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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利兵:"组织起来"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以社会史视角重新理解新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1)

更新时间:2018-05-06 16:12:32
作者: 常利兵  
进而又于1955年夏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以高级合作化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转型。这一切都是我们熟知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阶段非常凸显的历史特征,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从这些层面去直接进入其历史实践过程,而应该首先追问的是所有这些历史面相的持续展开究竟是如何接连不断发生的?在这些历史表象背后隐藏的"事件发展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又该如何去揭示和对待?下面主要围绕山西省长治老区率先试办农业合作社和李顺达互助组两个案例作一些历史问题意识方面的深入思考和分析讨论。

  

   可以说,有关建国初期山西省长治地委积极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史实践问题已积累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不过,我们通过查阅现有对于这一具体问题的历史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一书中所作的记述性文字作为对此问题进行讨论的基本架构,由此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大多数研究者往往是在做一些重复性的讨论,在问题意识和事件分析上并没有真正突破或进一步去丰富薄一波著作中所给出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相关结论。(9)相比较而言,辛逸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所推进,尤其是在史料方面,发掘利用了一些山西地方档案资料,难能可贵。他认为试办合作社是山西省委主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先行者,而不是像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的将山西省委试办合作社看作是毛泽东过早地放弃新民主主义而急速转向社会主义的重要例证。(10)不过,即便如此,在讨论山西试办合作社问题上仍有很多的历史环节需要进一步被打开,进行更为深入的阐释和讨论。当然,我们这样不断的提出问题,并不是要一概否定掉薄一波对此问题的回忆记述内容以及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积累的众多研究成果,而是试图表明,过于局限在已有的层层被设定好的制度性脉络中,恰恰容易忽略了历史实践中那些隐秘的"事件发展的逻辑"所产生的丰富历史图景。诸如,为什么山西长治地委在建国初期执意要进行率先试办合作社?山西省委随后又极力支持长治地委的做法,并多次与华北局的主张相抵牾,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观念和感觉在影响着、支配着当事人的行动抉择?在现有的讨论中,多把缘由指向在新中国成立后,由战争环境转向了和平时期,农村劳动力、牲畜、农具等不足现象已基本不成问题,于是在互助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出现了涣散、解体现象,甚至重新产生了"中农化"、"两极分化"现象。(11)因此,长治地委为了扭转本地区农村中的这一涣散趋势,试图采取"积累公共财物""公积金"公益金"的办法,通过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来达到实现"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目的。由于建国初长治地委这一做法涉及到了农民私有与合作社集体所有之间的对立问题,进而上升到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特征、过渡问题,而这一根本性议题又是在《共同纲领》中有着明确规定的。除此之外,人们业已习惯性的认为有关山西试办合作社形成了强烈的争论,先是长治地委与华北局,接着是山西省委与华北局,随后又升级为山西省委与华北局、刘少奇之间的意见争论,直至毛泽东最后出面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意见"后,争论才停止。这样,又将建国初山西试办合作社的争论扩大为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关于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阶段论的一场争论。

  

   但事实上,我们通过相关材料的细心梳理与再解读,可以发现,长治地委、山西省委与华北局、刘少奇之间的争论是成立的,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并未真正形成正面"交锋"状态,现有材料中也尚不足以说明在新中国两位国家领导人之间针对山西试办合作社的问题而出现了互相激烈争论的情况。反倒是,有关争论一说还会因为后来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命运而给人一种倒果为因的嫌疑。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确实有必要来重新审视这一事关新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实践及思想意涵的在地化事件中,是否还有值得深入挖掘的话题空间?在考察分析长治地委和山西省委试办合作社的原因上,除了已有的这些讨论外,当时当事人作出试办决定的实证性事实依据是什么、有哪些,而不只是相关领导人的政策性话语。也就是说,建国初革命老区长治农村存在值得重视的互助问题调查报告中,究竟呈现了其时农村社会中怎样的一般性状况,而这些状况的存在又是否能够成为山西省委坚持试办合作社的确凿理由?此外,已有研究中也忽视了1950年初围绕东北富农问题所引发的有关党员雇工、单干、"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等诸多问题的争论对山西省委试办合作社所产生的影响。对此,薄一波在其书中也认为山西的做法很显然就是东北"1950年争论"的继续和翻版,两者实际上都涉及的是当时农村是否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由此可见,我们不仅要看到山西在试办合作社过程中探索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动性,也要充分重视东北作为革命老区在建国初发生的关于农村发展走向的争论对华北尤其是山西长治革命老区所产生的影响。(12)事实上,1950年初围绕东北老区农村去向的争论也是与当时大的环境需求相关联的,也即中共提倡"典型"发展模式,鼓励各大行政区要积极引领农民生产发家、勤劳致富的做法,以及随后又重点强调鼓励农民发家致富要与"爱国"相结合起来,不能单纯的宣传"发家"的口号。而这些在1950年前后的关于农业生产的各种政策方案中均有所体现。显而易见,这不会不对作为山西长治革命老区的领导者们积极寻找"典型"做法产生较强的吸引和刺激。于是,我们还有必要注意的是,长治地委和山西省委相关领导人在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情上的历史心理、观念感觉有着哪些潜在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所以,对建国初山西省委长治地委试办合作社问题的重新讨论,是我们进一步探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实践不断展开的重要在地化经验,或者说,后者本身已经彰显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做法是如何在山西地方社会开始起步的。进而由此去考察分析历史当事人在建国初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运作的具体实践过程。

  

   另外,我们把李顺达互助组作为讨论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实践的重要个案,主要是因为它曾是建国前后太行革命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直至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著名模范、典型。从1943年初到1951年底,李顺达互助组从创办到转向合作社,经历了长达8年的互助组发展实践。这也是中共革命过程中致力于农民互助组合作史上不多见的一个完整的富有代表性的互助组织。因此,从李顺达互助组入手,来反观近代以来中国农村改造和建设的时代性特质,尤其是对于我们重新来认识和理解中共在革命年代试图重构农村社会主义图景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它承载着中国农村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义改造的萌芽、成长、发展、改革等一系列的艰辛探索和实践,而且通过李顺达互助组历史的再解读,也可以为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迈进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有关李顺达互助组的主要研究状况,大致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从文学角度写作的李顺达个人传记,如赵瑜的《但悲不见九州同:李顺达在文化革命中》(《山西文学》1986年第8期),王湄、张钰的《金星英雄李顺达传》(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等;另一是当事人的回忆记述性文字,如马明主编《太行劲松: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再一就是对李顺达及其劳模事迹的历史学研究,如行龙《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孔繁锐《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李顺达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这些研究各有侧重,第一类展现的是李顺达人生历程的文学性描写,第二类主要是与李顺达有过交往、接触的亲历者的忆述内容,以及当时一些媒体宣传报道李顺达模范事迹,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第三类则是对劳模李顺达与新中国的变革史结合起来进行的历史研究。无疑,已有研究成果为我们更加深入的讨论李顺达互助组的历史实践问题提供了参照,尤其是在史料和视角方面,行龙一文即是从李顺达身处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历史场域中进行社会史讨论的代表作。但是现有的这些研究又习惯性地在一个自上而下的中共革命史话语的架构下来书写李顺达典型人物史的生成过程。这样的历史讨论当然是重要的,不过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也恰恰是局限在这一点上的时候,又会遮蔽掉了太多的历史细节,尤其是把李顺达所身处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观念、感觉等多重关系网与时势情境互为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给单一化处理了。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把李顺达单向地依附在中共革命实践和社会治理逻辑脉络下被动塑造的"时代产儿"。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探究的是,李顺达和他的生活世界在面对外来革命力量影响和改造的情况下,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根本性变化,其种种变化又通过怎样的内外关系网的生成而综合地再造出了以他自身处境为主体的在地化结构,而这一新的历史结构的产生反过来又会对历史时期李顺达互助组内部、当地村民之间以及村庄与外界联系等方面产生一系列的形构作用。通过对相关档案材料的发掘和再解读,我们确实发现李顺达互助组对于解析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向社会主义转型的现代命运比现有的研究认识要复杂和丰富的多。比如,针对李顺达互助组到底是如何"组织起来"这一问题,现有的研究只是将其与1943年11月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所作"组织起来"的演讲关联起来,认为李顺达互助组正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和边区政府的政策之下的产物。其中,一般流行的说法是由于敌后根据地不断遭到日军侵略的破坏,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以及农村劳动力、农具、牲畜缺乏等因素,导致了农民生活极度困难、饥荒难熬,于是李顺达率先响应边区中共政府提出的"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口号,于1943年春在西沟村组织起了一个六人生产互助小组,进行开荒生产。(13)不可否认,强调李顺达互助组是在中共革命根据地政府的政策号召下产生的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这样的历史认识之上,很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的实践逻辑和结构脉络也并无多大的推进,反而会阻碍去寻找其中历史细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即是说,从方法论意义上讲,作为研究者不可轻易的带着一套现有的预设去进入历史,相反,应该是不带任何先验性观念和成见"直入对象"中,直接在介入对象的过程中不断开启有思想性和时代性的历史空间出来,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的呈现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与自下而上的在地化实践之间互构性的生成史图景。

  

   有资料显示,李顺达互助组在互助合作的生产实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一方面有"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生产发家、勤劳致富"等革命性政治口号的激励,同时有着各种各样的生产计划、总结、评比、奖惩等调查报告。可以说,前者不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政治口号,实际上这些口号是中共革命性力量进入农村的重要中介、途径,更关键的是后者充分的显示了让那些看似空洞的口号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生产和利益所得。而这一切又是与李顺达互助组的"发家计划"、"过好日子"以及"爱国丰产竞赛"等具体目标设定和贯彻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内容在李顺达互助组档案资料中均有着丰富多样化的记录和体现。其中有关李顺达互助组历史实践展开的各类季节性生产计划、年度生产调查报告,细致的展现了农业生产中的土地耕种、牲畜利用、农具改造、优良选种、耕作技术、手工副业、粮食增产、人均收入以及家居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种种变化。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显示了西沟农民生产劳动的"有计划性",而且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底,李顺达互助组的计划性主要凸显的是"生产发家""劳动才能致富"的发展理念。不过,自1951年起中共在领导农民发展生产的政策上,则明确的强调今后不再允许单纯的鼓励农民增产增收,而是要教育农民把"增产"与"爱国"相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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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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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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