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44期

为什么年均研发支出达数十亿，甚至超百亿美元的公司，如医疗保健行业的罗氏、强生、默克和辉瑞，IT行业的英特尔、微软、IBM和谷歌，飞机制造行业的波音和空客，汽车生产行业的大众等，几乎大都来自北美和西欧等发达地区的国家？尤其是，为什么这些“研发密集型”公司，更需要在细密的跨国分工网络中，去开展专业化价值创造活动，即便其合作者位于市场制度不够健全、交易设施不够完善的国家？换言之，为什么在市场的综合交易效率不太高的情形下，研发成本较高的产品生产也会出现在高水平的分工结构中？

或许，人们通常会认为，研发活动是位于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研发投入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如果研发开支强度越大，即经济代价越高，那么越可能削弱公司的盈利能力、抑制公司价值链以高水平分工结构呈现在市场中。可是，研发支出在2014年已高达45亿美元的苹果公司，虽然作为手机生产的后来参与者，但在2015年赚取了绝大部分的全球手机行业总利润。目前，苹果公司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其供应链横跨北美、亚洲和欧洲30多个国家，它的专业合作伙伴包括500多家公司。

前人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解答问题的线索。“分工可避免重复学习和训练，从而能节省固定的学习成本”，这是19世纪英国发明家查尔斯·巴比奇（1832）所观察和归纳的洞见，它拓展和丰富了18世纪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进入20世纪，诺奖得主贝克尔（1981）等经济学家，使用数学模型，证明了“分工可提高在学习和训练方面的固定投入的使用率”这一命题。

可是，笔者注意到，以上的经济学洞见，实质上是把分工作为解释性的外生因素，所得出的结论。但分工演进的动因又是什么呢？在杨小凯教授主创的超边际经济学中，可找到这个重要问题的解答——交易效率的充分改进将推动分工演进、提高人均真实收入。杨小凯（1996）也分析了学习成本对专业化水平这一内生变量的影响。基于这些研究，我们可进一步探索和解释研发投入与分工结构的内在联系。

笔者在一个引入了研发成本的超边际模型中证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当且仅当交易效率超过一个临界值时，分工结构将取代自给自足，从而在经济中出现。显然，如果交易效率的临界值越低，那么分工结构就越易于形成。笔者尤其发现，交易效率临界值又与研发成本呈现为负向的关系；但这个负向关系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仅表明一种对应关系。换言之，一个较高的研发成本，对应于一个较低的交易效率临界值；反之，亦然。然而，这个数学上的对应关系，却蕴涵了本文问题答案的主要成份。

毫无疑问，交易效率改进，将提高人均真实收入水平；但如果研发成本攀升，但又无法在创新的组织结构中，将研发投入转化为经济利益，那么它必定会对人均真实收入的水平产生与交易效率截然相反的负面效应。

因此，笔者认为，在研发成本较高的情形，当交易效率改进，并且它只需超过一个不太高的临界值时，高度分工的结构就需形成，从而才有利于避免较高的研发成本在低度分工结构或自给自足中所造成的更大负效应。简言之，较高的研发成本将“逼迫”经济向高水平分工结构演进，而这种“逼迫效应”是间接通过研发成本关联于交易效率临界值而实现的。以上分析也解释了，研发投入强度越大的行业，更多的会涌现和集中在市场制度优良的发达国家中的原因。笔者在研究中还证明，产品的研发成本越高，必定要求其交易价格越高，从而才可在扣除这种较高成本所造成的损失后，仍可获得正的净收益；笔者的模型同时也显示，产品研发成本越高的行业，其从业者占总劳动力的相对数量就越少。这解释了类似于苹果这样的“研发密集型”公司，其产品为什么这么昂贵，而以创新活动为核心价值的品牌公司为什么数目不多的原因。然而，如果一家公司受困于低度分工的市场结构，难以实现自我演化和超越，同时其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又不能转化为价值创造时，那么这家公司将无法迎接全新的竞争挑战，其衰落将是必然的结局。曾经的手机巨人诺基亚，证实了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