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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知识分子

更新时间:2018-05-04 13:42:42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在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之中,地方社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杜赞奇在他的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以“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power)这一分析性概念来描述中国乡村基层的社会文化网络,并进一步考察国家权力是如何从渗透到破坏乡村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历史过程。那么:“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是否可以用于分析近代中国城市的地方社会?如果可能的话,城市的“权力文化网络”又是如何构成的?本文拟通过研究1900-1937年间上海城市的地方社会,来考察近代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将特别集中于在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以资产阶级为英雄的城市社会之中,为什么还需要文化精英?文化精英是如何镶嵌到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与资产阶级一起,守护近代上海的地方自主性的?


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与资产阶级

  

   所谓“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power),是杜赞奇在研究华北农村的基层社会时提出的一个分析性概念。以往的众多研究都将明清以后的中国乡村描述为一个士绅阶级领导的“乡绅社会”,杜赞奇独辟蹊径,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乡村的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层面,他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旨在通过对文化及其合法性的分析,观察权力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网络,从而重新理解帝国政权、绅士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按照杜赞奇的解释,“权力的文化网络”是由乡村社会的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所构成,包括宗族、信仰、自愿团体以及各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组织相互渗透和交叉,编织成一个具有公共权威的社会文化网络,乡村社会的权力控制,正是通过这个网络而得以实施的。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性框架,与以往“乡绅社会”的概念相比较,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它并没有将与国家权力相关的乡绅视为乡村社会唯一的地方精英,而是将乡村的精英视为具有多重来源的复合群,有宗族中辈分较高的族长,有信缘组织中的民间宗教领袖,有公共事务团体的首领,也有各种非正式人际关系网络中的精英。他们构成了领导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精英群。其二,精英们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重要的不是来自于国家所赋予的自上而下权力,或者精英自身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而是精英们如何将这些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本转化为文化的象征资本,从而在乡村的文化社会网络中获得合法性权威。杜赞奇的上述著作之所以在出版之后获得很高的评价,乃是成功地运用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性框架,向我们展现了近代华北农村基层社会中多元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当这些网络自身比较健全的时候,为国家权力的控制提供合法性支持。而晚清之后当自上而下的的国家权力日益扩张,强加于乡村社会之上之后,大大破坏了乡村社会自身的文化网络,最终使得乡村社会衰败,中共的农村革命得以发生并取得成功。

   当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中国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其是否形成了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关系,与欧洲颇不相同,中国的城市并非在与乡村的对抗之中发展起来,在经济形态与社会网络上,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格局。按照施坚雅的研究,到中华帝国的晚期明清之际,全国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9大城乡一体化社会经济区域网络。城乡一体化的网络结构表明,原来主要生活在乡村的儒家的士大夫和商人精英,到了明清之后开始向城市流动,出现了“城居化”趋势。乡村精英向城市的集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沿海、沿江的开放性经济城市崛起之后开始加速。以江南为例,在太平天国革命到来之际,不仅乡村的地主、乡绅逃离乡土,而且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也纷纷向城市集中,形成了第一次城市化的高潮。

   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区别在于,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而城市基本上是一个由各地移民所组成的陌生人社会。当移民们成群结队来到城市,所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和资产,而且是原先在熟人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社会文化网络。不仅如此,由于城市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职业分化和文化区隔,在城市居民的内部又形成了新的文化关系网络,纵横交错,互相渗透,其内部结构和网络形态远比乡村社会复杂得多。因而,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想要控制城市,都不得不面对地方性“权力的文化网络”,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城市的地方社会不像乡村那样日益衰败,反而在形成和建构之中。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发达和成熟的大都市,从1843年开埠,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到民国的全盛时期1930年代,在城市内部已经形成异常丰富的地方社会网络:一是乡缘组织,由会馆、公所和同乡会等以原籍地为基础的区域性移民团体;二是业缘组织,由同业公会、商会、银行公会、工会、律师、记者、教授、医生、会计师等以行业或职业分工为基础形成的同行团体;三是信缘组织,由基督教、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所形成的宗教和信仰团体;四是社团组织,由各种学会、教育会、俱乐部等组成的自愿性民间社团;五是帮会组织,即拟血缘性的、社会正式体制之外的江湖团体。乡缘、业缘、信缘、社团和帮会,这些城市内部的社会文化网络,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地方社会,史学界对这些社会网络已经有一些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些地方性社会文化网络的细节还有待深入研究,但它们之间如何相互渗透、影响和互动,构成一个整体的、流动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显然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从“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出发,我们所关心的是:除了国家权力之外,在近代上海的地方社会之中,究竟谁在控制这个城市?谁在管理地方性公共事务?这种管理和控制借助于什么样的文化权威?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文化象征符号获得了地方社会的控制权?显然,“权力的文化网络”并非与国家权力完全独立、分离乃至对抗的地方性力量,杜赞奇的研究正是在国家权力对基层如何控制的背景下讨论华北农村的社会文化网络。但本文限于主题的限制,将暂时搁置国家权力与城市“权力文化网络”之间关系的讨论,而将焦点集中在在近代上海的“权力文化网络”之中,为何在资产阶级已经获得城市控制主导权的情况下,依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威的支持?

   传统中国的社会精英由三部分组成:士大夫精英、地主精英和乡绅。到了近代社会,当社会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新式的城市精英便首先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这些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中出现了,正如白吉尔所说:“在这个城市社会里,具领导地位的是来源于传统士绅和商人阶级的城市精英阶层”。[4]控制近代中国城市的,最初是具有士大夫和商人双重身份的绅商阶层,他们构成了近代中国早期的城市精英。罗威廉通过对清代汉口的城市研究,发现在城市内部存在着一个地方名流群体,他们是由士绅和富商们共同组成的,之后又合流为绅商阶层,他们通过与国家权力的密切互动,主导了城市的地方公共事务。虽然罗威廉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来描述清代城市精英对地方事务的控制这一尝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然而正如他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说:“地方社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做许多事情,他们以地方‘公共领域’的名义,创设了帝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或者只是负担并可以轻易减省的诸多设施。”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深入,城市原来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士大夫与商人合流成绅商。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绅商这一过渡性阶层又很快消失。握有现代社会最重要经济与金融资源的资产阶级商人,在原来“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结构之中,从最末的位置上升到首位,成为主掌地方公共事务的实权阶层。而原先排位第一的士大夫阶层却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分化,在清末民初逐步转型为近代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本身是内部分层非常细密,不同的知识分子之间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介入“权力的文化网络”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脱胎于传统精英的近代中国城市精英,来自于三个部分:一是由传统士大夫转化而来的学院精英,二是从地主精英脱胎而来的商业精英,三是从乡绅蜕变而成的地方名流。学院精英主要由一批以大学为生存空间的全国性知识分子,他们所关心的是国家与世界的天下大事,与地方公共事务和“权力的文化网络”基本无缘。在近代中国,这些全国性知识分子主要云集于北京。商业精英在京沪两地都存在,因为其所开办的实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关系,他们非常注重地方的公共事务并成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核心。而城市的地方名流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社会群体,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前述的地缘、业缘、信缘、社团和帮会这几个城市社会网络。在新崛起的城市精英之中,资产阶级扮演了核心的角色,特别在上海这个工商业最发达、社会分工最完整的国际大都市中,拥有经济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近代资产阶级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主人,特别在袁世凯死亡之后、南京政府建立之前的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他们借助手中握有的金融和经济实力,频频干预国家政治。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学生运动,上海资产阶级会同其他社会阶层,在上海举行“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最后逼迫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不敢在巴黎和会签字。1921年上海商界与教育界联合,发起国是会议,绕开南北政府,由民间出面起草国家宪法。而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的北京政变,上海的资产阶级拒绝承认,由各商会组成民治委员会,准备实行“国民自决”。凡此种种,都表明在北洋政府时期,上海的资产阶级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阶级。


为什么城市资产阶级离不开文化的权威?

  

   然而,尽管一夜暴富而崛起的资产阶级掌控了经济和金融的权力,但经济权力并不等同于社会权威。要在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居领导地位,必须借助于文化的象征符号获得合法性权威,从而更有效地实施权力的控制。“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核心问题不是权力在谁的手中,而是如何通过文化的权威而掌控社会权力。在传统中国的四民社会之中,商人在各个朝代都拥有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都不敢小觑,然而商人阶层并不因此而享有文化上的权威,按照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和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富有的商人在正式体制和社会上被人看不起,缺乏与其拥有的财富相匹配的尊严和权威,不要说与士大夫比肩,即使在平民当中其社会地位还在农工之下。这一情形到明代以后有所改观,在富庶的江南出现了绅商合流的趋势,一方面士大夫的生活开始像商人阶层那样追求奢华,另一方面商人阶层向士大夫接近,通过买官获得功名,在文化上附庸风雅,并参与地方的各种公共事务,通过各种努力,将自身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文化的象征资本。

到19和20世纪之交,在开放的沿海和沿江大城市中,出现了一个过渡形态的绅商阶层。[6]这一绅商阶层,身份双重,拥有士大夫的功名,经营各种洋务和实业,而且在地方公共事务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作用。在晚清上海,绅商阶层非常活跃,他们由两个不同的交往网络组成,一个是以李平书为领袖的上海本地绅商,另一个是以张謇为首的江苏绅商。上海本地的绅商是清末民初上海地方自治的核心阶层,从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到自治公所、市政厅,这些前后相继的上海自治机构领导精英,皆是由绅商组成,而商人领袖占多数。之所以推出李平书担任自治机构的领袖,乃是他有举人的身份,有为官的经历,这些身份使得他比较一般的商人拥有不可比拟的文化权威。不仅商人们推举他出任总董,而且邀请他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或经理。另一方面,在晚清开始涉足实业和商业的士绅阶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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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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