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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8-05-05 23:18:43
作者: 赵世瑜  

   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变化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而这三个时间节点是政治上的巨变带来的。首先是20世纪初帝制的终结,宣告了“王朝体系”史学的破产;其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内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再次是改革开放,中国历史学由此真正成为国际历史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以来的明清史研究,以及各个领域的历史研究,脱离了这三个时间节点就无法得到准确的理解。对中国明清史研究领域比较全面的概括总结,可参见南炳文《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这个“40年”的特殊意涵,本文综述的对象以中国内地的明清史研究为主。

   中国的明清史研究有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长期被纳入中国古代史的领域,其理由是政治性的,因为明清属于帝制时代,与作为近现代标志的民主共和时代截然不同。由于同样的原因,清史的后半段被“划归”近代史,中国古代的下限被定在了清代后期。在这里,我们暂不讨论这一分期的得当与否,只是可以比较而论,从20世纪初直至40年前,明清史研究的成就远不如中国古代史中的其他断代,而且,讨论明清史,基本也不涉及晚清史的内容。幸而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史学界中社会史、文化史、法制史、思想史等得到恢复和发展,历史叙述得以超越传统的政治史或王朝史分期,使历史学者常常可以讨论元明之际的连续与断裂,也可以将主题从清代前期延伸到晚清甚至民国。

   在20世纪的前80年间,明清史领域也出现了不少重要的奠基之作,孟森、谢国桢、商鸿逵、郑天挺、傅衣凌、王毓铨、梁方仲等前辈的见解至今还有许多是我们研究的起点,但毕竟是到了80年代之后,明清史研究才能在质量和数量上与古代史其他领域比肩而行。因此,回顾40年来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具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特别意义。

  

双重学术背景下的明清史研究

  

   所谓双重学术背景,是指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中国明清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和重新走上正轨,以及国际明清史研究界的发展变化给中国同行带来的影响。

   李祖德在回忆40年前《中国史研究》创刊时谈及创办该刊的背景:“如何拨乱反正,还历史的真实面目,尤其是历史科学如何适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进一步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是摆在我们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他还谈到《中国史研究》的几个特点,一是坚持学术性,“要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刊物有所不同,一般不发表政策性、表态性、通俗性的文章,不作时事宣传,不刊登或转载政治性的‘社论’”;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语句作为‘标签’,到处乱贴”;三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要提倡‘百家争鸣’,尤其要保护不同意见发表的权利”(《〈中国史研究〉创刊纪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22—540页)。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的史学界成为共识。如该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刘重日、曹贵林的《清官海瑞》一文,就是为了还历史上海瑞的真实面目,一方面重新肯定历史上“清官”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意在批判“文革”前因政治目的故意歪曲历史的做法。

   比如农民战争的研究,一直是新中国建立后历史研究的热点,但在“文革”期间,此前认为农民战争导致统治者实行“让步政策”的观点也遭到压制。李洵在1978年发表了《明末农民战争历史作用初探》(《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2期)一文,强调了晚明工商业的发展和统治者对其的扼制,指出明末农民战争打击了这个统治集团,并为清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开辟了道路。同年,顾诚先后发表了与姚雪垠商榷的《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同姚雪垠同志商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和引起广泛讨论的《李岩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两文,后文否定了清代诸书记载投入李自成麾下的李岩实有其人,为学界高度重视,但其背后其实是李自成核心领导层是否受到士绅集团影响的问题。在这些研究基础上,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同年,第一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召开,1987年又召开了第二次。在此期间,

   许多学者如赵光贤、李光璧、孙祚民、张显清、王兴亚、南炳文、方福仁、陈梧桐等都发表过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文章,一方面体现了这个传统研究热点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是20世纪50—60年代培养出来的学者学术关注的结果。与此相联系的是,除了元末农民战争同样受到关注外,明前期、清前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也得到学者的重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往往是农民战争后新王朝的建立者,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文革”期间,这些人物很难得到正面的肯定。比如关于朱元璋及明初政治的文章很多,包括关于明初专制集权的大量论文。在清史方面,阎崇年出版了《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孙文良与李治亭出版了《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清代诸帝的传记陆续出版,如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周远廉与赵世瑜《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孟昭信《康熙皇帝大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等。这些作品虽然在资料的丰富性上无法与以后相比,但因多属首创,因此颇受读者的欢迎,得到多次重印或再版。

   历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并不都是采取理论批判或有针对性的观点论战,多数学者回归到正常的、不受政治干扰的学术研究,就是“拨乱反正”的体现。在1987年召开的第二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王毓铨指出:“当前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缺乏活力,使读者感到千篇一律,枯燥乏味,不是因为研究课题不对,也不完全在于没有采用新方法,根本问题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时候甚至不顾事实,强为之说……今天要想写出真历史来,首先必须端正态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林金树整理《向明史研究深度和广度前进的讨论会》,《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这个说法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强调“求真”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性,而不是曲学阿世,这就把正常的学术研究与“拨乱反正”统一了起来。

   在这样的共识之下,1978年,傅衣凌同时发表了两篇关于明清社会发展特点的重要文章,商鸿逵发表了他关于山海关战役的新考证,李华首次利用会馆碑刻等资料研究了北京的行会,叶显恩也陆续发表他关于徽州乡村社会经济的研究成果(傅衣凌《论明清社会与封建土地所有形式》,《厦门大学学报》1978年第2、3期合刊;《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历史研究》1978年第4期。叶显恩《从祁门善和里程氏家乘谱牒所见的徽州佃仆制度》,《学术研究》1978年第4期)。在这些研究中,既有比较宏观的梳理,也有区域性个案;既有传统的对重大政治事件的关注,也有如今非常常见的利用碑刻、谱牒所做的社会经济考察,展示了和此前相比颇为不同的面貌,也昭示了此后明清史研究繁荣发展的前景,使发现和精研材料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成为40年间的显著特征。

   学术会议的定期召开和举行是学术研究正常开展的标志之一。1980年,南开大学召开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瑞士在内的120多位学者与会,可以说是“文革”后中国明清史学界的第一次最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也包括了研究晚清史的学者,这种打破分期界限的学术交流长期以来并不多见。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在无锡组织了明史专题研讨会,1985年便在黄山举行了首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两年一届,延续至今。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南开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北戴河联合主办了全国清史讨论会,1983年和1985年又接连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讨论会,先后集中于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经济、明清之际的历史趋势等主题。虽然当时的有些讨论,如关于清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还是民族矛盾、清兵入关是历史必然还是偶然机遇等问题,还带有时代的印记,但学者们的学术态度是非常认真的,所提交的论文也大多是高水平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明清史的研究成果与以往相比,呈现出井喷式的景象。据有关统计,1981年在全国报刊上发表的清史论文为200多篇,到1984年就达到500多篇(参见林永匡、王熹《近年来清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以往除了1956年出版的李洵的《明清史》(人民出版社)以外,几乎没有稍具规模的明清断代史著作,但在1980年,《清史简编》(辽宁《清史简编》编写组,辽宁人民出版社)上编出版,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第一册出版。在稍晚的1985年,汤纲和南炳文《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郑天挺主编《清史(上)》(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明清史研究的水平,而且为大学里相关课程提供了规模适当的参考书。到1991年,由王戎笙主编10卷本《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则显示出与其他断代史相比的后来居上之势。

   学术交流是学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使得此前少有的中国明清史学界与海外之间的交流逐渐成为常态。1979年,有学者撰文介绍美国的《清史问题》杂志(张注洪《简介美国的〈清史问题〉杂志》,《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该杂志后更名为《晚期帝国研究》,是反映美国清史研究状况的一个窗口;同年,以魏斐德为团长、罗友枝为副团长的美国明清史代表团访华,开始了战后中美明清史学者的首次接触。他们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济南等地,分头在各高校与相关学者座谈,讨论的话题涉及明代制度史、明清易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起义问题、太平天国研究的新进展,以及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法制史和思想史等(FredericWakeman,Jr.,MingandQingHistoricalStudies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0)。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明清史学界与中国同行的交流逐渐正常,日本学者经常访问中国,如1982年,北海道大学的滨岛敦俊访问厦门大学,向中国同行介绍了日本的明清史研究状况;1983年,名古屋大学教授森正夫在复旦大学与伍丹戈、樊树志合作,研究明代江南的土地关系问题;他们还将傅衣凌、王毓铨等中国学者的作品介绍到日本学界,在80年代以来中国召开的明史或清史的学术会议上,也都能看到日本学者的身影。

此后,一些国外学者的明清史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来,在中国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寺田隆信曾于1982年到山西考察,与山西大学及山西财经学院的学者座谈,其《山西商人研究》(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书,对中国学者的晋商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山根信夫1980年在上海访问期间,介绍了战后日本明清史研究以社会经济史为主流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中国学者的研究合拍;此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导致了日本学者的“地域社会论”,这一研究特点在1989年的第三届国际明史研讨会上由倡导者森正夫介绍给中国同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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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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