师;北大哲学人的骄傲,也正在于文字背后的真性情、真风骨。这种精神一旦失落,北大一旦无法容忍这样的老师的存在,北大也就不再是北大了。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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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联学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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