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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大磊:霸权的黄昏?——现实主义理论与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

更新时间:2018-04-20 15:21:17
作者: 节大磊 (进入专栏)  
”[21]

  

   相较而言,特朗普可能没有读过尼布尔的著作或者进行奥巴马那样的哲思,但是他在外交战略上同样展现出若干现实主义的元素。事实上,特朗普及其政府多次提到“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在其就任总统后第一次海外出访中,特朗普提到美国制定政策会基于“现实世界的结果”而不是“死板的意识形态”,会“基于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僵化的思维”。[22]在2017年9月的联大期间,特朗普发言再次宣称美国的政策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23]众人瞩目的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开篇即宣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由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指导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24]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在2017年5月对国务院的一次全体讲话中,讨论了不同目标之间的取舍问题。蒂勒森首先明确区分了“政策”和“价值观”,因为前者是变化的,后者是不变的。接下来他表示,有时对价值观的追求的确会成为实现美国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障碍”,而如何能够同时推动这些不同的目标是最大的挑战之一。[25]这种离经叛道的说法自然引起了很大争议,美国的前外交官批评蒂勒森把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对立起来的说法如同“无本之木”。[26]事实上,特朗普的所谓“交易型”外交也与取舍的态度有某种程度的暗合——实现目标有代价以及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的目标。在朝核问题日益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挑战之后,特朗普不止一次地明示或者暗示如果中国能够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美国愿意在经贸、南海或台湾问题上有所让步。

  

   改变他者的意愿

  

   对于改变他者的态度首先体现在如何看待自身上。2009年4月,奥巴马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参加G20峰会时的一段有关“美国例外论”的言论激起了不小涟漪。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我相信美国例外论,就像我估计英国人也相信英国例外论、希腊人相信希腊例外论一样”。[27]尽管由于国内政敌的持续批评,奥巴马后来不断地主动重申自己相信“美国例外论”,但是他的解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国内,他更多地强调的是美国在历史上以及当前的不完美,以及持续不断进步的能力。在国际上,他强调“美国例外论”不能演变为“美国免责论”(American exemptionalism),美国要从自身做起遵守国际规范。[28]总之,奥巴马口中的美国似乎已经没有那么“例外”。

  

   另一方面,奥巴马固然在口头上仍然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重要性,但是在实践当中,价值观外交的重要性相对降低。首先,奥巴马彻底抛弃了小布什政府用武力推广民主的做法。在2009年6月,奥巴马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应该或者能够把政治制度强加于另一个国家”。[29] 其次,奥巴马愿意主动接触诸如伊朗、古巴、缅甸等在政治制度上为美国主流价值观所不容的国家。在2008年的就职演说中,奥巴马就向与美国敌对的国家进行了一个著名的表态:“如果你们愿意松开攥紧的拳头,我们将伸出手。”[30]

  

   针对伊朗,奥巴马放弃了小布什的“邪恶轴心”的提法,通过公开表态和私人信函主动向伊朗示好,并且在2009年伊朗发生所谓“绿色革命”的时候保持低调。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发酵,奥巴马政府在推动经济制裁的同时,与伊朗进行多轮秘密谈判,最终促成了《伊核协议》的达成。[31]在与缅甸的关系上,奥巴马政府认为,一方面不能因为对缅甸军政府的排斥而妨碍发展与整个东盟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对缅政策由人权议题所主导效果不彰。[32]经过一系列的秘密谈判,奥巴马政府与古巴政府于2014年达成了历史性的和解。双方的和解应该说是一个现实的决定,因为正像奥巴马所说,孤立和制裁的旧政策在过去五十多年都没有效果,继续下去意义不大。他同时还提到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中和解以及90年代的美越和解。但是奥巴马的和解政策遭到了包括少数民主党人在内的批评,认为对一个依旧是“极权主义国家”的开放削弱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33]在2013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奥巴马在阐释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政策时说道,在影响他国内部事务的能力上,美国现在有一种“来之不易的谦卑”,并且他明确没有把民主和人权列入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中。一些美国媒体甚至因此把奥巴马称为现代历史上道德感最差的总统。[34]

  

   如果说奥巴马想要改变他者的意愿已然大大降低的话,那么这种意愿在特朗普身上几乎荡然无存。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和政策实际上已经敲响了“美国例外论”的“丧钟”。[35]2015年4月,在行将宣布参加总统大选之前的一次公开场合,特朗普甚至曾经表示他从来不相信“美国例外论”,因为这对其他国家是个“侮辱”。[36]特朗普所谓的“美国优先”其实也就是说,美国要像其他国家一样,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在2017年的APEC峰会上,特朗普一方面表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必须得到正视,另一方面又表示并不谴责其他国家的行为,因为它们只关注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完全合理正当的,也正是美国接下来要做的。[37]这样的逻辑是把美国放在完全与其他国家一样的位置上,不再是例外的山巅之城。

  

   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其就职演说、中东之行和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也一再明确表示美国并不打算把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38]      特朗普政府高官在媒体撰文解释“美国优先”的政策时,也做出同样表示进行呼应。[39]此外,特朗普在选前选后与一些威权国家领导人的热络互动早已为美国主流精英和媒体所侧目。在2017年2月的一次访谈中,当主持人批评普京是一个“杀手”的时候,特朗普反问“你以为我们的国家就那么清白无辜吗?”[40]在其2017年11月的亚洲之行中,特朗普几乎没有提到人权问题,尤其是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和菲律宾的铁腕禁毒运动。虽然美国的政策实践与其人权口号之间存在差距,但是像特朗普这样连口号都几乎抛弃的领导人的确鲜见。[41]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几乎正式宣布了“接触政策”的终结。该报告指出,接触政策的基本前提是通过接触、国际制度和商业往来以改变对手,使其成为“善意的角色和可靠的伙伴”,但是这种前提被事实证明基本上是错误的。[42]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仅基本丧失了改变他者的意愿,甚至还担心自己被他者改变和影响。这是为什么特朗普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主权”观念的重要性。“主权”和“主权的”也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出现了27次。事实上,主权观念和原则一直以来常常被弱国用作武器捍卫自己的独立、抵御外来的影响,特朗普高调强调此项原则反映了其心态的变化。

  

   结果主义道德观

  

   结果主义道德观的集中体现在奥巴马对待海外用兵的态度上。世界上的麻烦层出不穷,但是奥巴马似乎相信,即使是带着良善愿望的阻止杀戮、终止冲突的海外武力干涉,却往往带来更加糟糕的结局。就中东地区的乱局而言,奥巴马认为,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能够改变的也相当有限。就像奥巴马政府一位前高官无奈而又精辟的总结所言,“在伊拉克,我们进行了干预和占领,结果是一个代价高昂的灾难。在利比亚,我们进行了干预,没有进行占领,结果是一个代价高昂的灾难。在叙利亚,我们没有进行干预,也没有进行占领,结果依然是一个代价高昂的灾难。”[43]

  

   一方面,奥巴马坚定地终结他所继承的两场战争。他为从伊拉克撤军划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在向阿富汗临时增兵的同时也表明随后要逐步撤军。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甚至认为,奥巴马并不相信美国在阿富汗的努力能够成功。[44]另一方面,奥巴马对于使用新的武力慎之又慎。为了践行“不做傻事”的态度,奥巴马为在未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必须是多边的集体行动,也需要符合正义、必要和有效的原则。[45]寻求多边行动可以减少美国的傲慢和自负。[46]对利比亚的干涉就体现了奥巴马的这些门槛和原则。奥巴马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应对利比亚的局面高度分裂,但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阿拉伯联盟的支持、北约和欧洲盟国的参与、坚决不派地面部队等种种因素最终促使奥巴马做出了有限干预的决定。[47]

  

   奥巴马政府的叙利亚政策可能是其最具争议的决定,尤其是他在“红线”问题上的反复饱受批评。在叙利亚内战持续蔓延的情况下,奥巴马警告阿萨德政府如果使用化学武器则会跨过美国的红线。在2013年8月下旬,美国政府认为有确凿证据证明阿萨德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然而就在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团队的绝大部分成员都以为武力打击行将开始时,奥巴马却突然选择在最后一刻止步不前。奥巴马的高级幕僚也承认,“红线”问题被大部分的主流专家、盟国、媒体、甚至奥巴马政府内部的前任和在任官员认为是奥巴马最重大的一次外交失误之一。[48]然而奥巴马之所以冒着巨大压力,弃华盛顿在类似问题上的传统“剧本”于不顾,明知自己和美国的声誉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依然选择暂缓使用武力,可以说正是因为其结果主义的道德观。出于义愤选择一次武力打击是容易的,但是其长期后果却有可能是一步步滑向另一次伊拉克战争式的泥潭。

  

   特朗普对于海湾用兵的态度较之奥巴马更加消极,以至于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在竞选期间,他就曾经说到“如果回到15年前,前任的美国总统们去了海滩享受海水和阳光,美国在中东的状况反而要好得多”。[49]在2016年4月的一次外交政策讲话中,特朗普再次批评了美国在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策,并且表示“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会轻易在海外用兵。[50]在就任总统后,特朗普有两次与使用武力相关的决定。一次是决定延长并增加美军在阿富汗的存在,另一次是使用巡航导弹对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就前者而言,特朗普一直表示美国应该撤出阿富汗,但是经过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和军方的一再讨论,才勉强接受一定程度的增兵。[51]同时,特朗普也强调,这不再是“国家建设”,他所谓的“胜利”有着清晰的定义——击溃“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阻止塔利班占据阿富汗,对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防患于未然。[52]至于针对叙利亚空军基地的空袭,则更多地像是特朗普对于化学武器袭击的冲动式反应和一次性决定,而并非意味着其对于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整体上的消极态度有所变化。[53]

  

   离岸制衡?

  

在某种程度上,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外交战略也呈现出了一些“离岸制衡”的元素。首先,“离岸制衡”重视防止亚欧大陆可能出现的区域霸权。欧洲和中东出现区域霸权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的投入,也成为了其政府最具标志性的地缘战略。[54]其次,与尽量保持“离岸”相一致,美国更加重视海空军的作用。在2011年的一次讲话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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