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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从美中贸易战看中国“后来居上”现代化战略

更新时间:2018-05-10 01:56:58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美中贸易战成为近期国内外众所瞩目的热点焦点问题。贸易战问题推衍开去,既牵涉到对中美关系的总体认识和把握,更牵涉到我国现代化战略的理性认识和创新思维。本文从理论层面对中美贸易战进行了深度考察,并对贸易战的相关现实情况进行了点评。我们必须坚持大的战略方向,理性应对,防止冷战思维下最坏的结果,积极争取最好的情况。在中美对决问题上,要有创新性思维,在追求“和平崛起”过程中把握好战略思维的赶超路径与战略耐心。要在充分认识中国“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国情基础上,明确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是大战略的基调。

   关键词:美中贸易战  中美关系  赶超路径  战略耐心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国内最近可说已成为一大热点的问题,是“美中贸易战”。本文意在从“贸易战”问题而展开至观察思考总体的中美关系,以及相关的中国现代化战略的理性认识及其创新思维。


一、观察思考“美中贸易战”的理论框架


   首先,从理论层面看,现在各方关注的“美中贸易战”,如果从理论视角考虑,可以做什么点评?我认为首先要肯定,经济学这么多年的探讨、发展中,关于国际贸易(进出口)的互惠互利原理,可以解释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具体活动,因为基于不同资源禀赋、规模经济等的各国“互通有无”,实际上还是要落在比较优势的概念上,方可以作出比较好的理论说明。这个比较优势原理引出的基本逻辑是需要、应当和可能追求共赢,所以,这叫互惠互利。

   但是其次,我们也不能否定另一种情况,为什么总是有贸易保护措施及其“主义”?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短期的理由,就是减少冲击,以利于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客观地讲,中国入世的时候很多人担心我们会受到进一步开放和贸易自由化以后的冲击,而在当下,似乎作为发达经济体的美国那一方,又更多地在强调中国更加开放情况下,要以征收较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减少对他们所形成的冲击。这方面,双方所顾虑的,至少是短期的冲击问题,这是不能否定的必然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入世的时候,要求援引WTO规则中关于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得到的特别条款作特殊处理,减少这个冲击,逐渐地、分步地来兑现我们关于入世以后承担义务的承诺。兑现承诺时间表的达成,是谈判博弈的问题,是力求理性地找到平衡点的问题。

   接下来我还想再强调一层需在理论上加以总结的认识:比较优势、互惠互利可以解释大部分国际贸易活动,但是这个“比较优势战略”,一定会碰到“天花板”,就是会碰到低端的经济体想买的高水平供给物被对方禁售,这种低端的经济体(比如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对应于高端的发达经济体头号强国美国,显然处于低端)给出多高的价格,也买不来高端的供给了。在这个领域里,我们需如实承认,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共赢因素的,它只会产生摩擦因素,我们现在实际生活中,不必讳言这种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一定会出现。与之相关联的理论探讨,一定会涉及后发经济体的“赶超战略”问题。

  

二、关于“美中贸易战”相关现实情况的点评


   实际考察,中美之间的贸易本来总体而言的特点,是一高一低的互补,在互补范围之内的,是一种已经被称为“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显然在这个互补范围之内中美双方没有理由打贸易战。在中国入世的时候,承诺了我们的缓冲考虑之下,有一个时间表,我们要按照它兑现入世的承诺——现在我觉得作为研究者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工作,把中国入世承诺的实现情况做成一个一览表,看是否存在没有兑现的地方——我作为研究者,觉得如果真的存在没有兑现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是理亏之处,那么要赶快兑现。同时,也应该梳理清楚其他的经济体,作为当时已经形成他们多边关系的WTO,那个时候对于中国给出的应该兑现的承诺,是不是也有没有兑现之处,如果没有兑现,则是他们理亏,应该兑现。这似乎就是一个应该摆事实讲道理来落实的问题。在中国商务部的网站上,有中国入世承诺的一览表,我忙碌中因时间关系,没有仔细抠那至少好几十页的内容,但是我觉得现在在所谓贸易战的氛围下,这个相关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

   再往下说,在中国的发展中,确实不仅要有比较优势战略,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团队特别强调,不能讳言,还必须有赶超战略。从追赶到赶超,它和“比较优势”战略的效应合在一起,确实对于更发达的经济体,比如美国,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和挑战性影响,也会生成前不久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我觉得可以称为“萨默斯悖论”的情况。网上报道的萨默斯的原话就是:“几千万美国人对就业保障、孩子未来机遇越来越没有信心,这不是中国的错,但他们却把中国的成功,视为对美国构成了负面影响……此外,中国一方面强调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宣称已经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将在各方面发挥影响力,甚至试图改变规则,鱼与熊掌都想兼得,也让美国人感到厌烦。”这些话语里面他的情绪我不加评论,这样形成的一个悖论,也还有它的客观之处。萨默斯明确地说出中国在崛起的意思,也认为这不是中国的错,但却在这个赶超战略于中国比较成功地实施之后,对美国形成了挑战性的影响。怎样中和、消化这样一个已经形成的压力,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确实也必须清醒地把握战略思维:中央十九大明确肯定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是我们实事求是看待自己国际地位的一个来自中央最高决策层面的判断,跟它相匹配的一系列我们的战略设计和行动姿态,是不是也有值得检讨之处?这方面孙立平教授所说到的中方也有“不当言行”加剧了美方的不满,不能完全否认。如果从力求中肯的诉求,来做研究者的探讨,是有必要的。

   现在可以看到的概况,我们承诺了全面开放,但开放似乎还有不足的领域。据我了解的信息,列出的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继续扩大开放。比如电影、艺术等文化产品,国内外都有观点认为我们现在开放是不够的;药品、汽车等高科技产品,这方面我觉得也值得探讨:外面有那么好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药品,为什么中国的市场不能进一步开放?为什么不能把中国老百姓不得不通过各种非正规渠道以天价到国外购买的这些药品,转为正常渠道在中国国内较低价购买?汽车阶段性的高关税有一定道理,入世时就担心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被冲得溃不成军,需要有一个逐渐降低关税的过程,而我们现在要检查的是我们是不是兑现了那个降低的过程,在现在这个阶段上,还可以依据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做什么调整?我觉得这是可以、也需要探讨的。

   另外,出于种种原因,外部世界说中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产品开放还不够,而中央层面最近的姿态是非常明确地说我们要进一步实行金融开放,似乎中方的绝对控股可以降低为相对控股,等等,这就是建设性的因素。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找到新的平衡点。

   再有,实话实说,中国特色发展中,我们互联网的开放程度是不够的,曾有流传的说法,特朗普访华带来的大礼,就是双方可以达到一个新的认同,把谷歌地图在中国大陆上引入,最后没有变成现实。我也知道在海外学习的一些人,他们说到了大陆,如果用不上Google,在学术资料的搜索方面,他们觉得似乎是难以容忍的一种学术环境,我们也无法回避这个现实。政协原来副主席层面的领导同志,曾经正式提出提案,适当考虑进一步放开Google搜索等等,这方面有建设性的内容,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三、坚持大方向,在美国打压下理性应对,据理力争,防止最坏,争取最好


   做了这样一些现象的观察以后,我想说从大方向来讲,逐步更加放开,应该是因势利导。中国早已经承诺全面开放,全面不够到位之处,我们在大方向上不必否定,还是要进一步放开的。同时,我们应承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已经有明显进步的知识产权保护,我们将继续把它做好。这些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要联系到跟人家去打什么贸易战。

   但另外一方面,我想比较直率地说,美国方面因为感受到作为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又具有规模经济体的巨大增长潜力和发展纵深,进而美国的战略思维,必然是一个打压老二的思维。这没有什么更多的需要隐讳之处,因为人类社会,各个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现在在整个利益关系的处理方面,还不可能完全摆脱“丛林法则”,我们远没有进入“大同世界”。作为已经占据了全球第一老大地位的美国,他的老大地位跟他整体的巨大利益的关联,是一望而知的,他的这种老大利益的形成,可不光是看贸易方面的表现。头号强国国家利益与资源汲取能力的形成,一定是方方面面各种因素合成的,是在他做出追赶英国的多年努力之后,在二次大战之后才明确无疑地确立了老大地位而必定要全力维护的。在维护老大地位方面,他自然而然要考虑,对于中国一方面要合作,一方面要竞争,竞争中要从他的利益考虑予以压力,予以限制。说到中美之间这种限制,是不是走到了矛盾摩擦,就必定不可调和,要来个最终对决?我觉得这一定要另当别论。

   我们先假设最后的对决可能出现,但至少从现在来看,首先,假设情况下它也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在现在这个阶段上,我想援引邓小平当年的战略思维——那是在出现了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特定事件,外面对中国实施制裁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所说到的,这是小风波,我们还要继续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他提出了著名的一系列论述,其中有一个讨论起来还很热闹的“韬光养晦”之说,很遗憾,翻译成英文以后,容易让人形成一个印象,就是中国人故意装可怜、搞阴谋。所以,在以后很多场合,不再沿用这样一个邓小平的表述。但是,他表述里面战略思维的可取之处,是非常明显的:你如果现在还远远不能现实考虑双方的最后对决,剩下的空间是什么呢?对美国而言,我们要考虑的,是不是可以更多地买美国想卖给我们的东西;同时,我们还要尽力买我们国家想买的东西,无非就是妥协、权衡,斗而不破,做生意讨价还价,竞争中还有合作,而合作确有巨大的空间,因为它是基于互补为特征的中美之间做生意总体格局的基本事实。以理性态度来说,应该明确强调,双方都要在形成一定的承诺之后遵守承诺,接受现行规则,同时也得承认,有动态地优化改变规则的必要性。萨默斯说中国人试图改变规则,这也很正常,我们入世的时候服从已经形成的规则,但其后我们要参与未来规则优化的过程,成为规则制定参加者中的一方。比如多边关系下的政府采购,当年入世时已形成的只是非常粗线条的框架,我们进来以后,先遵守你的框架,再一步步深度参加政府采购谈判,我们便成为规则制定者群体中的一方,积极寻求动态地优化规则,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凡此种种,都应据理力争。

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说,中美双方无非就是防止最坏情况和争取最好情况。所谓防止最坏的情况,就是防止冷战,不要动不动落入冷战思维,什么都贴个标签,“谁战胜谁”、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无处不在,那就没法讨论理性的妥协和权衡关系。同时,所谓争取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应该积极争取共赢,这种可能性是明显存在的。刚刚双方剑拔弩张说开打,跟着种种口风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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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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