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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贝德士文献》述略

更新时间:2018-05-05 14:00:45
作者: 章开沅  

   提要:《贝德士文献》是美国传教士、著名历史学家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搜集整理、著述编撰及与之相关的资料总汇,现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该文献共131盒1162卷,分为通信、中国札记与资料、《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书稿、中国著名基督徒文献、其他札记与资料、本人著作、教学资料、私人要件与言行录8个类别。该文献不仅以传教士信函、报告、照片等形式详尽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暴行,为南京大屠杀历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而且保存有大批关于中国基督教历史的文献、索引和手稿,继承并超越了赖特烈的基督教史研究路径,对于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贝德士文献》也是贝德士一生献身学术、孜孜以求、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崇高人格的真实写照,是研究贝德士本人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

  

   关键词:《贝德士文献》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在研究已经故去的业师、金陵大学历史系的创办者与任职30年的资深教授贝德士博士,而且主要是利用收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卷帙浩繁的《贝德士文献》。现在我的精力与视力都难以继续从事此项研究了,因此略作文献介绍借以引发更多年轻学人兴趣,期望有若干志趣相近者充分利用这批宝贵资料。

  

   一、贝德士其人其事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年5月28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纽华克(Newark),这是一个中西部内地小城镇,居民善良质朴而略有古风。贝德士的父亲Miner Lee Bates是一位学者型新教牧师,在当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曾长期担任哈莱姆学院(Hiram College)院长。贝德士就近在父亲的学校读本科,品行端庄,学习勤奋,曾多次获得全校演讲比赛奖项。19岁毕业并获得罗兹(Rhodes)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攻读历史。

  

   1916年暑假以后,贝德士独自远行前往牛津留学。当时欧战炮火正烈,牛津学生报名从军者非常踊跃,一批一批奔赴前线,不少人英勇牺牲在战场。贝德士虽然是美国人,但也在这股热潮下投笔从戎,于1917年离开牛津,作为基督教青年会(YMCA)干事前往近东。稍后又正式入美军服役,曾经到过印度、美索不达米亚等地,虽然没有直接作战,但已经受多方面艰苦锻炼,并且大大开阔了眼界,增添了不少社会阅历。

  

   欧战结束后,贝德士重返牛津勤奋攻读。先是在近代史荣誉研究院获学士学位,随后又增修政治学与通史两类课程,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暑假回到美国,并且被基督教联合布道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授予传教士资格,派遣到中国工作。

  

   贝德士于1920年夏秋之间到达南京,头一年在金陵大学华言科(Nanking Language School)学习中文,贝德士这个中文姓名大概就在此时启用。学习中文期间贝德士与同时前来女子文理学院任教的Lilliath Robbins女士相识并相爱,两年后成为夫妇。贝德士于1921年秋季在金陵大学正式任教,起初是在政治系任教并兼任主任教士,1924年历史专业从政治系脱离并独立成系,贝德士又担当系主任,一手经理各项创办事宜。在国民革命与民族主义浪潮猛烈冲击下,金陵大学与其他教会大学一样加快了“中国化”的步伐。1927年11月,陈裕光在“南京事件”之后出任金陵大学校长,更为重视加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并于1930年利用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遗产基金30万元创建中国文化研究所。贝德士热情协助李小缘等中国学者,积极参与此项工作,承担“中国统一政治之形成——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概观”专题研究,并且编撰《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于1933年作为该所丛刊之一正式出版。从1927年到1937年,金陵大学稳步健全发展,历史系的师资、教学与研究都随之相应趋于完善,且于1936年率先成立史学研究部,明显提高了学科层次,其中也包含着贝德士十多年的劳绩与心血。

  

   除认真教学、研究并参与其他学校工作及社会活动外,贝德士还抓紧充实自己。1934~1935年,他曾作为洛克菲勒学者前往美国进修。1935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关于“公元前221~88年中国历史”的毕业论文并取得博士学位;同时还曾在哈佛大学研究学院学习日文与俄文,这两种语言对于他以后研究亚洲问题很有裨益。1936~1941年间,他曾七次访问日本,代表基督教教会并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政府政策。从贝德士遗稿中可以看出,他是较早也较清醒地向国际社会发出日本军国主义必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警报的少数美国学者之一。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当时还滞留在日本的贝德士奉学校当局之命,历尽艰难穿过日军战线返回南京,以副校长名义全面负责留守校产。南京沦陷前后,他是南京难民区委员会(Nanking 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 Committee)的骨干与主席。南京大屠杀期间,贝德士与许多中外基督徒一起,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做了大量保护与救济难民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贝德士继续在金大(1946年迁回南京)等校教书,并且赢得同事与学生更大的尊敬。1946年7月29日,贝德士出席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的审判。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目击者,他以无可辩驳的亲身见闻与实地调查资料,证实与指控了日军大肆杀戮、抢劫与奸淫等万恶罪行。他那掷地有声的证词已经被收入东京审判记录,并被当时许多报刊所传播。

  

   1950年,由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贝德士返回美国,此后一直在纽约协和神学院(The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并参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有关学术活动。1965年退休以后,长期从事《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The Protestant Endeavour in China,1900-1950)这一巨著的撰写工作。迄至1978年秋猝然病逝,他穷尽13个寒暑,为我们留下约1000种书刊、报纸的摘录和复印资料,还有3800页工作笔记。这批珍贵资料,连同他生前保存的日记、函电、其他手稿等各种文献,全部收藏于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这些书稿与文献资料,堪称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一部实录,但可惜至今尚未被中外学者充分利用。

  

   二、何谓《贝德士文献》

  

   《贝德士文献》一词,最早是我在有关论著中使用的。有些人以为是贝德士的著作,是已出版的书名,其实大谬为然。《贝德士文献》是英文“Bates Paper”的中文译名,它原本是贝德士捐献给耶鲁神学院的一大批私人文献档案全宗的综称。贝德士文献全部收藏于神学院图书馆的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亦可译为善本室),属于“中国文献收藏”(The China Records Project)。此项收藏由基督教全国委员会(NCC,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于1968年启动,1972年全部归属于神学院图书馆,现已收藏始于19世纪早期的传教士与团体在华活动的相关手稿与印刷品近1000计量码。该馆还积极收集记述第三世界国家宗教生活的手稿与印刷品。该馆另有1800卷缩微胶卷,6万张缩微胶片。其全部相关收藏,包括300多位传教士的私人文献,还有学生志愿海外布道运动(The Students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简称UB)等大型组织机构的原始档案。其收藏之富,覆盖面之广,令人瞠目,堪称研究中国基督教学者必须潜心检阅的处所。

  

   贝德士本人就是“中国文献收藏”项目的倡议者与积极参与者。早在1966年,费正清非常关心贝德士退休后的巨大写作计划《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并主动提出愿意协助他申请经费雇用助手。信上说:“我现在如此急切地提出此项建议,是因为我觉得你所从事的研究十分重要,它将对一整代研究者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研究者目前尚处于准备阶段,不久他们将开始查阅档案资料。”贝德士对此当然更有紧迫感,曾在回信中感叹:“从事差会工作或与之有关事业的人,我只认识为数不多的几个勤勉的工作者,主要是传教士,他们大多数集中于撰写自传及回忆录,或是他们自己教派范围内的一段历史。我有时为了自己的研究做有关调查时结果也非常令人沮丧。那么多有才能的、积极热情的人们在1950年左右被迫离开中国,将自己的努力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许多人不久相继去世,或者失去工作能力,不能重返中国,从事研究或写作。”

  

   在“中国文献收藏”的300多位传教士中,很多是贝德士的前辈、师友与同事,这一文献宝藏的建立应该视为他们及其亲属共同奉献的劳绩。这些原始手稿的阅览室以世俗政治家与基督教会先驱穆德(John R?Mott)命名,他捐献的私人文献与世界学生基督徒联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的早期档案,乃是神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严严整整摆满四壁书架,俨然已成为“中国文献收藏”的先驱。“中国文献收藏”则全部安善存放于库房,并且有统一的编号,大多已有图书馆工作人员编制的导引性详尽目录,非常便于利用。《贝德士文献》的编号是“RG10”,RG是Record Group的简写,原意为资料结集;其下序列为盒(Box)与卷(File)。

  

   贝德士文献数量很大,共131盒1162卷。经过史茉莉(Martha Smalley)等人精心整理,已分类为八个部分:(1)通信;(2)中国札记与资料;(3)《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的书稿;(4)中国著名基督徒文献;(5)其他札记与所收集的资料;(6)本人著作;(7)教学资料;(8)私人要件与言行录。

   第一部分通信,分为家庭通信、中国时期通信(1920~1950)、一般通信(从中国返美以后)三大类。其中1937年至1938年期间给妻子的信,对于日本占领区的恐怖情况作了详尽的描述。一般通信很多是同行或学生寻求贝德士学术咨询的信件,体现出他的热心助人与渊博通识。还有许多信件涉及一些研究计划与机构,如国际布道会中国研究计划(1954~1956)、中国文献计划(1968~1973)、协和神学院传教士研究图书馆等。

  

第二部分中国札记与资料,这是贝德士为撰写《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准备的大量素材,其中有手抄的或打字的文献资料、摘要和从图书馆复印的经过注释的资料。贝德士花费大量时间对主要教会期刊做了索引与摘录,如《中国基督教年鉴》、《中国教会年鉴》、《中国教会通讯》、《教务杂志》、《教育评论》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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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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