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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继磊:当下中国“孝”崇拜之省思

更新时间:2018-04-17 23:50:52
作者: 钱继磊  

  

   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由祭祀、对祖先的追思,演变为子女对在世父母的“养亲”“敬亲”,直到后来的“顺亲”。孝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从成本收益视角看,它是将子女视为一种私有的投资,通过“孝”的伦理观和制度体系的强调来实现自身投资的风险控制和收益的最大化。“孝”在当下中国社会依然有诸多体现,很多人也试图将其视为解决当前家庭及社会关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良方或良方之一,并进行大力倡导。然而“孝”本身所蕴含的单向度的义务性强调以及隐藏其中的成本收益依据,使得孝在解决当前诸问题时,面临诸多困境,甚至因其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不符而对现代家庭社会关系的长远解决带来风险和阻力。寻求当下中国家庭社会关系的新纽带可能会更有利于解决当前乃至今后中国家庭社会关系诸问题,那或许是法和爱。

  

   关键字:孝  儒家  法  爱

  

   钱继磊,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为久远的历史。“孝”也是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道德的价值追求之一。在儒家经典中,“孝”可以说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社会实践中,也往往把一个人是否做到“孝”作为衡量其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尺。统治者往往采用严格的“礼”乃至严酷的律法来保障这种价值的实现。可以说,“中国的孝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可以将之称为“孝”崇拜。[②]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整个社会的巨大变迁,建立在由“孝”所维系的家庭关系以及由“忠”所维系的家族与国家的关系逐渐弱化,而与近现代社会相一致的建立在平等“契约”关系之上的个人、社会、国家关系尚未真正建立,从而出现了种种关系混乱与失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似乎又一次的“礼崩乐坏”的迹象。[③]由此,学界与社会纷纷从不同方面努力试图为走出家庭、社会等诸多关系的失序提供有益、有效的理论资源或实践措施。于是,有论者试图从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孝”理论中去寻求良方,试图通过恢复或者实践“孝”来达到家庭、社会、国家关系的和谐与秩序。在媒体上,我们时常看到“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类的宣传;[④]很多学校通过学国学、穿汉服、尽孝道等对学生进行育人教育;[⑤]有的企业等则干脆发起了“孝工资”;[⑥]在监狱改造工作中,有的地方利用唤起犯人的孝心,感化教育犯人,使其重新做人;[⑦]在有些地方,地方公务员选拔或考核中是否“孝”也成了必要条件,[⑧]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还提出了以“德孝治县”的理念。[⑨]就连个别法院,《孝经》《弟子规》等关于孝道的词句也以某种方式写入了判决书中。[⑩]

  

   不可否认,在中国传统社会[11]中“孝”对于维系家庭和家族和睦、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中的确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社会,从短期的功利视角看,对“孝”的提倡或许也能够解决当前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社会问题,如家庭和睦、老人晚年养老、唤起犯人的道德良知、培养健全未成年人格等,但是,如果从长远看,将家庭关系置于当下社会众多关系之中看,如果对“孝”过度依赖和崇拜而不对其限度进行理性的反思,往往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当前所面临的家庭社会问题,还可能与现代社会所应具有的基本价值追求相悖而陷入更持久的困境和失序中。对于中国当前孝传统文化的回归现象已有学者表现出理性担忧,并指出了面临的三重法治难题,并试图进行理论破解。[12]可以说,学者看到了中国传统“孝”文化与当前我国社会之间诸冲突,但我们是否真的能够破解这些难题,可能需要回溯到“孝”本身。由此,笔者将对“孝”及“孝”崇拜现象进行理性反思,试图寻找在当下社会中“孝”可能的价值限度,并在“孝”之外寻求中国当下社会家庭社会关系的新纽带。

  

   一、中国传统社会中“孝”崇拜变迁之梳理

  

   “孝”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据说早在夏朝,舜就以孝父母著称。《说文解字》中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13]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则认为,“孝”,“即‘老’之本字,‘子’搀扶之,会意”。即“孝”就是孝顺,善事父母,要对父母尽心奉养,而且应绝对服从”之意。[14]然而,据既有研究文献可知,“孝”最初意指祭或祭祀先祖,是对祖先的崇拜与追思。《虞司寇壶》记载:“虞嗣寇白吹乍(作)宝壶,用享用孝。”[15]《论语·泰伯》也说:“子曰:‘禹,吾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16]有论者认为,“孝”字最早意思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孝”上部的“老”其实并非“老”,而从字形上看是“尸”,下部是“子”,整个字看起来“是一群孝子在祭祀祖先”。[17]《诗经》中多次使用了“孝”字,但都与祭祀有关,“‘孝子’指的是主人的嗣子,是在庙中能够纪念祖先业绩而参加盛大祭祀活动的人”;‘孝孙’指的是能够替代祖父的尸,并供人祭拜”。[18]后来,“孝”才逐渐演化成晚辈对在世长辈尤其是子女对父母的照顾、抚养。这里晚辈与长辈的关系类似于先秦儒家所主张的一种对等、互动的关系,即“父慈”才能要求“子孝”。也就是说,“先秦强调孝悌,但并未片面强调子对父的孝,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义务,慈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父慈与子孝对等,互为因果”。[19]孔子在回答季康时,说道:“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20]也就是说,父母虽可以享受子女孝敬的权利,但不能恃此权利向子女要求漫无止境的义务,父母应该有“慈爱”的质量。由此可知,如果父不慈,仅强调子的单向度尽“孝”义务并不符合当时的伦理道德标准。这一点也可以从儒家所倡导的“五伦”之一的“父子有亲”中推出。“‘父子有亲’表明的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亲爱,而不是单方面的服从”。[21]

  

   然而,自秦统一六国,打破了传统的诸侯王与周天子的这种姚中秋所称的“契约关系”[22],建立了皇帝绝对权威支配下的郡县制,也打破了秦之前孔子所崇尚并极力恢复的礼下的家庭家族关系。汉武帝时,虽然董仲舒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并得以实施,然而,此时的儒家实质上并没有建立起对秦所建立的无限皇权统治进行任何有效的规范性约束的体制,又在家庭关系中将晚辈与长辈之间、子女与父母之间过去那种对等关系演变为与皇权统治相一致的前者对后者单向度的服从义务。也就是说,自董仲舒以后,儒家所倡导的是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和“忠”、晚辈子女对长辈父母的绝对服从与“孝”。可见,此时的“忠”不再强调君臣的义务上类似对等式“契约关系”,“子孝”也不像先秦所提倡的与“父慈”的对等关系,而是不管父是否“慈”,子都要无条件地绝对尽“孝”,即形成了前文所述的唐兰所解读的“孝”观。这样,单向度的“忠”与“孝”就成为构建和维系传统中国君臣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最主要的纽带和至上价值的标尺。在儒家经典中,《孝经》被置于至上地位就是重要标志。此书在汉代成为皇家必读之书,成为皇室弟子、皇太子、皇后及宫妃学习孝道的教材。汉代还直接设置了孝悌官职,促使人问孝。《孝经》还作为学校教材被广为推广。作为价值标尺的孝伦理观系统地体现在此后儒家的“礼”中,而且通过律法加以确认并强制性推行。汉代还设置了尊老、养老、三老、行恤、廪赡、孝廉等制度,如给老人优厚的物质待遇、对于老年人犯罪给予适当放宽刑罚、对老年人在土地买卖方面免除税收、授予七十岁的男子王杖等[23]。此外,“孝”还成为了“司法追求的价值目标”,自然也是“司法裁决的普遍依据”。[24]因而,“孝”价值观通过严刑峻法被强制推行。在商代,不孝就被视为大罪,“刑三百莫重于不孝”,[25]“刑兹不赦”。[26]在汉代以后的“十恶”之一,就包括“不孝”,是最重且不能赦免的刑罚之一。[27]

  

   西汉以后,虽然儒家思想进行过自我修正和发展,形成了宋明理学等,中国传统社会也曾受到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等思想的影响,但是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忠”和“孝”核心价值观之上的基本思想体系及社会结构没有发生过根本性变化。这一点在汉代以后各朝代的制度律法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佐证。魏晋时期,即便受到佛教的巨大冲击,然儒家学说的核心在相当程度上反而获得了加强,当时的请议、留亲制度等无不与孝密切相关,还出现了孝有传、忠义传。唐朝也很重视孝,玄宗、高宗等诸位皇帝都偏爱《孝经》,不仅沿用孝廉力田的选拔制度,还设立了独有的孝假制度,并通过梳理典型人物,旌表孝行,重开汉代养老制度。宋代的皇帝也多推崇孝行,当时的地方官在治理政务时,多以《孝经》来教化百姓,民间很多家训和乡规民约中多将孝道作为推广教化不可获缺的内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则可谓中国历史上最讲孝道的皇帝,并自封为“孝子皇帝”,并命人绘制《行孝图》,供子孙朝夕学习观览,勿忘行孝、思孝。满清入关后依旧大力倡导孝道,康熙就很重视利用孝来教化百姓。自唐至清的长达一千三百余年间,孝道除了通过刑律中的“十恶不赦”严刑峻法得以保障外,还通过另一途径得以广泛宣扬与维护,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即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其中阐发孝义被作为最重要内容,“否则便是离经叛道”。[28]

  

   即便是佛教本身,自汉代进入中国后,就逐渐被中国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得不与儒家之“孝”观妥协,逐渐“建立了具有佛教特色的‘孝’道观以适应中国文化要求。渐渐地,中国佛教就有了印度佛教所没有的有关‘孝’的思想体系”。[29]因为“佛教的孝道观正是与儒家文化相通相融的契入点”。[30]道教的教义及衣着服饰、发型等无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视“孝”为其重要内容之一。“道教孝道观总体上吸收借鉴儒家孝道伦理,既有善事父母的基本要求,也由孝推忠,将孝道泛化”。[31]基督教虽然至少自唐代就已就传入中国,但其命运与佛教差距甚大,一直没有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太大影响,“始终没有发扬光大”。[32]由此,有人说,儒、释、道是一家。从社会实践上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儒家思想构筑的。如果说基督教是上帝崇拜,佛教是佛崇拜、道教是仙崇拜的话,则从某种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孝”的推崇与依赖可以称为“孝”崇拜。

  

   二、中国传统社会中“孝”崇拜剖析

  

远古时代的“孝”崇拜,可能是对先祖的追思与图腾,并试图用先祖的力量获得统治的正当性或激发氏族部落等完成某一使命或克服某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不论是炎黄部落的名称,还是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汤刑》,可能都是类似的表达。早在夏朝,舜就以孝父母而著称,并成为获得尧的政治继承人的合法性基础。殷商时期的商王武丁的太子则称为“孝己”。[33]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王侯都以孝为名号,如鲁孝公、晋孝侯、秦孝公、赵孝成王、燕孝王等。即便是与儒家在诸多观念上多存争议的墨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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