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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近代中国的共和困局

更新时间:2018-04-26 12:09:06
作者: 杨国强  
由“绅士耆老”、“祖祠”、“庙宇”、“乡局”、“社学”贯连彼此而相为维持的地方社会。人在其间,便是身在习俗和礼俗的制束之中,“除纳税诉讼外,与长吏无关”。因此,梁启超说千年之间,中国的乡里本已久有“自治之特质”。与这种自然生成于历史之中的自治相比,清末朝廷力行的地方自治是由筹备立宪派生的,从而是从外国学来的,特别是向日本取法学来的。这个过程自上而下地立“议事会”、“董事会”、“自治公所”为地方社会的主事者,又把教育会、图书馆、电灯、自来水、工艺厂、施医药局、阅报社等等当成自治的要目移入地方社会之中。前一面用一种别样的权力之治撞倒了延续千年的习俗之治和礼俗之治,后一面则在用取之于地方的财赋,以营造种种本非地方社会自然产生和自身需要的物事,遂使“纳税诉讼之外,与长吏无关”的“自治之特质”一朝全破。而后是“所有的小职位(包括县丞的职位以及一大批胥吏和差役)都被取消了。与此同时,地方自治团体扩大了的权力(包括田赋以及所有地方税的权力),都转移到了各县绅士的手中”。

   这一类从官立的地方自治中获得了权力的绅士,并不再是旧日与乡民共处于习俗和礼俗之中的“绅士耆老”。他们随习俗之治变为权力之治而起,已脱出于礼俗的制约之外,时论说是“其人既多败类,其费又多虚糜,苛取民财,无俾民事,怨声载道”。而后是乡民以仇绅为回应的骚乱和民变一时起于四面八方。出自筹备立宪的地方自治摧折了民间久已有之的地方自治,随之是附着于习俗和礼俗之治的地方社会结构在碎裂中解体。作为直接的结果,在习俗和礼俗守护之下的那一点人间温情消失之后,继起的是人在其中的因贫富而分,因贵贱而分,因强弱而分,因利害而分,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人与人相逼扼,人与人相对立,人与人相忿争的漫长历史过程。

   清末新政大幅度改变了传统中国政治主体的构成,从而造成传统政治结构的层层倾塌;又从地方开始促成了中国社会在结构上的节节脱散,并因之而造成了众多没有对应的社会关系可供收纳和组织的人口。之后继起的民国承接了这两种历史结果,又在推倒了帝制的同时面临着一个没有“公共信条”的时代。

   梁启超说:“我国数千年信仰中心之机关,厥惟君主。”自周秦以来,在中国人的政治观念中,帝王既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又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象征。就前一面而言,具体的个人都是有局限的人和会犯错误的人,从而都是需要纠正和批评的人,因此儒学以“格君”和“正君”为当然。就后一面而言,帝王既是五千年山河岁月演化而成的社稷之人格化所寄,又是五千年历史经验累积而成的文物制度的人格化之所寄,因此儒学以忠君为当然。梁启超持公共信条立论,着眼的无疑是后一面。而公共信条之能够维系于朝野之间,以作成一世共奉的纲纪,正可以见清代虽属君权政治,其本身又是在一种公共政治的形态中实现和维系的,并因之而曾经为天下提供了一种“所资为上下相维之具”。而革命既已造成帝制与民国的嬗递,则旧朝“所资为上下相维之具”便无所依傍,不复再能据有旧日的至上性而为后来的政治作准则。继起的共和政治以国家为至上,则纲纪理应由国家而生。然而民初的国家观念沿晚清而来,自始即起端于外力的冲击,并大半是在冲击一方的观念映照之下和比照之下构筑起来的。严复说国家之为国家,本是“席古人之遗泽”而来;康有为说中国之为中国,源于“数千年之文明教化,无数之圣哲精英”的化育。他们说的都是国家观念的内里和深处之不能没有历史文化,以及当日在西方观念映照和比照之下构筑起来的国家观念之只有概念而没有历史文化。而后是看不到历史文化渊源的国家观念,便成了一种没有具体性、没有恒定性、没有对应性、没有统一性,从而能够入人之耳而无从入人之心的抽象观念。于是而有当日孙中山目睹民间社会之不能感知国家的至上性、切已性,而专门作讲演,期望能把“忠于国”的大道理灌入人心。

   时当政治主体大幅度改变而致“中国今日之社会”,所谓上流社会者,“其人格之卑污下贱,则举国无出此辈之右”之日,没有具体性的国家观念又因其抽象而成其悬浮,遂使重造公共信条的“新纲纪无道以骤立”。前者与政治的公共性深相逆反,后者使政治的公共性无从建立。因此,民初中国的政治夹处于两头之间,便非常容易地演化为以帮派为分化组合,以集团为分化组合,以利益为分化组合的私人政治。

   当年曾在袁世凯身边管事者后来说:谋划帝制和筹办帝制之日,“在袁周围主要有三个包围圈。一是朱启钤、梁士诒、杨度、顾鳌、夏寿田等;二是袁克定、段芝贵、袁乃宽、张士钰等;三是官邸中袁的妻妾儿女等”。与后一群人相比,前两群人更主动和更得力。然而八十三天之间帝制起,帝制坍,袁世凯于临死之际召来袁克定,告之以“这件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他表达了一个久惯操弄的强人被人操弄的感受,而所指正是这些主动者和得力者。与晚清的犹有纲纪,而君臣之间以奏折、诏书、觐见、召对相往来的昭然和厘然相对比,这种没有纲纪的以“包围”为聚合说明:人在私人化的政治之中,便是人在各逐其利之中,操弄与被操弄是很容易弄颠倒的。其间因无规则而无是非,因无是非而无常理,最终都会使当日的政治过程成为一种无从推度,不可测知的过程。袁世凯时代过去之后,政事的重心移到了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手中,而政事的冲突也移到了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局中人后来说:“黎段本可合作。黎为段拥戴而出,双方原具好感”,而其时徐树铮“为陆次(陆军部次长)兼国务院秘书长,为争公府权。黎左右积不能平,颇劝洪独断,自是判牍多所批削,树铮坚执不可,府院之争益烈。内务总长孙洪伊,则劝黎抑段”,遂至“朝列水火”。就徐亲于段和孙亲于黎而言,这种僚属之间的各逞手段演为总统府与国务院的势不两立,则具见以私人化对私人化所促成的政争和政潮所能达到的地动山摇。

   章士钊说:“十余年间,国内差有历史约略可数之各派势力,有若七巧板然,变乱一次,新拼合一次,攻守无定策,友雠无定位,分合变化,为时之适”。其间起落无定,而“凡可以倾敌自申”,以“布其权势者”,必“机变百端,阳排阴挤,无所不用其极”。他描述了政治私人化成为普遍状态之后,民初政治的没有共信,没有互信,没有轨辙,没有限度,没有守则。在起落无常和分合无定里,由这种政治私人化衍生出来而为一世所熟见的,只能是“翻云覆雨,人道荡然”的阴谋政治;是“国家无可信之爪牙”和“私人无不渝之徒党”的倒戈政治;是用枪声和血迹为历史留下重重迷雾的暗杀政治。因此以事实为对比,则十多年之间,与共和国体同时存在的,其实是一种反共和的政治。

  

三、移入的代议制度走到山穷水尽


   代议制度虽然是随共和而在20世纪初期进入中国的,但中国人对代议制度的观察和认识则自19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开始了。从道光朝后期到光绪朝前期,数十年之间,士大夫对欧西“巴里满”由远看而近观,注目处往往在其“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在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的“可不谓周乎”;在其“凡开会堂,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的“视听自民”和上下“无隔阂之情”。这个过程留下的夹叙夹议以议会制度为评说对象,不仅非常明白地表达了称赞,而且非常明白地表达了心仪。时当多数人描画泰西,犹在以夷其人夷其为惯性之日,这种称赞和心仪便都成了格外引人注目的现象了。而以后来看当日,中国人以“视听自民”和“无隔阂之情”写照彼邦的“巴厘满”,其眼光和视角背后的关注和关怀,实际上都是从中国人自身面对的社会问题中演化而来的。道光初年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于“吏政”一目下收录了二百余篇条陈当世利病的文字,而居于重心的则大半都是上下之间的否隔和官民之间的否隔。与之对应的,是起于秦汉的郡县制度在历久之后的深重积弊,以及明末以来一代一代士人反思这种积弊,以“昔之设官也以抚字,而催科次之。今之课吏也以催科,而抚字不问焉”为大病,而反照“上下之情隔阂不通”。因此,用中国人的经验解释彼邦的议会政治,“视听自民”和“无隔阂之情”便成了共有的关注。虽说以此统括而论“巴厘满”,并不能算全得议会政治的本相,但君权社会的士大夫却正是由此而走近了民权政治的“巴厘满”的。

   至19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人因甲午战争的创巨痛深而大变眼光,而后是议会政治之被称赞和被心仪,重心已移到了富强。康有为说:“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然后对比而论曰:“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其要义仍然在上下“无隔阂之情”,但比之“视听自民”的立足点在民本,则“安得不强”和“安得不弱”之比,立足点已移到了国家一面。这种用外观的因果性来推演富强和“立宪开国会”之间的必然性,显然也不能算是真得议会政治的本相,但图存图强于强邻四逼之日,其间的理路又非常容易入人之心。因此,日俄战争之后,中国人多沿用这一套道理而合为朝野呼应,以“非小国能战胜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专制”为之作阐释,并引日俄比中国,归旨于“非立宪而谋国民之发达,则不足以图存”。于是而有“采列邦之良规”的筹备立宪。

   在六十年各自论说之后,筹备立宪已是中国人对议会政治由认识而转向移入。然而这个由朝野呼应开始的过程又随其层层铺展而催发朝野相争,并在三次集群而起的国会请愿中达到高潮。请愿的一方指政府的“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惯于作恶,以反证国会“监察彼辈,使稍动其天良而思其所职”为天经地义。则“议院之所以能安社稷、利国家者,不徒在其有参预立法之权,而尤在其有主持财政、监督行政之权”便成了人所共知和人所共信。这些道理已不再讲“朝野同心”和“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其着力申张的都是国会之代表民意和政府的本性“专横”,以及两者之间的不能不相抗衡。由此显示的是中国人对议会政治的认知在一变之后又再变,但把政府和国会用善恶一分为二,从而把国会推倒俯视天下的高处,则两头不得其平而无从同一,仍然不能算是对于欧西议会政治的正解。

   晚清七十年里累积的这种思想过程,反映了中国人对议会政治的尚未真知已经深信。由于深信,所以共和推倒帝制,久被论说的代议制度便了无窒碍地转化为事实,于是而有议会、约法、政党。辛壬之交的中国,因革命而造就了共和,因共和而催生了议会,遂使先倡革命的民党历史地据有议会中的优势,但就一方面而言,当清末朝野各有寄托地筹备立宪之日,民党以革命为一以贯之,既反对国会请愿,也反对筹备立宪,他们中的多数人更多关注革命而更少关注宪政。因此此日他们虽然为时势所推,以主导和构筑宪政为天降之大任,其知识准备则相比于久在立宪潮流之中的其他群体尤其稀薄。就另一方面而言,民党由清末而入民国,同时是其起于清末的历史因果、历史渊源和历史关系延伸而入民国,化为代表共和和守护共和的强烈意识。因此,当南北议和既已了局,以旧朝总理大臣而继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便成了民党意中直接的对手和主要的对手,“约法问题,因之而生”。

当孙中山作临时大总统之日,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行政权归集于总统。而“组织大纲”变为“临时约法”,其重心已全在“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在时势的扼制之下向袁世凯渡让了总统之后,民党的着力处与时俱变地移到了用“约法”把行政权与总统割开,继之再以自己主导的立法权管制行政权。于是而有“约法”之下“国务员之人选,须得参议院同意”,以及法之为法“只能限制行政、司法两机关,而不能限制立法机关”的三权分立变为一头独大。后人叙述这一段历史,遂称之为“参议院跃为太上政府”,称之为“实开各国未有之先例”。作为造共和的群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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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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