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齐延平 曹瑞:论基本权利的价值多重性

更新时间:2018-04-27 23:08:19
作者: 齐延平   曹瑞  

  

三、作为结构性限权条款的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条款与宪法中国家权力设置条款一样,承载着控制国家权力的公共价值使命。这一点很好地体现在了美国的宪制中。美国是权利本位主义观念比较盛行的一个国家,法律运行体系有着对权利本位执着的理念信奉和深刻的路径依赖。权利本位主义主张,“美国宪法首先以及最主要涉及的是对权利的保护。的确,拥有权利的所有关键在于,它能够压倒那些民主机构本来可能为了集体福利而采取的立法决定”[16],“宪法首先关注的是权利保护,然后它才允许人民将其意志加于其他问题上。”[17]权利本位主义在美国无疑是宪法意图以权利为中心脱离政治和伦理纠葛、建构职业化宪法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工具。不过,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原旨主义宪法解释方法兴起以及共和主义政治思想回潮的影响,美国知识界开始向权利本位主义发起挑战,试图对其进行反思和解构。

   1991年,耶鲁法学院教授阿基尔•阿玛发表了《作为宪法的权利法案》一文,试图证明:既然作为政府组织法的宪法正文同时也是一部权利法案;那么反过来,规定公民个体权利的权利法案,当然也可以发挥作为政府组织法的宪法价值。[18]跟随阿玛的脚步,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对话和讨论之中。在这个非常松散的学术联盟中,尽管内部分歧不断,但他们还是达成了关于宪法基本权利的最基本共识,即基本权利不仅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个人权利对抗国家权力的“王牌”[19],而是与宪法中关于国家权力设置的结构性条款一样,承载着控制国家权力的公共价值使命。这与上文德国的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学说相同的地方在于都是在基本权利的主观性功能之外开拓新的功能,但因国家学说、政治理念、法律传统的不同导致二者在出发点与目的设定上又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将其称为结构主义的基本权利理论。结构主义的基本权利理论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分别指向现在、过去和未来。

   指向现在的层次是批判性的,集中体现了结构主义对权利本位主义的反思与解构。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权利本位主义提出了质疑,认为权利本位主义存在“断章取义”嫌疑,因为它通常都是逐款式地对权利法案作出解释,至多也就是以整条修正案为单位来进行解释,而鲜少将权利法案本身以及权利法案与宪法正文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这样作如果不是完全错误的话,至少也是错过了隐含在宪法整体结构中的意义。[20]还有学者从美国权利保护的现实出发,认为如果美国宪法确实是以权利为本位的,那么就应该放弃“国家行为”学说,同时应该给予各项积极权利以宪法保护;而美国宪法在上述两个方面都违背了权利本位主义的基本主张。[21]另有学者对权利本位主义的自然法理论基础提出了质疑,认为自然权利理论潜在地要求一个上帝一样的角色出现并要求其参与到人类事务之中以作为自然权利的来源。[22]以上对权利本位主义的批判都不是根本性的,对其根本性批判是从历史层面展开的,结构主义者认为权利本位主义是背离了制宪者关于宪法及权利法案的原始设计初衷的。由此也就引出了结构主义理论的第二个层次。

   结构主义理论的第二个层次是指向过去的,致力于探究制宪者在制定宪法及权利法案时的原始设计初衷是什么,同时还回答权利本位主义对制宪初衷的背离是怎么发生的。关于第一个问题,结构主义者主张制宪时代有着迥异于现代人的基本权利观念,其时的基本权利在性质上是政治性的、集体性的、公共性的,是美国人民与残暴的母国政府抗争的产物。正如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所言:“在1776年,美国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似乎并不依赖于强调以个体的私权利对抗公意,而在于强调以人民集体的公共权利对抗统治者自以为是的特权利益。”[23]历史学家杰克•拉科夫指出:“在18世纪…很多专家依然认为权利的首要主体不是个人而是人民的集合体,因为权利的要义在于保护整个人民免于暴政。”[24]基本权利观从此设计初衷的翻转与南北战争及战后通过的“重建修正案”——特别是其中的第十四修正案——密切相关。南北战争是美国宪政史的一道分水岭,是阿克曼意义上的有别于常规政治过程的“宪法时刻”。第十四修正案的通过实施意味着基本权利观“从共和主义向自由主义,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从公域向私域,从积极向消极”[25]的观念转向。从此刻始,宪法基本权利从集体主义和地方州权主义向个人主义特别是少数人主义的方向质变,其价值使命也从保障多数人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转变为保障少数人免于多数人的暴政。美国宪政史和宪法学说史的历史性转变事实上也吻合了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向现代人的自由转型的论断,即“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26]

   结构主义的第三个层次是指向未来的,因而也是规范性和具有建设意义的,其要旨在于重建一种新的、符合制宪史观的宪法基本权利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结构主义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以阿玛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既然内战及战后通过的第十四修正案从根本上翻转了美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观,时至今日美国人民也欣然接受并充分认同了这种转变,因此没有必要倒播宪法时钟,穿越回制宪时代。阿玛从宪法解释方法入手,提出了“文本间主义”(intratextualism)的宪法解释方法,试图以此来打通联结权利法案及十四修正案与宪法正文的解释管道,以“整全性地解读旧的权利”,“认真地对待新权利”。[27]激进派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阿塔什•巴维特为代表。他认为把权利法案和十四修正案看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是不实际的而且也是不正当的。指望法院无休止地介入其中以保护所谓的“宪法权利”是缺乏民主正当性的,因而是不合法的。从本质上讲,权利法案、第十四修正案与宪法中其他的结构性条款一样,是“对政府权威以及政府权力之行使设置的具体且有限度之约束”,只不过前者是特别限制,后者则是一般性限制。因此,他呼吁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宪法案件时,放弃在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之间进行权衡,转向对政府之所作所为是否逾越了宪法为其设置的权力边界作出判断。[28]

   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的基本权利理论是对走入“穷途末路”的权利本位主义话语的一种救赎,后者将基本权利主体理解为缺乏社会维度的“孤独的权利承载者”,造成了基本权利主体“对于人类社会繁荣发展所必须的环境的漫不经心”,进而导致其丧失了“作为公民的资格与能力”。[29]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法律职业人内部视角的一种批判,因为正是这种视角在鼓励人们“用权利术语讲述所有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事物”的同时,放纵着人们“对于责任的习惯性缄默。”[30]当然,结构主义的基本权利理论(至少是温和派的结构主义理论)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法律职业人的内部视角,它只是在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之间作出某种审慎的平衡,才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基本权利作为结构性限权条款的另一种价值面向。

  

四、作为民族建构手段的基本权利


   如果说前述基本权利的价值分析是在宪法稳定期展开的,是法律职业群体着眼于司法视角的推演,那么在宪政时刻或曰宪法重大调整时期,基本权利的价值就远非法教义学视角可以涵盖的了,需要从法政治学的视角予以审视。加拿大为应对魁北克问题,就赋予了基本权利以民族国家建构价值,意图通过一部权利法案有效化解魁北克的民族主义分离倾向,从而完成加拿大民族国家的建构。这部权利法案就是作为1982年宪法组成部分的《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当代学者大多从人权保障或“弱司法审查”的角度去解读该宪章,但是回到制定之初,制定该宪章的主要政治目的则是解决魁北克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魁北克问题在加拿大由来已久。进入20世纪下半叶,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分离倾向日益明显,1980年更是发生了著名的魁北克独立公投事件,加拿大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挑战。其实,自1930年代加拿大获得事实独立后,联邦政府一直致力于弥合民族矛盾。1967年11月,“明日联邦会议”在多伦多召开。会后,加拿大联邦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面向未来的联邦主义》的政策文件。该文件承认魁北克问题,尤其是“使用法语、遵循法式文化的加拿大人对联邦内两个语言群体相对地位的不满”[31],已经成为加拿大宪法改革的重要策动力。为了解决魁北克问题,联邦政府认为,“要给予宪法中关乎个人权利——既包括作为民主联邦国家公民的权利也包括作为自愿选择的语言群体的成员的权利——的那部分以首要的优先性。”[32]加拿大政府认为这么做不仅仅是因为人民的权利高于政府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宪法对“全体加拿大人民个体人权的保护是民族性的基本条件”,“对民族的生存意志至关重要。”[33]

   按照著名宪法学者苏吉特•乔德利的观察,《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民族建构功能主要体现在规制性和建构性两个方面。[34]在规制性方面,主要体现为第6条第2款对迁徙权的规定和第23条第1款对少数族群语言教育权的规定。第6条第2款规定:“每一个加拿大公民和具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人,都享有下述权利:(甲)迁往任何一省并在其地设立居所;(乙)在任何一省谋生。”从表面上看,该项权利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公民群体,但是事实上它却阻止了魁北克地区对英语加拿大人的排斥,从而避免使魁北克成为一个完全封闭的法语区。第23条第1款规定:“加拿大公民(甲)如其已经学会并且仍然懂得的第一种语言,是在他们居住的省份的讲英语或者讲法语的少数民族居民的语言,(乙)或者在加拿大已经以英语或者法语接受初等学校教育,而现在居住在他们已接受教育的语言是当地讲英语或者讲法语的少数民族居民语言的省份,他们有使他们的子女在该省接受以同种语言进行的初等和中等学校教育的权利。”尽管魁北克相对于整个加拿大来说是一个语言上的少数者,但是在其境内同样也有以英语为唯一语言的加拿大人,他们成为了魁北克境内的少数者。对这些人及其子女语言教育权的保障,同样有助于防止魁北克民族主义分离倾向。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规制性功能。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建构性功能则主要体现为建构一种泛加拿大宪法爱国主义。宪法爱国主义是德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冯•多尔夫•斯登贝格提出的一个著名概念。1979年德国《基本法》诞生三十周年之际,斯登贝格有感于东西德之间因意识形态分歧而“划墙而治”的局面,首次提出了“宪法爱国主义”的概念,呼吁法治国家的公民将其身份认同建立在对宪法价值与制度的信任上,而不是完全依赖那种语言、血缘与文化的一致性。[35]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爱国主义是作为民族主义的一种替代方案或者功能等价物而被提出的,而《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也被赋予了类似的使命。正如《面向未来的联邦主义》所言,“宪法不仅只是一部法律文件;它还构成了一国境内之人民如何通过行使和控制政治权力,从而实现其社会、经济和文化期许的表述。”[36]在加拿大联邦内,公民无论语言和省籍都平等享有宪章规定的各项权利,这无疑有助于培养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宪章培育了一种把加拿大人看作是不分省籍、平等的权利主体的公民观念。这使得一个公民对全体加拿大同胞而不仅是本省同胞境遇的关注成为正当。”[37]

在《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同时看到德国《基本法》和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的影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969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