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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

更新时间:2018-05-06 00:43:00
作者: 汪晖 (进入专栏)  
文化观念不只是对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工业的反应,它还涉及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既承认道德的和知识的活动与新社会的原动力的区别,也包含了对缓解社会过程的痛苦所作的选择。“文化”观念不仅是对工业主义的反应,而且也是对新的政治发展、对民主的反应,还涉及对社会阶级的各种新问题的复杂而激进的反应。更进一步,文化的意义的形成不仅涉及这些外部的关系,而且还将回溯到一种个人的或私人的经验之中,这种意义明显地影响着艺术的意义和实践。早期的文化观念意指心灵状态或习惯,或者意指知识与道德活动的群体,而今却也指整个生活方式。这样的文化观念一方面成为解释我们的共同经验的一个模式,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解释活动改变着我们的共同经验。威廉姆斯显然认为这种意义的转变并非偶然,文化一词的原初意义以及这些意义之间的关系的演变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

   在这两本书中,作者使用的参考框架不仅意在区别这些意义,而且是要将这些意义和它们的来源和影响联系起来考察。在《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中,他所采用的方法不是分析一系列抽象的问题,而是考察一系列由各个个人所提出的论述,研究当事者的实际语言,研究这些人在试图赋予他们的经验以意义时所使用的词汇与系列词汇。在《关键词》中,他注重的是这些词汇的意义的历史和复杂性,有意识的改变和不同的运用,创造、废弃,特殊化,扩展,交叉,转换,在许多世纪的有名无实的延续性遮盖下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给一个词下定义是多么困难的事。

   在这样的一种方法论视野中,《关键词》获得了与一般辞典不同的特征。

   首先,作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讨论也是在一个历史地变化中的研究,从而他没有像一般的辞书——如牛津辞典——那样,在解释活动中以客观的、非个人的、权威的学术面目来掩盖自己的社会政治价值和个人色彩,而是尽可能地试图呈现自己的局限、立场和预设。

   其次,一般辞典基本上是文献学和词源学的,长于解释词的范围和变体,却拙于分析词与词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而作者的工作集中于词的意义和它的语境,他经常从似乎没有价值的例证中得到相反的结论。

   第三,一般辞典总是把书面语作为权威性的真正来源,似乎口头语是从前者发展而来;威廉姆斯在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下,也同时注重口头语的分析和解释。他曾举例说,如果你要了解心理学(psychology)一词当然就得尊重书面语的运用,但如果你分析的是工作(job)一词,那么很显然在进入书面语之前,它首先是在日常口语中产生的。

   第四,作者也超越了单一语言的界限,不仅是分析英语中的关键词的用法,而且还根据需要分析关键词在不同的语言中的复杂的和相互影响的发展。例如他曾经举出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马克思的词汇,他不只是追溯这两个概念的德语词源,而且还讨论它们在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和瑞典语中的形式和用法,从而显示出在这项工作中比较分析的重要性。

   第五,在当代语言的复杂多变和雅俗混杂的条件下,什么才是正确的用法?传统的做法是尊重该词的词源,而作者似乎力图在二者之间达到一种适当的平衡,也关注那些粗俗用法的形式和含义。

   第六,作者特别关注的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情境中的词的意思(meaning)及其变化,而不是概念的正确意义(signification),这使他能够将词的分析与作为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联系起来。当然,他并不是将意思问题完全转变成语境问题,他也分析一些词汇本身的内在发展和结构。

   我一再强调威廉姆斯的语言分析与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的联系,这并不是说他认为语言就是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简单的反映。我要说的是《关键词》一书也同样是在他的“文化与社会”的论述模式中产生的,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发生在语言中的社会历史的某些过程,指明意义的问题是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内在相关的。新的关系伴随着看待存在着的关系的新的方式,从而也就出现了语言运用中的变化:创造新词,改变旧词,扩展和转化特殊的概念,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关键词》一书特别注重语词间的“相互联系”的根本原因。威廉姆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一书的结论中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我们共同生活的整体形态的改变产生了一种必然的反应,使人们注意力的重点放在整个形态上。特殊的改变将会修改一个习惯性的规则,转化一项习惯性的行动。在普遍的改变自身完成之后,会促使我们回顾自己的一般计划。……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今天,我们似乎又一次面对“共同生活的整体形态的改变”,各种语言的混杂之中,隐含着我们看待生活及其无情变化的方式的差异。我们正在形成新的文化和社会观念,进而重新把握和控制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对关键词的研究和分析也可以说是重新获得控制的努力的一个必要的部分。

   在本文的末尾,我想简要地指出,威廉姆斯是继利维斯(F. R. Leavis)之后的另一位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论奠基者和伯明瀚学派的主要代表。他批评将文化脱离开社会的理解模式,批评将高级文化与作为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相分离的理论后果,从而提出了“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模式。他的“作为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也可以说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模式的一种重要的修正。在他之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布狄厄的文化资本和文化生产概念,等等,都对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的视野。威廉姆斯的工作对于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文化与社会,一七八〇——一九五〇》、《关键词》等著作迄今仍是学者经常谈及的著作。在我们面对社会的转型、文化的变迁和语言的混乱的当代时刻,他的著作还能给我们以启发。就关键词的梳理工作而言,他对词汇的分析与对文化的分析紧密相关,这种基本的取向和方法也适用于我们的当下的工作。所不同的是,晚清以降,中国的许多关键词的语源是双重的,既有汉字的语源,又有外来语的语源,这些概念的翻译过程显然较之威廉姆斯追溯的语源更为复杂。在这样的条件下,语言的翻译、转义和传播过程将更形错综交织,作为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形态也更加丰富而混乱,中国的关键词的梳理也更加困难。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一位先哲早就这么说过。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夜于古城

   (Raymond Williams:Cultureand Society:1780-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of 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10.80元)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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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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