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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放: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吗

——当前西方学术界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辩论中的一个问题

更新时间:2018-05-07 00:16:50
作者: 李春放  
奥尔曼指出,只有在这一进程结束以后,才能进入实行“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阶段。他强调,革命后的几十年不是一个单独的社会主义阶段,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可以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一个“时段”(moment)或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继续。

   劳勒对奥尔曼的文章进行了批评。资本主义确实有蒙蔽作用和异化作用,但根据《资本论》的辩证逻辑,资本主义市场力量也为工人将自身从自己的异化劳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马克思热情称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新社会的“最初萌芽”——工人合作社,并指出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的工厂制度与信用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他还认为,在合作工厂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已经被扬弃”。当然旧社会中产生的工人合作社有其局限性,但奥尔曼暗示似乎工人合作社只不过是资本的另一种形式,与马克思的原义相去甚远。劳勒坚持工人合作社已成为马克思确定的政治战略。马克思肯定合作劳动“在原则上”优越,在实际上有利,妨碍工人合作制充分发展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此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劳勒看来,奥尔曼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劳勒强调,马克思主张工人自己“独立”创办合作工厂,他对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是针对合作社本身,而是反对由国家建立合作社。劳勒指责奥尔曼自相矛盾:一方面极力论证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革命后的渐进主义,提出在四五十年的过渡时期内让市场生产继续存在。(9)

   奥尔曼也对劳勒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奥尔曼认为劳勒在论证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时犯了五点错误。首先,劳勒歪曲了恩格斯关于合作制的思想。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后应立即将大地产转交给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前提是“在社会监督下”。(10) 但劳勒却曲解为将所有权转交给了“企业中的工人”控制。经过这种更改,恩格斯似乎成了以合作制为主导的经济的支持者,进而成为社会市场的支持者。然而,如果所有权由社会控制,实行全社会范围的中央计划就顺理成章。其次,劳勒误解了马克思关于“新社会的最初萌芽”的比喻。奥尔曼强调旧社会本身孕育的新社会的因素已被资本主义严重扭曲。社会主义决不只是简单地或基本上继续保留旧社会已有的东西。“萌芽”毕竟不是大树,旧社会向新社会过渡必须发生质变。第三,劳勒错误地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赞扬等同于马克思接受公社的整个经济纲领。第四,劳勒错误地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的“劳动凭证”理解为一种货币。但马克思说这些“劳动凭证”同戏票一样 ,不是“货币”。“劳动凭证”没有起到决定生产的作用,因此将它们与消费品的交换视为市场继续存在也是错误的。劳勒似乎忽视了这个事实:如果劳动凭证由劳动时间决定,这就进一步证明工人合作社此时已不复存在,因为合作社工人的收入由经营的成败决定。第五,劳勒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全国范围的合作制生产是共产主义的论述,但忽略了马克思同时指出它必须“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的思想。

   劳勒回应了奥尔曼的批评。首先,劳勒认为,奥尔曼将“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解释为中央计划与原文不符。马克思并未主张“合作制生产”必须按照中央机构的共同的计划来调节,他的意思是“合作制社会”自己按照共同计划调节生产。他还指出,从建立无产阶级政府到按照共同的计划对生产进行共产主义式的调节之前,工人阶级“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显然,马克思强调只有经过长期的物质与心理改造时期,直接生产者自己合作计划调节社会生产才有可能。因此,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有一个相当长的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其次,劳勒重申了马克思的“辩证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工厂法时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他将“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11)这表明,早在 19世纪中期,资本的旋涡就已经产生与其流向相反的旋涡,社会的逻辑第一次战胜了资本的逻辑。人们无须等待遥远的共产主义未来才开始实行有意识的社会控制。这样的社会控制正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而倾向于逐渐自我否定的资本的逻辑则促进其发展。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在无产阶级革命后,问题不在于选择市场生产或中央计划,而在于两者动态的综合,社会的逻辑在继续存在的市场生产的框架内成长。既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有意识的控制都能发挥作用,市场社会主义肯定会进一步加快社会控制的发展进程,逐步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并最终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第三,劳勒坚持自己正确地诠释了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赎买资本家”的战略时所提出的关于合作制的思想。恩格斯要求将某些农业地产“在社会的控制之下”转交给农民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赞成苏联式的广泛的中央计划。马克思的由社会预见控制生产意味着制定游戏规则,而且赎买资本家的战略决定了市场生产的继续。

   奥尔曼也回应了劳勒的批评。奥尔曼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作社的种种进步作用,但鉴于工人合作社帮助再生产资本主义市场的蒙蔽作用,不能设想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作。只有在民主的中央计划指导下进行生产才能使社会关系完全透明化,才能不仅促进企业内部而且促进企业之间工人的合作。劳勒称以工人合作社取代资本家,取消了劳动力市场,就等于消灭了资本主义本身。但奥尔曼强调,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是资本家阶级,而是资本。马克思将其主要著作命名为《资本论》,而非《资本主义论》,实非偶然。在该书中,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资本而非资本家阶级,后者不过是资本的“体现”与“人格化”。资本是自我扩张的价值,市场是资本的运动方式和自我扩张机制。《资本论》描述了资本对与之相关的一切产生无法抗拒的巨大影响的全过程。作为资本积累的机制,市场具有与资本一样的影响力。一旦资本和市场的全部力量释放出来,人类免除它们带来的痛苦的惟一办法是以理性的计划取代通过市场自我扩张的价值。任何部分改革都将冒被拖回资本旋涡的风险,因为资本的逻辑将挫败一切试图控制它的措施。奥尔曼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资本的逻辑被为满足社会需要进行生产的逻辑所取代,而不是劳勒所理解的工人统治。

  

  

   劳勒与奥尔曼孰是孰非?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然。首先要解决如何界定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又涉及“社会主义”这个以含混著称的概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实行混合经济,市场机制仍然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要确定这个时期的经济制度是否具有市场社会主义性质,是又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何谓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问题。如只主张在很短的过渡时期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人,算不算市场社会主义者?即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还存在一个判断马克思是否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事实依据问题。如果马克思仍然在世,他可以用自己的最新的“话语”对有关问题作权威性解答。然而,马克思早已作古,他去世时“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尚未问世。惟一现实的解决办法是依据马克思过去的“话语”——他的著作或“文本”。但正如后结构主义所揭示的,“文本解读最容易产生歧义”。对于《红楼梦》,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种解读。一部著作尚且如此,马克思著作卷帙浩繁,反映了马克思各个时期极其丰富的思想,进行“神圣名义下的争鸣”的各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解读马克思的花样之多,可想而知。

   劳勒与奥尔曼辩论的实质是市场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作用问题。把马克思牵扯进去是为了用马克思来论证各自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的文本的传统解读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反市场的。这种解读一度非常流行,在实践中表现为斯大林模式——国有制加技术官僚型中央计划。苏联东欧计划社会主义的失败使计划社会主义模式名声扫地。但以民主计划来挽救计划社会主义的企图并未销声匿迹。奥尔曼的民主的中央计划社会主义模式就是这种企图的一种体现。正本清源,根据《宣言》中的经典定义,马克思心目中的取代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2)如果说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与这种其成员自由发展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奥尔曼的民主的中央计划社会主义模式不难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依据。苏东剧变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是主流 ,但要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为其寻找依据却颇费心思。市场社会主义者劳勒解构传统解读的策略有五:1.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纲领;2.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合作制的正面评价;3.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淡化马克思对市场的哲学批判与道义批判;4.将马克思与恩格斯联系起来解读;5.尽量对文本作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宽泛的诠释。这样一来,尽管劳勒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显得有些牵强,而且他用的《宣言》、《原理》和《资本论》等英译本与德文原著不尽一致,但他论证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尚能自圆其说,不失为一家之言。换句话说,从文本依据的角度判断,奥尔曼将马克思称为计划社会主义者固然名正言顺,劳勒将马克思称为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未尝不可。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的负面效应的批判性反应。在马克思看来,他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存在种种弊端——剥削、异化、失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种社会自身内在的矛盾的发展使它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被共产主义新社会所取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克服了现代社会种种弊端的理想化的“自由王国”。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话语中带有道义批判的成分,他的关于新社会的构想无异于建立“至善”的人间天国,难免有乌托邦之嫌。这些与其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对照。此外,马克思不仅是一位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革命家。作为革命家,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设想呈现不同的特点。如在《宣言》中 ,近期的过渡纲领是现实主义的,远期的共产主义纲领是理想主义的,至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段应怎么办却语焉不详,成了劳勒所说的有待于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填补的“历史空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上述特点是劳勒与奥尔曼能够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截然相反的解读与诠释的原因。

尽管如此,不应将劳勒与奥尔曼的这场辩论简单地看作无聊的经院式的争论。辩论除了涉及马克思主义范式中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的问题上给人以启迪。如果说奥尔曼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的话,那么劳勒显然试图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重新建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是马克思对 19世纪幼年的工业社会的批判,更不是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现”的必然取代旧社会的理想化的新社会方案,而是他率先提出的观察与分析人类社会的独特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于这种历史观,有各种不同的诠释,其中一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具有决定论的性质,其远景能够科学地加以预测。依我之见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义是用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非历史决定论。所谓辩证的观点 ,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 (13)所谓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 :始终站在现实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4) 奥尔曼从所谓市场的“蒙蔽作用”和资本的不可抗拒的“旋涡逻辑”的观念得出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结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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