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全球化时代的贸易战如何“以牙还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1 次 更新时间:2018-04-17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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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逆全球化:告别价值判断


很多迹象显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衰退。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倾向日益强化,当今世界被不确定性笼罩着。但是我们要明确立场——全球化也好,逆全球化也罢,是没有道德含义,没有政治含义,没有意识形态含义的。它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一种客观事实。

在很多人的认识里,一说到逆全球化,就是逆潮流,就是坏的。这个判断里边就有了道德含义。不管是全球化还是所谓逆全球化,它发生了,你很难说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简单地用好或者坏来进行价值判断,那就容易以偏概全。你根本还没有看懂事物发生的全过程就作出价值判断了。

一个事物、一种现象或者一种潮流出现了,应该去寻找、研究它发生背后的原因,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下定论。它不是伦理,不是哲学,不存在道德含义在里边。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都是客观现象。对这种客观现象要去解释、分析、思考和追问。在西方,为什么10年以前这种看起来趋于保守的派别没有成气候,而今天突然涌现出来,并成了气候呢?这仅仅是因为特朗普一个人的原因吗?

这是时代造就的,是形势所趋。当年,希特勒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如果当时德国不是因为一战失败,经济政治衰败,希特勒能在政治上崛起吗?回过头来再看特朗普的上台,也是一种客观现象。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只满足于对这些客观现象进行简单的道德判断,而不去做深度思考。比如,以前国际贸易占比较高,现在比较低了。这好像是全球化程度降低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逆时代潮流,逆全球化。


所谓逆全球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全球化反思产生的一些现象,与其说是逆全球化,不如说是对全球化存在问题的纠偏。

我们知道,这一波的全球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开始,一路狂飙突进,势不可当。从正面来说,这波全球化浪潮为人类文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不说别的,光看中国的发展,从80年代开始,赶上全球化的浪潮,短短30多年时间,已经使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工程,没有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

有人说,我们只是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庞大的市场获得经济增长的。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劳动力更便宜,但当时没有融入全球化,经济并没有因为劳动力廉价而得到发展,人们的生活也没有得到改善。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融入了全球化,廉价劳动力投入全球市场才有了竞争力,我们的经济才迅猛发展起来。


如果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全球化确实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大部分财富只是属于社会上的少数人,社会上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他们应当享有的财富。资本获取了财富的大部分,劳动者获得了很小一部分,有些社会群体甚至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

所以,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了巨大社会差异、社会分化,以及中产阶级的困境,再加上无节制的移民和恐怖主义的困扰,使得欧美发达国家陷入了全球化的泥沼中。

美国的中产阶层从二战之后的70%多,下降到现在50%都不到。尤其严重的是,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中产阶层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同样,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也越来越厉害,比如,中国的基尼系数也超出了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

这些都是民粹主义在全世界崛起的经济根源。内部的民粹主义又往往表现为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泛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些主义的兴起给今天的国际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上述前提性社会条件,它们怎么会兴起呢?这些才是需要引发人们深入反思全球化的原因,正是它们导致了现在的所谓逆全球化。


全球化的兴起,是伴随新工业革命出现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无法躲开全球化趋势。中美两国为什么联系那么紧,就是因为全球化。所以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和历史趋势。迄今为止,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确实起了领头羊的作用。其实,许多国家还是希望美国继续去承担世界的责任,扮演好世界警察的角色。

但美国现在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它要整顿。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了。客观地看,在国内问题上,特朗普还是比较理性的。他要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重振美国经济,他通过大规模减税等政策促使跨国企业回归本土,提振美国中小企业发展动力,这些措施对美国是管用的。只是在做的方式上,有些是人们不容易接受的,但是要看到他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奥巴马任上说了很多漂亮话,许下很多诺言,可是很多事情最终都没有落实,他只是表达了一种理想。特朗普应当是行动派。他要通过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相对收缩的方式来振兴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铁锈地带长期陷入衰败的经济。用特朗普竞选时的话说,就是要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尽管美国曾经有过孤立主义传统,但我不认为特朗普这次能够把美国再次引向孤立主义,使美国走上完全脱离全球化的道路。


不确定性:可能性和期望


对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不应该作单纯道德判断。不能简单地认为,确定性就是好的,不确定性就是不好的。一定要首先搞清楚这个事实,它不应该是一个道德判断。

特朗普一当选,我在一个论坛上就预判,我们会看到,特朗普上台之后,大家会看到两个特朗普存在:一个是光明的特朗普,一个是黑暗的特朗普。黑暗的特朗普宣扬马基雅维利式的理念,口无遮拦地说一些带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反移民等政治不正确的话。由此,人们会把一些主流价值观所不能接受的价值观与特朗普联系起来。

而光明的特朗普则表现为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工人就业,振兴美国,强调美国第一。强调美国第一,美国人都会赞同的,哪个国家不想让自己的国家第一呢?当然这种强调自己第一,也不能太自私了。如果特朗普上台造成了灾难性后果,那么我们就要去认真研究,要去发现它产生的客观根源,这样才能找到抑制它的办法。

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确定性又创造了无限多变化的可能性。关键是在多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如何达到我们所期望的可能性,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比如,现在欧洲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潮流,我们不希望看到上世纪欧洲历史上希特勒那样的灾难再次出现。我们希望民粹主义潮流朝着理性、自由、符合世界文明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国际社会进行认真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人类社会什么时候确定过?所谓确定性是决定论的思想,就是认为历史有一条清晰的单向度的线性发展的轨迹。事实上,人类社会不是这样发展的。历史决定论最终就会导致历史终结论。

其实,中国文化里就充满了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和认知。比如,《易经》里的“易”就是变的意思,变就是不确定。从传统文化来看,中国人是根本不害怕“不确定性”的。西方的思想传统则对变化和不确定性充满了担忧,所以他们创造了上帝来消除对变化的恐惧心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这就是《易经》所揭示的根本道理。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就表现在不确定性上。因此,不确定性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一个现状,或者是一个结果。我们无法避免不确定性,人类文明的进步已经能够通过制度等方式,大大减少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年希特勒上台时,因为德国的制度化程度很低,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制度。但现在特朗普执政后,别说改变制度,就是想推行一个政策、做成一件事都很难,因为有媒体、国会和民众的制约力量。民主和法治制度决定了,他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这种环境下,不大可能出现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当然,对此我们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新技术与人类的短视:且生存且思考


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样也存在可能是光明的天使,也可能是黑暗的陷阱的问题。特朗普这次当选不就使用了大数据技术吗?对于新技术关键还是看你怎么用。现在商业上,像阿里巴巴,马云干脆就叫他的公司是数据公司,而不是电商。

新技术的确可以把人们解放出来。但另一方面,现在的新技术社交工具,使得人们只关注自己的朋友圈,而不再关注其他信息,公共领域越来越狭窄,而私的空间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也造成了许多复杂问题和新的不确定性。恐怖主义不是也在不断利用网络技术吗?所以,无论什么先进技术,它都只是工具,还是要靠人来决定技术的性质。

很多好莱坞科幻电影已经在展示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人的前景了。假如现在我们这个研究所,人不用写文章,写报告,完全由机器来代替了,那人做什么?很多人可以去做义工,或从事其他服务类工作,或者从事更加个性化、更加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但是,这也可能会使很多人去做坏事,因为人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可能做一些坏事。作为工具的技术,自古至今一直在发展,每一次技术的重大进步都能改变这个社会。当然,技术也可能失控。不过,人作为一种会思考的动物,一旦出现机器失控的情况,肯定又会去研究怎样去控制机器、防止失控等问题。不可否认,毁灭性的可能也是有的。

因此,新技术也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带来更大的风险。而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它始终是一个客观趋势。我们要做的,就是面临这个情况,怎么去处理,去生存。

这个时代为什么产生不了像康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因为我们越来越无暇仰望星空了。现在的人们没有思考,只有选择。人类的短视也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也许是一种更大的危机,也许因此使文明社会深陷黑暗之中。


单边开放与创造规则:你黑暗,我更光明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英美两个国家。当年大英帝国称霸世界为什么会持续长达200多年的时间,而美国独霸全球的时间却很短。事实上,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才真正有了独大的地位。

但是,至今才不过20多年的时间,美国就显出了衰老的迹象。这里的因素有很多,但我觉得当时的英国之所以能持续那么多年,就在于它采取“单边开放”的政策。所谓单边开放,就是你不向我开放没关系,我向你开放。这才使得英国会强盛那么长时间。美国采取的则是对等开放政策,你对我开放,我才向你开放。如果像特朗普现在这样采取孤立主义政策,那么美国就很难像当年大英帝国那样持续那么久。

中国如果要真正实现强大,就应当学习早期的英国,实行单边开放。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你黑暗,我更光明!你保守,我更开放!如果简单地以牙还牙,针锋相对,那世界可能就遭殃了。为什么去年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很受国际社会欢迎,就是当特朗普要逆全球化的时候,中国高举起了全球化大旗。美国要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则提倡更加开放。我们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很有市场,这种心理与近代以来中国受欺凌有关,很多人感觉我们今天强大了,总要想办法还击一拳。首先,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不会像欧美的政客那样支持民粹主义。无论是从G20峰会还是达沃斯论坛,习近平主席一直在强调更加开放,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其次,国内民粹主义确实很强,这是因为它由很多社会问题引起的。

美国的民粹主义、欧洲的民粹主义都有他们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的民粹主义也有它的社会根源。我们要解决民粹主义问题,首先要去除产生民粹主义的土壤,大力解决社会问题。只有解决了社会问题,才可能遏制民粹主义。大家看看世界各国,就民粹主义而言,今天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存在民粹主义,而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是去动员民粹主义或者利用民粹主义,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大力提倡民粹主义,有些国家就克制自己,没有去做民粹主义。

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一战二战的发生其实都与当时的欧洲民粹主义有关。国内社会问题解决不了,就寻求对外开战来化解。特朗普上台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试图从解决内部问题入手。

如果说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全球化,那么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就是区域化,也是彼此如何找到平衡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是同东南亚、南亚还是东亚关系,经济上都联系得很紧密。并不像西方人所说的,中国要搞扩张了。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很有限的。俄罗斯周边的很多国家都在担心,如果北约不行的话,会被俄罗斯吞并。

但中国周边没有一个国家会担心被中国吞并,因为中国没有这个传统,中国历史上没有吞并过别的国家,只是西方人在炒作这个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国的话语权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很不够。


说到如何讲中国故事,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能讲好中国故事吗?那就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编故事。为什么当下中国在一些国际地区的形象并不是很受欢迎,就在于有些时候我们非但没有把本来很好的故事讲好,反而是自说自话地编故事。

冷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国际间的游戏规则本身要不要变,应不应该变?我想不仅仅是特朗普在追求变化,中国也在追求变化。现今的国际游戏规则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和主导的,很大程度上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以,中国也希望这种规则有所变化,使其能够更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们一方面接受了这些规则,另一方面也要改变这些规则,同时还要创造一些新的规则。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这样做,比如全球贸易体系的游戏规则。

如果是朝着黑暗的特朗普方向发展,那就会很糟糕。如果朝着光明的特朗普方向发展,那就会很健康。在这方面,中国的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由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所决定的——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的博弈,主要在于我们如何把握,在于中美之间如何互动。

如果美国的民粹主义起来了,中国也以民粹主义方式应对,那么就必然爆发冲突,那世界就必然走向黑暗,甚至这个世界就此完蛋了。而如果是你黑暗了,我更光明,你逆全球化而行,我更加倡导全球化、更加改革开放;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向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会越变越好。这就是用光明消化了黑暗。

中美之间一旦发生贸易战,美国自身会受伤。中国经济体是开放的,中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美国同样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中美间的贸易战是可控的。美国对中国600多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特别关税,600亿美元数额事小,但中国要预防贸易战转化成冷战。


中产阶层和社会共识:中国当下之所需


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是如何做大中产阶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强调了很多年。当然,社会公平很重要,这是基础,但是没有强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社会就没有稳定的基础。我们的中产阶层现在还太弱小。西方这些年出现的问题,也是因为整个中产阶层的生存环境恶化了。美国如果是中产阶层仍然占到70%的话,绝不会发生特朗普当选这样的事情。欧洲如果没有中产阶层面临的困境,也不大会有英国脱欧公投。

一个社会,当中产阶层很强大的时候,就容易达成共识。当社会精英有了共识的时候,社会就会比较健康的发展。如果精英没有共识了,那么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都有问题。

中国古人云,有恒产才会有恒心,所以以前儒家、法家有养民的说法。当然,古代所说的养民,还是把老百姓作为客体看待。那时候的养民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民主意识,而是要照顾好民生,不涉及政治参与。


现在的民,不仅仅需要民生,而且还需要民主,要政治参与的权利,大家都有了这个意识。所以中产阶层能够充分参政的时候,才是社会最稳定的时候。如果中产阶层不壮大,社会就很难稳定:中产阶层不壮大,消费社会就很难建立,即使建立起来也很难持续发展;中产阶层不壮大,法治社会就无从谈起,因为中产阶层最需要法治;同样,只有中产阶层壮大才能发展民主。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豪言壮语,一个指标就是把中产阶层做大。

当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随着经济起飞,在二三十年时间内,就把中产阶层发展壮大到70%。任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要先发展起中产阶层来。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壮大中产阶层的方式可以不同。比如,中国香港地区是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新加坡是通过公共租屋。各种方式都可以,但一个目标就是把社会打造成橄榄型社会。

这些年中产阶层并没有明显壮大起来,因为工具的东西和价值的东西是背离的,正如马克斯·韦伯说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光有价值理性是不够的,也需要工具理性。当下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壮大中产阶层,反而成为压制中产阶层的工具。


本文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接受《探索与争鸣》杂志专访的文字实录,略有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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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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