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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宪:试论安置教育

更新时间:2018-05-10 01:53:42
作者: 陈泽宪  
这一判决也直接导致了德国刑法的修改,2013年6月6日,德国刑法第66条c款中规定了实施保安监禁的基本准则,旨在重新建立以治疗、自由为导向的保安监禁制度,确保保安监禁的执行与一般自由刑之间具有显著差距。虽然在内容上,保安监禁的法定条件并未发生改变,保安监禁的主要形式是与判决同时确定的保安监禁以及保留的保安监禁,但事后的保安监禁仅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才能够适用。在此次修法中,联邦宪法法院对2011年颁布的“治疗安置法”也进行了重新修订,适用该法的前提不仅是行为人被证明存在精神障碍,同时,其还必须满足危险性评估方面的更高标准。这一要求的结果是,“治疗安置法”看上去似乎不再有任何适用的余地了。[17]可以说,2009年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是保安处分制度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各国保安处分制度的设计和完善都能从中获得启示,确保本国保安处分立法符合人权法的国际标准。

  

三、安置教育措施的制度构建


   目前,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已经对安置教育进行了初步规定,但规范安置教育对象、行为、程序、机制等内容的制度体系还远未完善。构建安置教育措施制度,目的在于依法限制处分措施的发动,使职权机关在保障人权和防卫社会的前提下,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规定实施安置教育措施,确保其符合法治国家的司法原则。

   (一)基本原则

   1. 法治原则。

   安置教育作为一种典型的保安处分,不是法外之地,必须全面坚持法治原则。法治原则要求安置教育制度必须符合法定程序,作出安置教育决定的机关只能是司法机关,并且受到严格的监督和审查。法治原则还要求安置教育制度要贯彻禁止溯及既往原则和比例原则。关于禁止溯及既往原则,出于借鉴德国保安监禁制度的教训的考虑,在我国安置教育的制度设计上要特别谨慎地对待“事后的处分”。比例原则要求禁止过度处分,由于安置教育措施关涉人的自由的剥夺和限制,其严厉程度不亚于自由刑,因此必须注意处分期限、方式与被处分人社会危险性的相当性。

   2. 人权保障原则。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我国制宪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党的十八大把“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所作的报告中,强调“加强人权法治保障”。在法治国家中,保障人权是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责,一切司法活动的目标都在于更加有效地促进个人享有和行使权利与自由。《反恐怖主义法》在总则中也明确规定:“反恐怖主义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要求将反恐怖主义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在反恐怖主义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防止发生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是反恐怖主义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社会防卫论的基础是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目标是保护公众安全,本身就包含有谦抑和人权保障的思想,这是我们不可不察且必须坚持的原则。

   3. 教育矫治原则。

   安置教育针对的是那些已经在监狱中服过刑,但被认为仍具有危险性,以至于必须隔离不得释放的行为人。因此,为了降低被监禁人的危险性,必须坚持教育矫治原则,为被处分人提供能满足治疗需求的矫治措施。这也是被处分人在法律上的正当权利,并且应当得到律师的支持和帮助。此外,对执行机构的定期核查也是必要的,以确保安置教育的制度初衷和机能没有偏离方向。由于安置教育可能是不定期的,何时解除取决于每年对被处分人的评估结果,因此,安置教育制度的设计,必须在实证的基础上,基于科学客观的精神,充分考虑正向反馈机制和激励效果,让那些社会危险性确有降低的被处分人,能够看到他们的治疗效果并在审查中明显体现,这样的教育和评估才是有益的,安置教育的目标才可能实现。

   4. 区分原则。

   安置教育和一般自由刑之间应有明显的区别。根据双轨制体系的主流理解,安置教育有突出的预防导向。这里的区别不是囿于教义学上的讨论,而是基于一种更为现实的考虑。区别于对没有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安置教育的对象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安置教育的实施可能对行为人造成社会否定评价和人格谴责,因此,一种基于自由导向的执行和管理就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当于服刑人,被安置教育的行为人应有更多的自由去会见来访者或安排他们的空闲时间,以抵消持续监禁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应分阶段实行区别于自由刑服刑期间的改造手段,尽可能帮助这些人复归社会。

   (二)适用条件

   按照《反恐怖主义法》规定,服刑后的恐怖主义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须经评估确定其具有“社会危险性”,方可实施安置教育。评估考虑的要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二是服刑期间的表现,三是释放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这一规定并未给出明确的“社会危险性”的概念,适用条件也还比较模糊和粗疏,因此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由于安置教育本质上也是对被处分对象人身自由的剥夺,基于宪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因此条件设计的方向应是限缩而不是扩张。具体而言,安置教育的适用条件至少应包括:

   1. 特定罪犯。

   根据我国《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可以科处安置教育措施的行为人,仅限于恐怖主义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根据立法精神,一般应当是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程度很大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犯,特别是再犯、累犯。对两次犯罪的罪名要进行严格限定,即仅限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应当指出,我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并未规定适用安置教育的罪犯必须是累犯,即至少实施过两次犯罪的行为人,这有别于各国相关制度共识。可以考虑在后续的立法完善中,明确要求,安置教育的适用对象必须是至少已实施过2次被判处徒刑以上犯罪的行为人或其他有高度再犯可能性的危险行为人。

   2. 高度的再犯可能性。

   对“社会危险性”的评估,应研究建立一系列的评估指标,包括犯罪人的成长环境、人格结构、社会交往、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频率、犯罪情节、服刑期间的表现以及释放后对社区和社会的可能影响等,对行为人进行社会危险性的科学评估,确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再犯倾向以及再犯的现实可能性程度。

   3. 期限要求。

   安置教育作为一种保安处分具有不定期性,但为了避免安置教育成为超越自由刑的最严厉的处分,出现国外学者所谓的“干等死” (dry death penalty)的情况,建议对初次科处及最长科处期限进行规定。

   (三)体制机制

   按照《反恐怖主义法》第三十条规定,监狱、看守所负责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和提出安置教育建议;罪犯服刑地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作出科处或解除安置教育的决定;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安置教育措施;安置教育机构负责每年对被安置教育人员进行评估,并有权提出解除安置教育的意见;人民检察院负责安置教育的决定和执行的监督;被决定安置教育的人员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被安置教育人员还有权申请解除安置教育。此外仍有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第一,监狱和看守所可作为评估的组织机构,具体评估工作应聘请相关专业人员组成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专门团队或机构负责执行;第二,安置教育的实施机构有待进一步明确,省级人民政府可承担领导和组织职能,但执行机构、执行场所、管理人员、工作流程,具体的安置和教育内容、方法等还应作出具体的细则规定;第三,安置教育机构作为每年进行“复检”的评估机构也存在不合格的风险,建议一并由专门的评估团队或机构进行。第四,国际人权公约的解释法上之所以将保安监禁之类的制裁手段认定为实质上的刑罚,很重要的考虑在于防止缔约国规避《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保障刑事被告人、嫌疑人和囚犯权利的一系列规定。因此,在安置教育决定的司法程序中,应当考虑赋予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等正当权利。此外,尽管诊疗手段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但目前想要准确地预测行为人未来是否会再次实施犯罪,依然是困难的。因此,应对“误诊”风险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救济、补偿上的实体和程序准备。

  

四、结语


   保安处分与刑罚究竟是否具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安置教育制度在我国是否具有正当性根据,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程度的问题。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刑事政策,对法律制度有着不同的期待,因而对刑事法律及相关制度规定产生深远影响。我国法治初兴,当前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导致的社会安全问题严重,刑法严厉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可以肯定,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中,基于“社会危险性”的考量,适用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安置教育措施有其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由于其隔离性和不定期性,安置教育措施也是把双刃剑,用之不当,可能贻害无穷。所以比起这项措施可能带来的益处,防止其滥用和异化显得更为重要。应通过理性刑事政策的引导,基于对法治原则和人权保障的严格坚守,设计出一套科学、合理、以教育和复归社会为导向的安置教育制度,严格规范安置教育措施的适用,对于降低再犯率、提升社会安全感、保障人权都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7][15]樊文.德国刑法中的处分制度及其保安监督述评[EB/OL].www.iolaw.org.cn,中国法学网,2013-02-05.

   [2]孙茂利.反恐怖主义法解读——“刑事法实务前沿”系列讲座 (第十二期)[D].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

   [3]时延安.劳动教养制度的终止与保安处分的法治化[J].中国法学,2013,(1).

   [4]侯宝田.我国现行法中的保安处分[J].法律科学,1998,(4).

   [5]陈泽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与实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日]木村龟二主编,顾肖荣等译.刑法学词典[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

   [8][10][12]翁腾环.世界刑法保安处分比较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9][13][日]大谷实著,黎宏译.刑法总论 (新版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1][14][日]平野龙一著,黎宏译.刑法的基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16]江溯.从形式主义的刑罚概念到实质主义的刑罚概念——评欧洲人权法院2009年M诉德国案判决[J].时代法学,2012,(4).

   [17][德]约翰内斯?卡斯帕.德国刑法上保安监督制度的现状与展望——“当代刑法思潮论坛”系列讲座特别演讲[D].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

   注释

   (1)德国刑法中有所谓“事后的保安监督”制度。该立法意味着法院可以在刑期结束之时作出第二次判决,自由裁量是否对行为人判处保安监督,并且这一裁量与该行为人原先实施的犯罪不存在关联。它考虑的只是在监禁刑执行期间,行为人是否显露出对社会公众的严重威胁。这引发了关于此种诉讼程序是否违反了宪法中的禁止溯及既往原则 (《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以及其他法治原则的质疑。

   来源:《净月学刊》 2018年第1期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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