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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荣:从“仆人”到“主人”——苏联干部制度的畸变与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更新时间:2018-05-01 21:09:14
作者: 薛小荣  
列宁早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前就已经意识到。他指出,党的上层领导“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10](P130)。为此,列宁提出了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但是,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关系,列宁有过原则性的意见,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却没有提出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作为同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这一组织构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将列宁的政党建设原则称为“无情的集中主义”。在她看来,“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11](P504)。由此导致工人阶级成为被监管的、完全被动的、缺少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央委员会的工具”。“在最高领导层小圈子里做出的每一项决定,都被以1500万党员的名义神圣化了,而实际上做决定与普通党员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没有以应有的方式通知他们。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宣传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套话:‘党揭露了斯大林’、‘党开始了改革’。‘党’这个词成了意识形态专家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掩蔽手段。而在现实中,普通党员在做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甚至在地方一级党组织中也在逐渐下降。各级领导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他们具有一种‘不倒翁’的特点。一旦由于工作不力而从一个领导职位上撤下来,就转移到另一个职位上去。党的机关干部阶层就这样形成了。”[3](P167)应该承认,卢森堡的批评虽然是从西欧政治环境来思考俄国特殊的革命斗争问题,难免有理想化的色彩。但是,她所预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集中化趋向却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随着列宁的逝世和斯大林的强硬统治,苏联的政治实践加剧了政党组织体系中的这一结构性矛盾,最终导致全体党员对党的上层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党的命运系于党的领导集团的一念之间。苏联亡党亡国的剧痛教训暴露了这种政党体制的最大弱点,即“我们的社会体制,就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有其最致命的弱点:对政权高层人物的背叛绝对无能为力”[12](P159)。

  

   三、从干部的身份设定来看,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内在的规定了干部必须具有优于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政治理想和政治能力,这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社会心理原因。

  

   干部作为苏联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不仅是对苏联公民(主要是指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一种政治认定,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而且具有极其显著的权力导向功能,即只有干部才能最大限度地分享国家统治权力。斯大林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13](P84)可以说,无论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时期还是其后的苏联共产党的执政时期,党的干部都具有极其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符号象征。

  

   对苏联共产党来说,党的干部具有崇高神圣的政治道德色彩。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政治力量,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政治话语的符号表达不断地被人格化,由此导致政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均被赋予极其深刻的道德内涵。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其所肩负的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其道德使命感更为突出。干部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中间骨干力量,是连接党的领袖与党员群众的桥梁,是政党组织宣传动员群众的骨干力量,是政党政治理想和道德使命的具体载体。“列宁的政党在原则上是一支经过仔细挑选并具有严格纪律的精英队伍,所以它绝不旨在成为一个靠说服和争取选票来扩大自身影响的群众组织。它自称在道德两个方面都具有优越性:它之所以在知识上具有优越性,乃是因为它拥有精通政党这门独特科学之各种理论的专家;而它之所以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性,则是因为它的成员无私地献身于实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命运,而这种命运也是社会和民族的命运。它的理想是一种彻底奉献的理想,首先是彻底奉献给革命,然后是彻底奉献给革命所通向的新社会的建设工作。”[4](P502——503)这种强烈的道德使命特征,要求干部必须成为群众的教育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但是,随着苏共的长期执政和党的干部制度的僵化,党和国家的干部逐渐形成了特殊利益群体,干部也成为苏联社会特权享受的代名词。正如李普曼所言:“象征常常具有很大的用处和神奇的力量,词语本身就能释放出不可思议的魔力。一想到象征,人们总会兴致勃勃地谈论它们,宛如它们有着独立的力量。而且,那些曾经令人神魂颠倒的象征,从没有完全失去对人们的影响。”[14](P163)人们一想到干部、一看到干部,就把干部等同于配车、别墅和丰富的物质供给。苏联社会普遍的崇官尚权心理由此形成,这就为苏联官僚特权阶层产生形成奠定了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具体来说,干部在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身份象征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规定的。

  

   一是组织体系的制度要求。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首先是一个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的革命家组织。其“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8](P134)。因此,作为掌握了社会发展前进真理的革命家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8](P79)。另一方面,经常性的教育活动,可以起到组织团结的目的。“我们对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方面的正常工作的意义愈是重视,我们同宗派主义、小组习气和计较地位离得愈远,我们就愈是应当努力使党员之间的意见分歧能够心平气和地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使这些意见分歧不至于妨碍我们的工作,不至于打乱我们的活动,不至于阻碍我们的中央机关正常地履行职责。”[6](P116)当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政党组织的成功革命经验就成为重要的路径依赖。在苏联共产党执政的过程中,党的干部就成为巩固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正如斯大林所说:“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毕竟还不够。我们所以需要 政治路线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贯彻实行。但是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就要有干部,就要有懂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决心实现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责、能够捍卫它、能够为它而奋斗的人。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13](P693——694)

  

   二是组织体系的价值要求。无论是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劳动群众的先进组织所担负的建立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还是苏联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党领导群众的成功经验,都在相当意义上内在地规定了党与群众这一主客体的依附关系,在更深层面反映了苏联共产党组织体系的价值要求。即,作为苏共政治象征的干部这一主体是以相对于劳动群众这一客体的真理掌握者而存在的。在上下等级关系中,干部作为党领导群众的主体肩负着教育、引导群众客体的命定使命,群众作为党的领导的客体被赋予了接收教育改造的身份标定。这一组织要求在列宁所创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以来就一直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生存发展的核心价值。列宁认为,工人并不能自发地变成社会主义者,而只能自发地成为工联主义者;社会主义只有依靠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他们。“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8](P29)因此,“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8](P76)对此,乔治·萨拜因这样评价,列宁“习惯于认为革命乃是必须‘从外部’向群众灌输的某种东西,而且也乐于相信除非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否则人民大众就是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毫无头脑的群氓。”[4](P499——500)

  

   可以说,正是苏联共产党在政党建设上所秉承的价值取向与使命承担,赋予了党的主要力量——干部——领导群众的特殊意义。应该说,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执政时期都是必要的。没有党的干部的自我牺牲和身体力行,是无法唤起劳动群众对革命的向往和支持。但是,在苏共执政以后,畸形发展的干部任用制度使得苏联共产党开始脱离劳动群众,干部也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利益“小圈子”。罔顾民意,甘居高位而视人民如牛马,最终为人民所抛弃。正如列宁所言:“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15](P109)

  

   四、从监督的空泛虚化来看,苏联共产党在干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使得在没有有效监督的自我封闭状态环境中,干部的升迁走留完全取决于上级的认可,这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制度设计原因。

  

   以任命制为核心的苏联干部制度是产生形成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制度原因。应该说,列宁对官僚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是早有认识的。早在1904年时,列宁就对官僚主义作出了强烈批判,并表示官僚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党是有害的。他说:“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6](P363)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后,列宁已经意识到,由于广大劳动群众知识文化水平的落后以及党的干部管理国家能力的不足,都使官僚主义的产生具备了现实条件。他指出:“由于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不能适应这一任务,同时我们几乎99%的人都已习惯于军事政治任务,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又复活了。这是大家公认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消灭旧的机构(就象十月革命时那样),把权力交给苏维埃。但是,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又承认,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已经复活,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16](P32)在苏维埃机关复活的官僚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有害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16](P32)。

  

应该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以后,也曾经试图通过人民选举、设立工农检察院等方式来克服已经产生的官僚主义和官僚特权。但是,俄国社会的现实表明,在封建落后的俄国实行人民直接选举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为此,列宁不得不进行政治的妥协,采取干部委任制的方式以应对国内国外的严峻形势。其后,经过斯大林的努力,以任命制为核心的苏联干部制度正式确立并逐渐巩固起来。中间虽然经历了赫鲁晓夫干部轮换制的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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