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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二十一世纪会是胡适的世纪吗?

更新时间:2018-04-14 02:25:29
作者: 羽戈  

   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先生去世,国人纷纷撰文悼念。李普先生的悼文,称李慎之为“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文中提及一个重要细节,有一次二人通电话,李普说起近来读到一篇文章,主题是抗战时期胡风联合朋友批判姚雪垠(应指吴永平《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从姚雪垠为何无缘第一次文代会谈起》一文,刊于《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由发表时间可推断二人通话时间,当在2003年初,此后不久,李慎之便告别了那个风雨仓皇的世道),随之谈到胡风、鲁迅等故人,李慎之突然说道:“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句话公开之后,风靡至今,看似预言,实如口号,时人谈胡适,常常引用,为自己的观点加持,为未来的征途鼓舞。

   不过细究起来,这一名言只怕有待推敲。李慎之这么说,大概受彼时流行的抑鲁扬胡之风气影响——话说回来,抑鲁扬胡能够成其为一种风气,李慎之正是推波助澜者之一——推崇胡适,必拉鲁迅垫背。为了印证“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则先引出“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以为参照。然而,这个参照系站得住脚吗?如果能够把鲁迅从巍峨的神坛拉回“可怜的人间”,祛除其身上的种种政治粉饰,不难发现,真实的鲁迅,绝不能代言二十世纪之中国,毋宁说,作为那个时代最勇敢、最深刻的批判者,他的方向与中国的方向恰恰相反。要从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人中寻找一个代言者,也许郭沫若更合适一些。

   当然,不管二十世纪是谁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依然可能是胡适的世纪。只是胡适的世纪该是什么样子呢?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眼看即将过去,中国的表现与趋向,符合李慎之的预言么,抑或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所谓胡适的世纪,如邵建先生所云:“……取决于胡适身上所体现的那套价值。如果说自由、民治、宪政是胡适一生的诉求,显然,以此为目标,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所要争取、所要兑现的内容。并且‘胡适的世纪’还要求我们以胡适的方式实现胡适的目标。胡适的方式是尽可能地不革命、不暴力,他不主张对现存制度进行暴力摧毁,而是以分长寸进的努力把这个制度往法治框架里逼。这就需要时间,甚至很长。”需要补充的是,胡适的价值诉求不仅包括自由与民主,还包括多元与宽容。在其所生存的年代,宣讲自由、民主,其实大有人在,有些人比胡适更激切(如殷海光),有些人比胡适更深刻(如张佛泉),然而论对多元与宽容的宣讲,无人能出胡适之右。所以说胡适的世纪,不仅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世纪、民主的世纪、还将是一个多元的世纪、宽容的世纪。

   另外,胡适还有一大特色,使他区别于同时代人,甚至区别于他的同道,此即其所秉持的怀疑精神。他的怀疑,不仅指向权威,更指向一切宏大的事物,如各种抽象名词、各种主义。1930年4月10日,他撰文《我们走那条路》,提出“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随后的解释,则成焦点:“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这一通“不在内”,把胡适的怀疑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时代,哪些人不曾使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这样的宏大概念呢?胡适如此立论,简直要把自己置于千夫所指的孤绝境地,终而引来左右交攻,鲁迅嘲笑他(指《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此文系瞿秋白代笔,以鲁迅之名发表,后来收入《伪自由书》),梁漱溟质问他,不过这恰恰印证了他的独立与独一无二。

   在我看来,相比自由、民主与宪政,胡适所主张的多元、宽容与怀疑精神,更易说明,为什么二十世纪不会是他的世纪。前三种价值,至少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一度引领风骚,后三种价值,纵观整个世纪,从未有过出头之日。拿怀疑精神来说。胡适一贯号召“少谈些主义”,对主义话语充满疑虑与警惕,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大抵是所有主义当中意识形态色彩最淡漠的一种。然而二十世纪之中国,正是一个主义至上的时代,用周泽雄先生的话讲,一个耳光都能打出八大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之流大行其道,成为国人的日常词汇,不仅支配政治,而且侵占生活。胡适置身其中,注定格格不入。

   如果把视线拉向全球化语境,那么二十世纪之中国,正符合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定义的“极端的年代”(霍布斯鲍姆所撰“年代四部曲”,包括《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国的极端,更多表现在革命,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莫不倾向急进、专断、彻底,以至疯狂。胡适的姿态,与此完全背反,如改良之于革命,渐进之于急进,多元之于一元,宽容之于仇恨,怀疑之于信仰,说理之于宣传……对极端的抗争,使他渐渐趋向中庸,从而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大公约数”(刘仲敬语)。

   从根本上讲,二十世纪之中国,乃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无论前半期还是后半期,革命都是主流,差异仅限于方向与方式。在刀把子上数人头、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年代,胡适这等书生,不仅缺乏用武之处,而且几无容身之地,“终信文章胜甲兵”云云,更像是知识人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这里可说远一点。今人批评胡适,认为他代表的是一种寄生式自由主义。对此需要辨析,这到底是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呢,还是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须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组织性与战斗力一直备受诟病。据王鼎钧回忆录,《自由中国》杂志曾反思与共产主义的斗争,结论是:“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方法。”换言之,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作战,只能提供理论,无法提供方法,只能限于观念,无法进入实战。这清晰呈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大困境。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无力争雄于血与火交织的革命乱世,不得不面临“两害相逢取其轻”的两难抉择。此中问题,绝不能简单归结为“寄生”二字。

   倘若能够明确,二十世纪何以不是胡适的世纪,那么则可预测,二十一世纪会不会是胡适的世纪。就二十一世纪过去的这些年来看,它对二十世纪,更多是延续与继承,而非背叛或超越。除了改革取代革命(事实上,中国改革之路照旧由革命思维所主宰),我们所处的年代,依然是一个主义横行的年代,一个极端以至撕裂的年代,甚至孳生了许多新敌人,如权贵资本、雾霾政治、犬儒主义、娱乐至死。在此语境之下,胡适的追随者及辐射力还是偏向小众化,胡适的思想非但不曾化作常识与共识,有时反而被视作毒素,就像他的名字,在一些领域,竟沦为不可言说的禁忌。这一幕,与胡适所处的年代十分接近,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一言以蔽之,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并未出现明确迹象,预示这个世纪将成为胡适的世纪。李慎之的预言,只能视之为一种美好的祈愿。

   需要注意,李慎之做此预言,“尊胡”背后,还有一大因素,即他相信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所谓历史三峡论,指中国从帝制转向民治,从专制转向民主,如过三峡,惊涛骇浪,万水东流,其航程大约需要两百年,从1840年开始,至二十一世纪中叶结束。转型收功之日,便是胡适价值诉求达成之时,中国由此进入“胡适的世纪”。在致许良英的信中,李慎之表示认同唐德刚所预判的转型期。许良英则持异议:“我觉得,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对那些言之凿凿的预言,我只能姑妄听之。”我的历史观,更近许良英,故而对李慎之的乐观预言,不无犹疑。

   不过退一步讲,不管二十一世纪是不是胡适的世纪,并不影响我们追随胡适的足迹,成为他那样的人,正所谓“读胡适,做公民”——也许这更契合胡适精神:“这就是胡适:一个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一个混乱时代的理智主义者,一个革命时代的非暴力主义者。……在纷乱的时世,不以大众之是为是,不以大众之非为非,既未流于偏激,也未堕入保守,以他的稳健,显出时代的冒进,以他固执的立场,显出整个中国被席卷而去。”(胡文辉《胡适就站在那里》)

   2016年12月20日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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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羽戈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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