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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罗杰斯:新自由主义的应用与滥用

更新时间:2018-04-22 22:28:41
作者: 丹尼尔·罗杰斯  
还有许多是自由政策企业家的作品。现在它越来越多的出自由大卫哈维所称的当权阶层资助的政策智囊团和倡导组织。不论源头是什么,这些措施所带有的修辞和意识形态意味要比他们的实际功用更重。正如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智利实施的紧缩计划那样,他们声称自己受命于事件本身。新自由主义的第三种含义正如撒切尔那次经典的表述一样:无可替代。

   一般来说,危机时刻往往可以创造机会让那些广泛应用策略趁虚而入。由世界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放款人在1980年代收账危机压抑债权国家时实施的紧缩改革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例子。在华盛顿共识的规则下,通过削减公共支出、废除国有企业以及为贸易和资本提供机会以整顿经济是债务重构不可避免的代价。一种不同的经济危机撒切尔的紧缩措施和里根的税务削减提供了新的政治可能性。休克经济疗法,正如Naomi Klein所展示的,和在伊拉克采用的震慑与威吓军事侵略采用的是同样的路径。类似于1975年纽约险些破产和2013年底特律灾难性的破产为公共服务、预算、社会福利项目的回归提供了机会。卡特里娜飓风在2005年之后对新奥尔良做了同样的事:私人竞争者竞相取代的做法以极高的速度清空了它的公共学校系统。奥巴马医保则形成于一种政治困境而非彻底的灾难。但是它对于国家在医疗保险领域创立市场的实验则是一种类似动因的产物:在来自利益集团压力,政治紧迫性和政策不确定性的阻塞下,来自已存的市场友好解决方案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政策进路。

   在这些情形下国家的力量都是可见的。Klein和其他人称呼这些暂时的政策计划为“灾难资本主义”,它支持处于拯救计划中的国家在以下核心经济利益上做出让步,并且把市场分割给其他企业。现存寻租者们的美梦破灭了,但是寻求国家监管下的支持与特权的争夺却越演越烈。

   新自由主义的第三种含义有时候把自己装饰为一种乌托邦式的选择与偏好语言中,但是它很少像第二种含义里自由不受操纵的市场那般运作。

   自我商品化: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第四种含义,最近才加入这一行列的含义,是四种含义中最为广泛的一个。它把确定了一种把价格和利润印于生活在其下的那些人身上。温迪·布朗在她的Undoing the Demos 中,借用了福柯的术语,指出新自由主义不是经济的舞台、一系列思想观念或者一套政策体系,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治理理性(governing rationality)”。它是一种不需要有型管理者,只需要规则的治理方式,它无所不在并且拥有“把市场模型传播到所有领域和行为”的力量。它把人类重构为市场参与者,使得人们无时不刻在任何地方都是经济人。政治,深思熟虑和公共行为在把个人利用为人力资本和竞争优势的无情压力下都消解掉。国家重构为一个公司,大学则变成工厂,个人变成了贴着价签的物体。新自由主义的第一种和第三种含义可能在政治上受到挑战,第二种含义可能在经济学术研讨会上受到排斥。第四种含义则概括了最伤感也最全面的场景,在这一场景中所有其他的含义和目的都萎缩掉并且屈从于市场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身份问题

  

   尽管我们可以很容易注意到某些综合观点在新自由主义的所有应用中有体现-对于国家力量掌握与控制的怀疑,对于影响人类行为的动因的尊重和对市场的信心-四种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是巨大且重要的。他们在对客体的命名,概括的因果关系,反应的脆弱性方面都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各自所鼓励以对抗正在向我们逼近的力量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上不一样。

   许多写文章严厉抨击新自由主义的人都注意到了他们一心一意所描述的现象中的无序。大卫哈维写到:资本主义世界通过一系列周转和混乱的实验跌跌撞撞地迈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JamiePeck断言新自由主义在有缺陷的实验的混乱与矛盾中挣扎于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之中。新自由主义是易变而可塑的,永远具有可重构性。“它易变、分化、不系统、自相矛盾、不纯粹”“难以驾驭,自我分裂而不恒等”这些限定词使得在一些版本的新自由主义故事中仍可以听到的“这都要归于哈耶克”这种说法变得复杂。但是新自由主义的身份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于其阶段的转换和再组合呢?这又有多大程度上是过度延伸单词含义的结果呢?

   这些现象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既存的名字:第一种含义叫做“金融资本主义”,第二种含义叫做“市场原教旨主义”,第三种含义叫做灾难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政策,第四种含义叫做商品化的自我与商品化社会想象的普遍文化。这些名字可能并不完备,但是他们指向真实的体系、真实世界的可选方案和可实现的政治。现代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力量与薄弱点,底部不稳定而顶端极度累加的机制已经进一步在迥然不同的公共政策体系中要求更多的仔细探查和更有效率的抵抗行动。现代的以数学武装起来的效用最大化范例和市场效率融入经济专业作为统一的工具包开分析人类行为的方式是一个独立的需要批判与替代方案的问题。商业友好的提议在充满危机的政策下的运作方式需要更多的调查、机构性分析和公共抵抗行动。重视共有商品和公共福利,重新把政治想象为深思熟虑的场所而不是充满广告的消费者选择场地,通往这样社会的道路需要进步主义者们能召集到的所有政治工作和想象力。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任务,但是在这些前在的术语之间,分析与行为之间的连接是明确而直接的。把所有这些现象集中于一个杂食性词汇中可以让我们的任务更加清晰吗?或者这会让我们更难明确抵抗方式、行动策略和创造替代可能性吗?

   极限情况下,把所有困扰我们的问题集中在一个大口袋中会使笼罩在我们面前的绝望更为恶化。温迪·布朗对运行这个术语的巨大、快速、复杂并且看起来无法利用的力量所带来的无力感感到忧虑。对于那些以为08年的经济危机已经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迟来的丧钟,却看到先在的经济结构、想法和政治更强势地回归的人来说,这种无力感是不可忽视的。布朗本人是当下公共知识积极分子的领头羊之一,她所写的Undoing the Demos中具有勇气,但是也有类似“精疲力竭、坍塌、普遍的可能性和目的的萎缩”这样一种悲观主义的语言贯穿其中。或许这就是一个如此彻底的组织于市场下的社会所产生的东西。又或者是延伸的范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政治更难察觉。

   在我们政治的这个当口,迫切需要一种社会现实主义语言,那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又有什么用呢?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学术届和左翼知识分子的词汇。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几乎从来不把它用于描述他们的计划和或者他们自己。在进步学术周刊和研讨会的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已经快速作为一种虚拟货币而发挥作用。足够便携到拿来在几乎任何学术讨论中的左翼获利,新自由主义加入对话需要很少成本却能带来清晰的数据回报。

   但是扩张性的词汇很少停留在他们本来的界限内。新自由主义已经进入部分公共政治空间内。对于那些试着去弄清楚特朗普如何从竞选小丑到总统的人来说,2016年的灾难就是选民们对于克林顿所支持的温和新自由主义的报复行为。对于其他人来说特朗普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赢得了选举人票,一个典型的具有坚定理想和价值观的人。在他激昂的经济民族主义背后更快的资本积累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特朗普的最终目标。

   但是在2016年的选举闹剧中,语言的政治也发挥了其独立的作用。在知识分子受到大多数公众怀疑以及基于专门知识的事实声明都受到无情攻击的年代,语言是很重要的。对于很多选民-即使是那些投反对票的特朗普的人-来说,特朗普最明显的吸引力在于他演讲所使用的平实语言(平民、民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当然这也具有煽动性),以至于他们听起来是很直率的本国语言演讲。如果他撒谎或者夸大表述,他的话也带有质朴的气息。其他的政治家都含糊其辞,而他则直言不讳。这就是进步分子不能冒险让与他们对手的语言现实主义。

   避免与普通话语关联的政治话语可能一时喧嚣。如果进步分子带着他们正与我们时代汹涌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对抗的激情进入2018年的选举,他们可能会希望扩大公共讨论的范围。但是如果继续强化这种精英不和自己之外的平民交流的意识,他们顶多只能赢得几场几所大学的支持。

   本文原载微信公号“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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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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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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