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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回应《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

——答刘向军、姜永健二位先生的所谓“商榷”

更新时间:2018-04-28 16:48:06
作者: 韩东屏  
还包含功利视域的利与害。这就说明,《也谈》作者在此不仅没有对“伦理化”有何不好提供必要的说明不说,而且在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都是混乱不清的。

  

   最后请问:你们二位凭什么说《解读》“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同样,这也是没有任何文字凭据的虚构。但这一回《也谈》总算是还提供了一个推论,这就是:因为我的《解读》“彻底否定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客观必然性,彻底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现共产主义价值的可能性,所以,他的逻辑结论只能是,把共产主义伦理化,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只是这个推论实在低劣的不堪入目。

  

   首先,我的《解读》根本就没有涉论“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然性”的问题,这一点前面已有说明。

  

   其次,说我“彻底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现共产主义价值的可能性”,又是完全没能提供任何一点凭据的公然捏造。

  

   再次,退一万步讲,即便是这两个由你们虚构的前提为真,即我确实是否定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性,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现共产主义价值的可能性,也还是不能据此推出我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的结论。因为说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必然性,不等于说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可能性;说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体现共产主义价值,不等于说连共产主义制度也不能体现共产主义价值。这就是说,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仍然存在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可能性,仍然可以由制度体现共产主义的价值。如是,你们在这里的“逻辑结论”又如何“只能是”我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其四,当我在《解读》提出,从终极价值维度解读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离我们不远,就可以在当下实现时,我说过或表露过“当下我国社会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话语或意思吗?显然你们二位也不能为此找到一定点儿的证据。既然如此,那就分明是你们自己在心底认为,当下的中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否则,你们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奇葩”的逻辑思维?

  

   这就充分说明,《也谈》关于我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的指控,完全是凭空虚构和胡乱推论的产物。

  

   不仅如此,《也谈》还非常擅长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竟然说我的《解读》“把共产主义伦理化,是当代敌对意识形态对我渗透的重要手段,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把普通的学术讨论变成了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和居高临下的革命大批判,哪里还有一丝要平等“商榷”的味道?!

  

   《也谈》作者还非常喜欢用“长期以来,一直如何、如何”的用语,以显示自己在这些方面具有跟踪式研究的深知及明察秋毫。比如文章开篇部分就说:“长期以来,在如何解读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些模糊的、甚至错误的思想观点。例如,韩东屏教授在2016年12月8日《社会科学报》第五版发表的《共产主义:两种解读带来两种命运》的思想观点便是如此。”殊不知我的这一观点早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已发表了[①],而《社会科学报》上的这篇《解读》,只不过是前面文章的简要介绍推广版而已。这就恰恰暴露出了他们自己的无知和假装高深。

  

   2、再说《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

  

   《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共由三个部分的内容组成,一为“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二为“共产主义有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三为“追求共产主义价值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政治保障”。

  

   显而易见,这些都不是有个人创见的观点。尤其是前两种观点,不仅基本上属于学界人人尽知的常识,而且就是在我的《解读》中,也已有论及,并且不仅不是被我所否定的东西,还是我所强调的东西。这就不知《也谈》作者还在这里用大量篇幅做这样的解读,究竟是何居心,有何意义?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企图让人误以为他们所说的这些常识,都是我所不知道或反对的。至于《也谈》对共产主义解读的第三种内容,则是明显的文不对题,在此部分的内容中,仅有关于一般意义的“制度社会主义”的论述,而没有任何“追求共产主义价值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政治保障”的论证。

  

   当然,在《也谈》的有些具体解读中,还有一点儿或可算是具有个人见解色彩的东西。这就是其对共产主义及其制度的必然性的论证和关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价值的论述。只是其有关这两点的具体见解及说法,同样实在无法让人恭维。

  

   《也谈》关于共产主义必然性的论证,就是先简单复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再加上马克思恩格斯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然后给出自己的结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替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中,要说真正属于《也谈》作者自己的,也就是最后的一句。

  

   但事实上,在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那里,只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规律的论述,而从来没有把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也当作历史规律的说法。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历来主张人类历史的发展没有预定的道路可走。马克思1877年在批评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的一段话中说: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②]后来(1881年)他还明确说:“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③]

  

   从一般道理上说也是如此。众所周知,凡是规律都必须具有重复有效性和普遍适用性这两个特征,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则明显达不到这样的条件。关于这一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有国内研究者指出:“从今天世界史研究成果看,经过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序列的民族几乎没有。相反,绝大多数甚至几乎所有的民族都不是按照这个序列发展下来的。西欧看起来似乎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个社会形态,但实际上,奴隶社会的充分发展是在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时代,而封建制是日耳曼人的。希腊人罗马人没有封建制,日耳曼人没有奴隶制。”[④]再看中国的社会历史演进,原始社会解体之后是否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秦之前被以往按“五种社会形态说”套说成是奴隶社会的夏、商、周,其实是类似于西欧封建社会的封建社会,而秦至民国之前的漫长历史阶段,反而却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社会;还有共和国之前的民国,也从来没有被谁确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

  

   既然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不是必然的历史规律,那么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更不会具有《也谈》作者所谓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显然,如果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必然的,那么在其之前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演进也一定是必然的,否则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性就无从谈起和实现。但这与事实相符吗?若与事实相符,苏东等诸多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就不会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之后,竟然又变成了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会从建国前30年的消除私有制和建构并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经改革开放,又变成有私有制和建构、实施市场经济体制。

  

   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多次强调,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但如果说,连制度这种只能是由组织中的制度安排者制定出的正式规则都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人的历史主体性和创造性又何以体现?而由坏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社会灾难或恶果,岂不是也无须由任何人来负责了?!

  

   《也谈》在最后部分说:“追求共产主义价值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政治保障”。照此逻辑,那么在其他的国家,就不能追求共产主义价值了?这又何谈共产主义及其制度的必然性?

  

   《也谈》在共产主义价值如何才能得以实现的问题上,赞成国际共运史上的“制度社会主义”的主张,即“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目标”,反对国际共运史上的“价值社会主义”的主张,即“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某一个或某些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并将我从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出发来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也归入了此列。

  

   前面已经证明,《也谈》说我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捏造。现在我要说,《也谈》对“价值社会主义”的定性概括,也肯定是一种随意捏造的概括。这不仅是因为《也谈》在文中没有就此提供任何文献依据的注释,更重要的是,我们完全不能相信,那些可以载入共运史上的“价值社会主义”的主张者,竟会在表述“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目标”的意思时,不把“共产主义价值目标”作所有目标或整体目标或终极目标看,而会特意强调只是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些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这般如此愚蠢、弱智的话语。

  

   实际上,这里存在的真正问题及分歧是,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究竟是应该先确定社会制度,然后在该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还是应该先确定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再按这种终极价值来设计、选择和安排社会制度?

  

   《也谈》作者属于前一种主张,认为目前阶段只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目标”,并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作为“真理诉求”或“真理制高点”来加以坚持。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是相同的吗?显然不是,否则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既然如此,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现的价值,就不会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而只会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正如当下的按劳分配制度实现的不会是按需分配制度的价值,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的也不会是产品经济体制的价值。

  

更为关键的是,在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即便是制定出来了自认为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又如何能保证它在实际效果上,是确实有利于向共产主义终极价值趋近的社会制度?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都已经表明,这是不可能的。否则苏东等诸多社会主义国家不会解体,而我国也不会进行制度改革,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又改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部公有制之后又改为实行允许私有制存在的多元所有制。所有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人都知道,当时进行这些改革,步履维艰,异常困难,若不是邓小平最终发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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