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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论晚清小说研究的误区和兴奋点

更新时间:2018-04-25 02:12:00
作者: 欧阳健 (进入专栏)  

  

   一

  

   《青年思想家》杂志1994年11月在广州邀请参加中国近代文学第七届年会的著名学者举行座谈,主题是畅谈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策略,贺立华先生《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策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山东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参加座谈的多是我熟悉的朋友,所谈的话题也是我所关心的,所以也想就晚清小说的研究发表一点意见,或者就作为一次书面发言罢。

  

   近代文学研究界的同志之所以提出“新策略”的问题,自然是有感而发的。近代文学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被冷落的境地,学科地位偏低,学科队伍太小,在在都说明研究现状相当不能令人满意。晚清小说研究也是如此,正如《晚清小说研究概说》(袁健、郑荣编著)所指出的那样:“自阿英1937年出版了他的《晚清小说史》以后,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再也没有出版过一部新的晚清小说史著作。建国以来编写的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小说史,仅把晚清小说作为其中的一编或一章,有的文学史则干脆不提晚清小说。”(天津教育出版社“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要改变这种现状,最要紧的是寻找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以便对症下药。座谈会的主导意见是归咎于“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的影响,因为这种标准认为,“这个时期没有产生世界性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没有产生一种独立成熟的文学样式,一切都不成熟”,所以难以形成热潮。这个根源找得对不对呢?显然是对的。可惜的是,与会同志对“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本身,亦即这种“标准”是否正确,是否合乎事实,并未作出正面评价;而从他们关于“近代文学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的‘不成熟’,在于它隐含着全部新文学的‘胚胎’”的表述来看,对于这一标准又似乎是认可了的。

  

   在对近代文学的总体估价大体认同的前提下,与会同志对于近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改变研究力量“倾斜”于主潮和大家、造成研究面的相对缩小的状况,必须首先拓宽研究领域的“策略”。至于如何拓宽研究面,与会同志则提出了诸如“摒弃庸俗社会学的偏见,不要以进步和保守作简单化的褒贬界定”;“加强地域性作家的研究”;“调整研究方法,抓牛鼻子,辨明有别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最基本的品格,才能在思想和艺术上定位”,等等。

  

   座谈会反映了学术界改变近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殷切心情,其中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若干技术性剖析也颇具见地;但照我想来,如果不对所谓“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作根本的反思,那么,种种的“新策略”,恐怕还是难以奏效的。试想,设若近代文学的总体价值不高,成就不大,那有什么理由要人们投入力量去拓宽研究领域呢?抓住其中的“主潮”和“大家”,不是已经很够了吗?至于地域性的作家研究,固然能在局部地区形成热点,却无法赢得普遍的关注。

  

   可见,对于近代文学研究来说,策略只是一种“术”,在它的后面,还隐藏着更为关键、更为重要的“道”,即对近代文学的总体认识问题。所以,还得回到“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上来。从根本上说,近代文学、尤其是晚清小说的研究之所以难有长足的进展,根源就在于长期陷入了让这一标准盲目地支配研究者思维方式的误区,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

  

   所谓“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就晚清小说而论,向来都不是纯文学的,它总是与政治的、历史的标准纠缠在一起。晚清小说的“晚清”,当然是指清代的末期。但具体落实下来,这一时期究竟从何年何月开始,以何种重大历史事件或何种重要小说作品作为划分的标志,人们其实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通常的做法,是将1840年看作这一时期的开端,以便与历史学家所划定的“近代时期”相一致;还有人索性将“近代小说”看作晚清小说的同义语,或者将晚清小说看作下限迄于1919年的“近代小说”的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就是小说研究者在历史学家面前丧失主体性的反映。

  

   首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学创作、小说创作都有其自身特有的步伐和规律,不一定和历史(这里主要指的是政治史、经济史)的发展完全契合。文学研究者虽然不可能一一重新审视、核验历史学家的所有结论,但却有权在自己驰骋的领域里,根据所掌握的客观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出独立的判断。1840年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小说创作领域里却闻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著录,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六十年间,一共出版小说133部,平均每年2.2部,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依然是传统型的人情小说《儿女英雄传》、《绣球缘》,神怪小说《升仙传》、《鬼神传》,历史小说《群英杰》、《铁冠图》,公案小说《小五义》、《彭公案》之类,和古代的小说,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惟此之故,有的文学史家甚至把这一时期的小说说成是“趋向衰落以至倒退的状态”。由此可见,在这一为史学家划定的“近代史”范围内产生出来的小说,并不具备任何“近代”的“精神”。而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的十一年中,却产生了通俗白话小说529部,平均每年 48部,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什么到了1901年以后,晚清小说才骤然繁荣起来呢?文学史家一齐把目光投向了上一年发生的“庚子国变”。鲁迅说:“光绪庚子(1900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版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 ,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气,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鲁迅以为小说创作至庚子(1900)后而“特盛”,是很有见地的;只是他把“有识者”之“思改革”划在庚子以前,而谓其后“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方导致小说创作之特盛,却是对历史的误断。晚清真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不自嘉庆以来的“有识者”始;庚子国变也不曾熄灭“有识者”心头使中国臻于富强的希望,相反,它恰恰预示着新的改革时期的来临。给晚清小说的繁荣带来生机的,正是清政府被史学界称为“新政”而长期予以否定的改革。

  

   据史学家说,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洋人的朝廷”,而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一再敦促其及早“革新”,速行“变法”,使之进一步买办化,而清政府则是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加速中国社会的殖民化、半殖民化。既然如此,在这种土壤和气候下产生的被定位为“改良派小说”的晚清小说,又怎能不被扣上“反对革命”、“抵制革命”、“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的“逆转历史的车轮”的反动小说的帽子呢?

  

   其实,事情恰好相反。庚子国变造成了全民族的灾难,加重了全民族的危机感,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最高统治者,经历了播迁逃亡、豆粥难求的苦难以后,以巨额代价,增一层见识:“时经大创后,太后已恍然于国家致弱之原因,知此后行政之方针,不能不从事于改革,以图补救,乃以决行新政之谕旨,布告中外。”(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九)这里指的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 日)在西安发布的谕旨,其中说道:“深念近数十年来,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这道谕旨,对“祖宗成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公然号召效行西法,“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提出了“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的方针。”(《光绪朝东华录》总4601页)谕旨的颁布,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从此,清政府在其最后的十一年中,主持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其内容包括废除科举、创办学堂、奖励留学、扩展新军、兴建铁路、发展实业、改革法制以及推行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等等,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广阔领域,从而使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社会风俗发生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挺进的重大变化。

  

   由煌煌上谕所确认的作为国策的变法维新,是以清王朝的最高统治的权威性合法性为前提的,即使是当年参与扼杀戊戌变法的顽固派,也不敢抗拒这种潮流。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乱后思治,改革的决策自然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梁启超在1901年10月所作的《维新图说》中提到,维新之语已“弥漫磅礴于国中,无论为帝,为后,为吏,为士,为绅,为商”,均以维新为时尚,“吾昔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少也而惊,吾今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多而益惊”,就反映了社会的普遍心态。由于改革出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维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热情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明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从而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改革维新的时代潮流。正是处于改革的大氛围之中,晚清的小说创作,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产生了极大的飞跃。

  

   首先,改革的要旨是“取外国之长”以“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以“作后事之师”,且号召“参酌中西政要”、“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样,思想的禁锢(这一禁锢对于刚刚镇压了康梁变法的时代来说,是极为严峻的)被打开了,作家敢于揭露时弊,议论朝政了;同时,改革本身也使社会现实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因而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新颖的素材,这就为晚清小说的繁荣,造就了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文学的自由局面,文学观念的更新,这些都是有别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作为感应的神经,改革小说的涌现,乃必然之趋势。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66页)而这十年, 同时又是剧变的十年,动荡的十年,各种思潮激烈撞击的十年,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为晚清小说的空前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气候和土壤。我们如果从盲从历史学“定论”的误区中走出来,就会发现,晚清小说确确实实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新小说的实质,就是改革。它或就改革的全局,或就改革的某一侧面,展示当时社会的真实图景,并提出解决有关救亡图强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方案,它是二十世纪开端中国大地上自上而下开展的改革维新事业的产物,是广大新小说家在被严复称为“吾国长进之机”(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外交报》第九期,1902年5月2日)的改革形势下,对于实现中国的民主富强所交的一分爱国主义的答卷。由于外国小说的大量输入,大大改变了文化人对小说的观念,因而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的成功经验和吸取外国小说的新鲜技巧上,都下了相当的功夫。凡此种种,使得晚清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具有与古旧小说不同的特点。它虽然只有短短十年的历史,但确实标志着传统型的古旧小说漫长时代的结束和现代型的新式小说光辉时代的来临。

  

   三

  

对晚清小说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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