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闭的墙上打开一个洞口，可以方便进出，这就是“门”。后来，凡关塞隘口皆称为“门”，如玉门、雁门、虎门、江门。但，古代“门”与“户”不同：一扇曰“户”，两扇曰“门”；在堂室曰户，在宅区曰门。当然，抽象的门，不是具象，“哲学门”，即，哲学系，分门别类之谓也。生物分类也称生物分类学。生物学上的分类系统是阶元系统。通常包括七个主要级别：界、门、纲、目、科、属、种。邪门歪道，未必实有其门。门第，当然门口阶石层级就高。但现在却未必。门当户对，咱们的国学，得好好钻研。邪门歪道。门就一定斜吗？
可以设想，我们人类的远祖穴居野处，行动何等自由敏捷。有巢氏教民筑巢，是为了遮风挡雨，防止野兽侵害。因为，有了巢穴，也就有了门户。门户的用途可谓大矣，除了送往迎来，还可以通风透光。没有门户，作茧自缚，与外界断绝往来，就会饿死、憋死。
然而门的作用还不止是进进出出，它的更直接的目的是防止野兽和外人进入。因此，最早的门不仅仅便于通行，更在于阻断和防堵。我们的远祖晚上就寝前在洞口堵上一块石头或一些树枝，既隔断寒流，也杜绝野兽侵害。
门是用来保护自己的，是文明的标志。好多事情我们只能独自处理，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做。学会关门，等于学会保护隐私和安全，也因而才有了方寸之地的安全。
进入文明社会，门的防堵作用更在于防范小人。难怪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早就提出“夜不闭户”的理想。然而同他们的愿望相反，现代的门户演变得更加复杂，防盗措施更加完备。人类的文明从创立门户开始，竟以拆除“门户之限”为理想！
中国古代等级制分明，门有定制与级别，进门的人也因身份不同而走不同的门。古代有一则门的故事：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矮），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迎宾的人）更道从大门入……
看来，在中国古代，进什么样的门，是有身份讲究的。而且，中国的门还有高下荣辱之分。北京有太和门、午门、德胜门、玄武门、安定门……据说，分工各有不同。出师征伐、班师回朝，各有其门可走。宫内的人伏法，推出“午门”斩首。
列国列族中，中华民族的“门第”最有等级之分。比如，古代穷人的住房是“筚门圭窦、瓮牖绳枢”。筚门：用荆条或树枝编成的门；圭窦：在墙上挖成圭玉形（长方，上尖）的门洞；绳枢：用绳子绑门以代门上的转轴；瓮牖：以瓦作窗。今人亦特别注意“门面”，防盗门已成为财富与身份的象征。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叫做“院落文化”，这是因为中国有很多院落。四壁合围，高墙环堵，朱门红墙，深宅大院。院墙的高矮，常常依主人的社会阶级而定。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门楼高矮各有定制。据说民间的门楼不得高于皇宫的门楼。且按中国的风俗，房门不能直对院门。院门不得居中，以免使人对院内的情况一览无余。此外，院门以内要立屏蔽之墙，曰萧墙，以遮挡外人的视线。且屋内正厅要立屏风。“祸起萧墙”，指内讧。门庭也有定制，不得逾越规矩。
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机构仍然被称作“院”——尽管有的机构其实并没有院墙：法院、电影院、学院、剧院、议院、检察院、科学院、设计院、医院、书院、寺院。院多，门也多。有正门，也就有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有前门，也就有后门。总之，有了门，便有了内外之别。
中国的门还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故，人有豪门与寒门之分。有的人相信“将门虎子”，也有的人相信“寒门出贵子”，似乎后者更常见。中国的阶级划分常以世袭或出身为标准，叫做门第，即等级。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员，从高门中选，寒门遭拒。
最能反映中国封建特色的包含“门”的成语是“门生故吏”，门生即学生，“门生故吏”即指朋党、党羽。章炳麟说：“时张之洞子为其父祝寿京师，门生故吏，皆往拜。”
一般人认为门生即弟子，其实门生指再传弟子，不过后来门生与弟子无异。“门生天子”这四个字的文化蕴含可就大了，很具有中国的特色。天子出于你的“门下”，那你可就权力在手，炙手可热了。史载：唐僖宗崩，宦官杨复恭迎立寿王李晔为帝，是为昭宗。杨复恭恃功擅权，昭宗李晔迫令其致仕（辞官归居）。杨复恭愤怒地说：“吾于荆榛中援立寿王，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废定策国老！”中国文化于此可见一斑。不过唐昭宗的做法并无不妥，否则，他不过是傀儡皇帝。
古人称大户人家叫“门槛人家”，盖因其家门槛高。明代凡是家中有大厅者，加收门槛税。富人纳税很合理，如果工薪月千元者纳税，大官反不纳税，那就不公平。
因为门多，所以汉语中包含“门”的词汇也就特别多：门道、门路、法门、一门功课、一门心思。在封建社会，“家”因而也同时被叫做“门”，比如说“家门不幸”、“门庭若市”、“将门虎子”、“败坏门风”、“门望”、“门阀”、“投奔门下”、“朱门”、“豪门”、“寒门”。说一个人事业有成，是“光耀门楣”。杀死全家叫“满门抄斩”。结为姻缘叫“一门亲事”，“男嫁女”叫做“倒插门”——外文无法翻译。门庭冷落，叫“门可罗雀”；宾客如云，叫“门庭若市”。家族地位也叫“门第”，因为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门楼的阶梯也要有不同的形象与规格。官阶相等、地位相称叫“门当户对”。弟子叫“门生”、“门徒”。宗派、团体，叫“门户”，如“自立门户”、“门户之见”。进入别人家叫“登门”。形容家事衰败，叫“门衰祚薄”。《文选》：“既无叔伯，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
这样说来，咱们的国学也可以被称为一门“门学”。汉语中与门有关的词汇非常发达：闪、闭、闲、闹、阅、阁、闰、阔、阐。“关”是门的放大。咱们中国自古关隘要津很多，关防甚严，如嘉裕关、山海关、雁门关、平型关、函谷关、镇南关。故咱们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叫“关”文化。国学其实是“关学”。“关”的引申义为关隘，如“难关”、“年关”、“鬼门关”。陶渊明喟叹：“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我始终觉得，这么多关隘，实足以影响中国各地的商业流通以及同外部的交流。
人体，包括许多动物，有贲门、肛门、窍门（七窍）、幽门、脑门等，于是有了新陈代谢，吐故纳新，生命才得以延续。可见，闭门、封门、死守，会使门失去意义，会扼杀生命。“门”乃生命之门。门，通向生命。看来，开放乃国家民族生命之源。
门，凝聚了辩证关系的精华：上与下、内与外、有与无、左与右、进与出。有一个故事：一位秀才一足站在地上，一足踏着马鞍的脚蹬。他问农妇：我这是上马，还是下马？农妇机智地倚立门槛，一足在外，一足在内，反问：我是进门，还是出门？秀才无言以对。
门所体现的辩证法还可以用老子的话来表达：“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门户同车的辐条一样，有无相生。“无”是“有”的条件，“无”是“用”的条件。
不过，我顶不赞成老子说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我赞成大家走出国门，到外面世界看一看。不是要去“见天道”，而是多见见“人道”。我希望走出国“门”。秀才不出门，难知天下事。
“改革开放”，“开放”二字的英译是“opendoorpolicy”，亦即“门户开放”，那意味着我们曾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不过，门户原本就可开可闭，供人进入，何以“开门”还要有政令！这就令人纳闷或沉思。
门户的形象因而常常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民族、一个单位、一个人的形象。凯旋门是巴黎的象征。今天，一提到“水门”，便使人想到“丑闻”，以致在美国后来常有“……门”之称，乃“丑闻”之别名。“丑”而能成为“新闻”，这是现代法制国家与传统专制国家不同之处。专制国家的“丑”事，总也不能成为“新闻”，总要被封锁在“门”内，因为“家丑不可外扬”。
《圣经·马太福音》说：“你们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路加福音》说：“有一个人问耶稣：‘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都是不能。’”
按基督教的观点，进入天国的门之所以是窄门，是因为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除了专一为主尽忠及全心全意做奉献外，别无东西留给你。弃绝一己之利益，远离世界的欢乐，这样的门就很狭窄。
门的作用是阻限。然而，门如果一味阻隔，而不能成为通道，这门就失去了意义。
“非请莫入”、“闲人免进”，这类招牌的含义是“无事免进”、“有事请进”。对一些人表示拒绝，同时就是对另一些人表示欢迎。门是在否定中表示肯定，即在阻挡中表示欢迎。或曰，门是在肯定中表示否定，在通行中表示阻隔。恰如红灯表示对某些车辆的限制，同时就有绿灯对一些车辆表示放行。不同的是，门同时兼备红灯和绿灯的功能——即使铁将军把门，对持有钥匙的人也不会拒绝。
柏拉图说：“给不确定者以限定。”然而，“限定就是否定”（斯宾诺莎）。这意味着，规定什么人进，同时就表明拒绝另一些人进：限定即否定。
门就是限定，这限定又是否定。如果完全隔断，不许任何人进入，那就无须这门的存在。同样，如果完全开通，任人进出，毫无限制，那同样无须门。一切门都是“龙门”，“鲤鱼跃龙门”。故，门是限定中的否定。门的肯定是在否定中或通过否定建立起来的。
有了门，就有了守门人。守门的人既是为进门的人而存在，也为不许进门的人而存在。守门人不仅会说“请”，也会说“不”。“请”和“不”是守门人自身存在的意义。
锁是存在与虚无的双重展示：锁的存在表明屋内有人居住，而非废弃的屋房（存在）。然而，门加锁又表明主人的“不在”（虚无）。锁是有与无、存在与虚无的双重证明。锁是对不持钥匙者的拒绝，又是对持钥匙者的准许。锁是拒绝与迎请的双重表示。
卡夫卡描绘了一位K先生（大概是他自己）的处境：他无辜被捕。他想为自己申诉，然而却不得法门而入。这是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描绘。K想进城堡，终不得其门而入。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是：走过一道门，又一道门，至死走不完该走的门子。这叫做“办事难，难于上青天”。门多了，并不是好事。
西方欧美国家很少有院落，因而门户比中国少。笔者没有机会享受公款出国，但也注意到，国外政府机构并不深闭固拒在豪门大院之中——严格说来，他们有政无“府”。他们的政府也并不那么门禁森严，好像普通百姓也可以到白宫前草坪上闲坐、示威、看热闹。笔者注意到，外国的“书院”（学校）其实也没有“院”。因为没有墙，所以也就没有门。没有拥挤不堪、打破头脑的“前门”，当然也就没有“后门”。没有门，也就没有门第高下之分（无所谓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分），正如婚姻无所谓“门当户对”一样。孩子上学，也无所谓“跳龙门”、“跳门坎”、“改换门庭”之说，学生也不挑选什么“名门望族”学校。外国的学校没有围墙，内外无别，界限不清，四通八达。一个人享受自由越多，便越懂得自我约束，便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而“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则人的尊严扫地，鼠窃狗偷便在所难免。
我所在的山西大学一度门内有门，墙内有墙，院中有院。后来一夜之间拆除栅栏，花园、草地、操场、宿舍区没有院墙，四通八达，行人们有被尊重、被信任的感觉。行人不攀墙越栏，自尊得很。可见，门不可无，也不可多，门多便是无门，无门反倒有门。
物质的、有形的门，实际上是无形的、精神的状态的一种形象。相比之下，咱们中国的学校校门比较阔气、宏伟，门卫制度也严格，国外的学校则是开放式的：没有门卫把守，没有院墙，可以自由进出。外国的大学生可以自由听课。外边的人进学校很容易，里面的学生出去也很容易。同咱们中国相比，外国学校的纪律似乎也比较松弛，学生比较自由——但这并不表示他们的学校培养不出“人才”。
我们大学的门户是越来越多。“政出多门”，似乎连我们大学的师生也是“人出多门”。大院套中院，中院套小院。公园、博物院增门加哨，为的是“收费”。大学门禁层层，似乎是“强化治安”。然而门从来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结果给教师、学生带来诸多不便。假如遇着盗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飞盗神偷逾墙而逃，群众半天还找不到追击的“门”，眼睁睁地看着“大侠”们逃逸而去。某高校失火，呼啸的消防车东奔西突，“不得其门而入”，眼看火势冲天，无计可施，望火兴叹。近闻城市大公园拆除围墙，原来的大门便形同虚设。公园没了门，成了真正的“公众花园”。我感到甚好！门是人类的发明，有利于人类，但门反过来成了人的主人，人反异化为门的奴隶，这不好。
我们从有关门的古代汉语中发现许多有着浓烈封建色彩的词汇，是因为汉语中包含“门”的词汇比外语（如英语）要多得多。汉语中的“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其蕴含特别丰富。我们在英语词典中找不到与汉语“门”相应的词汇。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汉语中，“门”被赋予过多的文化、政治、伦理含义。如“门当户对”比喻社会地位相当，“门无杂宾”比喻交友谨慎，这在西方是没有的。这里，咱们中国人讲究阶级、地位、身份、财富的旧习历历可见。
古代人维护部落公有财产或私有财产的办法很简单：学习野兽的办法，划地为界，越界即为侵犯。他们从自己的始祖——野兽那里学会这种简单的“圈定领地”、分而治之的办法：野兽们蹓跶一圈，或撒泡尿，凭着气味就宣告自己的“领土主权”。那时并没有什么围墙和“防盗门”。后来，这种无形的界限就不再起作用。人类越文明，便越野蛮，越不讲理，于是有了“柴扉”、“柴门”。这足以起到防盗作用，因而也就是古代的“防盗门”，在当时已经是很“先进”的了。它宣示“内外有别”、“非请莫入”。
随着“文明”的发展，盗匪出没无常，“擅入民宅者”越来越多，于是有了木门和最初的锁。门锁一路演进，进到我们这个时代，有了各种各样“科技含量”很高的精致的防盗门和高级锁。锁的演进使人同外部隔离越深：从小锁头到碰锁，然后是双重保险、三保险、防撬锁。最高明的发展是“猫眼”（而不是“狗眼”），把人看得是面目全非了。防盗门起先是栅栏式，后变成留下巴掌大的窗口的“高级防盗”。主人成了栅栏中的猴子，这叫做作茧自缚。然而防盗门所起的作用同几千年以前以及几十年以前的“柴扉”一样，不过是防范、警示，但同样也难以招架手法高超的大盗贼。在这一点上，锁头的演进其实是零，门锁毫无“进步”可言。
技术高超的大盗促进了锁的进化，精美绝伦的锁同样也造就了才智出众、手段好生了得的盗贼。制锁与盗术，这二者同样都是人的智慧、智力、知识、技巧的进化。谁说飞檐走壁的“梁上君子”们是低智商呢？君不见，伪造假钞票、假发票，冒充中央电视台记者和高干子弟勾引少女失身者，其智力远在大学教授之上！
因而我很怀疑“防盗门”的发明是否应该得到专利。打从远古时代起，门本来就是“防盗”的。如果农村的木板门和原始旧式铁锁不能起到“防盗”作用，那么金属“防盗门”就不过是自欺欺人。
近闻江洋大盗“飞将军自天而入”，始知楼窗防护栏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有着神功绝技的盗贼们可以攀墙越窗入户，四五层楼房不在话下。又闻盗贼专偷防盗门厚重精致的人家，有意“叫板”。所以我对这多围墙、这多门槛渐渐失去信心。
门的积极作用有限，而消极作用则害莫大焉。门本来可以予人方便，自己方便，但门常常也不是带来方便，而是带来麻烦。贼寇无视门的存在，再高再多再坚固再精致的门也是枉然。门的建造者若把门作为坚壁清野、束缚手脚、夜郎自大的工具，则门的负作用难以克服。门可以使人走向世界，也可以使人闭关自守、自成一统、称王称霸，无视外部世界和声音的存在，封锁异己者的意见，宣布门内的一切皆“家事”，他人无权置喙。门可以抵挡外部新鲜空气，使自己变聋变瞎，对世事茫然无知——当然，聪明的法子是从门缝看世界，给国人以关于外部世界的扭曲的知识。关起门来打孩子，门内的一切“关卿底事”，这是“门墙极高”的封建中国的规矩。
门的作用无非是行与禁。行是放行、通行，禁是禁止、阻挡。比如，北京故宫又叫紫禁城（ForbiddenCity），各个城门都有定制和名堂，不同身份的人进出必须各行其门，不得僭越。这类门的主要作用其实是防堵、防范，百姓难以进入。宽阔的大门同时也禁卫森严，不可擅入因而现代社会的门的功能更多的是阻止、设限、关卡。
我们看到有的单位建造了宏伟的大楼，有的楼门门卫很严肃，只许领导和机关人员进出，学生得另走边门。都什么时代了，还搞尊卑有别？我觉得这下门就异化了，门的通行的功能变得狭窄了。
卡的目的是“索要”。某些政府机构的刁难、拖延、推托，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权力的存在，索取“贡”物。这与车匪路霸者流设卡拦车收费异曲同工。政府机构被称为部“门”，或曰“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要害是部门太多，多得“邪门”。
我们许多政府部“门”、机关单位，成了少数发财致富的人的通衢大道。他们喜欢高门大院，政出多“门”。行政干预过多，大大妨碍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人为设置部门，加高门坎，增加手续，并非为了防“小人”，反倒是防“君子”。诚可谓“亲佞臣、远君子”也。政府部门往往御人于“国门”之外，使壮士扼腕，英雄流泪。外商申请一个项目，要盖几十个公章，进几十道“门”。多少简便易行的事，却因“不得其门而入”，徒唤奈何。
我们生活中那些多如牛毛的政策、法令、制度、条条框框，不是要予人方便，调动人的积极性，反倒如同“朱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天下衙门朝钱开”。每过一道门，都要留下“买路钱”。守门者把“山门”作为牟利工具。对门的垄断，造成守门人的腐败、贪婪。门成为社会的腐化剂。门的演化史，就成了门的异化史。
对于某些有“门子”的人来说，这些门当然都是“方便之门”。出国、进修、提干、获奖、开会（旅游）、上学、经商、炒股、分房，部门首长可以为自己的配偶、子女鸣锣开道。不少地方“学术评奖”中的“申请人”、“评委”、“获奖人”三位一体，自评自奖，一点儿也不回避。国家科研项目的课题，从设立、申请到评定，都是少数人一身兼数任。出版社或报刊编辑互相发表文章，或给朋友、妻子发文章。这些门都是给自己开的。
改革的基本精神是简政放权、精简机构，给下级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自立门户”。然而，有些政府部门偏偏事无巨细、一手遮天。诸如教师职称的评定，博士站点及博导硕导的聘任，学术成果的评定、奖励，技术考核、文坛大赛、产品鉴定之类纯粹业务性工作，也由政府部门统揽包办。此外如上岗证、资格证，都成为政府敛财的法门。一所中学的教师最多有二十种“证书”。政府每设立一个名目的证书，都意味着一道必经之“门”。政府的权力在此得以体现。名目繁多的手续成为“卡”人的关口，成了现代的“卡门”。
门的异化意味着对门的滥用。有门路的人畅行其道，该办事的人却“摸不着门”，门失去了正常功能。现代“卡门”应当被拆除。对这样的门，应当“破门而入”，或“破门而出”。我们的立法，当然应当对把守门径的人作出些规定，切不可让有些人一身而兼守门人与进门人二任。
门的正常功能是通行，一旦门阻碍了通行，门就失去了其一半功能。门不应当成为特权者的护身符，似乎守门人可以根据好恶决定行与禁。门的开与闭，似乎应当依法而行。少数人操纵门钥的时代，应当成为历史。
门本来是保护自己的。它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有许多事情需要单个的人闭门沉思，吾日三省吾身，才能有所心得。然而封闭社会的特征是：一面阻挡外部世界的阳光，一面却无休止地干涉个人心灵自由，轻易越过个人心灵的门坎。在一个个人心灵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社会里，个人毫无物质的和精神的私产可言，个人的门户被轻易撞开，“狠斗私字一闪念”，“亮私不怕丑”。有许多事情只能藏在心间。心灵的门窗有时必须紧闭。人应当在安静、闲暇中享受自由的乐趣，保守自己的隐私。这已成为当代人的共识。
另一方面，我们公共的社会事业又应当是开放式的。我们中华民族喜欢在生活中设置一道一道的门坎——不是私人事务的门，而乃国家、社稷、家族、单位的闭塞之门。我们中国人喜欢在嘴上安一个门，并且上锁，同一幢楼的人“老死不相往来”。我们的心似乎也被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
结论似乎是：个人良心、私人事务的门应当由个人严守。社会、公众的事业应当开放。农业宗法社会的人没有个人隐私可言，一切都处在公开状态，“一家炖肉满院香”。我们应当学会保护自己，我们的心态应当高度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