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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泉: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新论

更新时间:2018-04-12 23:56:41
作者: 严泉 (进入专栏)  

  

   近来年,全球化与中国史研究蔚然兴起,不少国外学者尝试以全球化视角审视中国明清史与近代史,与传统的革命史、现代化史研究模式相比较,全球化史观无疑是一种新的研究取向。

  

   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的《鸦片战争》(刘悦斌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作为第一本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文著作,对战争背景的分析视野比同类著作更加宽阔,特别关注其中的全球化因素。

  

   关于鸦片贸易是19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银荒的元凶,作者的看法与众不同,特别指出为什么1842年鸦片进口飙升之后,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继续出现赤字?蓝诗玲认为要超越英—印—中贸易三角,观察南美独立运动对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白银供应量的影响。

  

   众所周知,清朝长期以来依赖外国的白银供应,通过在菲律宾的贸易,或通过对欧洲的出口贸易从南美洲进口白银。“在1829年之前的40年中,墨西哥生产了全世界大约80%的白银和黄金。但是,与1790年代相比,据估计,1810年代和1820年代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导致全世界白银产量减少了56.6%。”在蓝诗玲看来,对英国商人来说,这就使得用于购买中国茶叶和生丝的白银量减少,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求助于鸦片,而不是供不应求的白银,来换取他们要购买的中国茶叶和生丝。“如果鸦片进口的这第一个繁荣期不是碰巧与世界白银供应的严重萎缩撞到了一起,鸦片进口对银荒的影响就不会如是之严重。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就很可能继续按照惯常的方式为其鸦片的风行埋单,即用茶叶和生丝。换句话说,并不仅仅是鸦片贸易导致了清朝中国的财政不稳,还因为全球性的白银生产和流通问题。”

  

   当然,即使战争的起因与全球白银产量波动有一定的关系,作者也没有为战争的非正义性辩护。为鸦片贸易发动战争,即使是在殖民主义时代,英国在法律与道德上也是站不住脚的。该书非常坦率地承认:“英国在亚洲从事鸦片贸易及为之发动战争的历史,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和伪善行为,因为它的政客、商人和军人都隐藏了他们是在文明和进步的幌子下为保护非法的毒品贸易而战的事实。”

  

   关于太平天国研究,全球化视野也带来新的观点。美国学者裴士锋(Stephen R. Platt)的新著《天国之秋》(黄中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试图解释英国为什么在1862年放弃中立,开始卷入中国内战。在自序中裴士锋表示创作该书的目的“是协助恢复中国十九世纪时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中国不是个封闭体系,全球化也谈不上是我们有时以为的晚近现象。大清帝国透过贸易深深融入世界经济,有数千名外国人住在香港及上海。因此,中国这场内战与地球彼端的欧美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受到外界即时的关注。”中国与美国两场内战的同时进行,使英国面临着同时失去这两大市场的风险,最后英国选择介入中国内战,“英国靠着对中国内战废弃中立,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

  

   裴士锋进一步指出,英国介入中国内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内战爆发冲击英国全球贸易格局。中国与美国是英国前两大市场。英国纺织业四分之三的原棉进口来自于美国南部,而成品则有将一半在远东售出。英国政府非常担心美国棉花供应会中断,这样其国内制造业经济会垮台。即使是原棉供应的减少,也会抬高英国纺织品的价格,失去在华产品的价格优势。事实也是如此,从1861到1862年,英国纺织品贸易额锐减三分之二,英格兰大量纺织工厂开始倒闭,其纺织业制造中心兰开夏失业率高达六成。茶叶贸易也受美国内战的影响。英国从中国进口的绿茶,三分之二销往美国,但由于内战爆发,美国市场需求急剧下降,英国商人不得不在国内低价倾销茶叶,结果是损失惨重。“但对英国人来说,中美两国的市场盘根错节,密不可分,因而到了一八六一年晚春,两场战争的同时进行已危及英国经济命脉。”

  

   对英国来说,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开始之后,扩大在华贸易成为不二之选。这不仅包括过去的中英进出口贸易,还有中国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特别是长江航线口岸间贸易。由于美国内战的爆发,中国的通商口岸重要性大增。但是这些通商口岸正好处于中国内战的中心地带。“随着美国情势急转直下和益发混乱,英国迫于形势,开始重新评估过去耐心面对中国变局的政策。简而言之,就是不能再等。在中国境内,英国得拥有有利可图且日益扩张的市场。”保护通商口岸的安全成为英国的当务之急。此外,对英国的利益来说,清廷支持对英赔款的经济来源正是通商口岸的关税,如果太平军攻取通商口岸,将会切断清廷的贸易收入,清廷将无法偿付赔款。英国经济复苏的唯一途径就是消灭太平天国,避免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的贸易毁于太平军之手。对于英国殖民主义者来说,“深信保住清朝,阻止太平天国主宰中国,乃是确保英国对华贸易继续成长,从而弥补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美国)之严重损失的唯一办法。”

  

   研究全球化与中国近代化的互动关系,最突出的领域当属于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马建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与传统外交史研究路径不同,没有简单地将中国的国际关系放在一战的时代背景中考察,而是将重点研究中国与“一战”的互动关系,强调一战对近代中国具有双重意义。

  

   一是中国外交的开放性意义。作者徐国琦教授不同意中国一战外交失败的传统论断,强调一战期间中国的外交成就卓越非凡。中国政府依据国际法原则,综合各种外交手段,打破了自身长久以来的孤立状态,捍卫了国家利益,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虽然这些成绩都是有限的,由于协约国和美国的多方背叛,中国为欧战的付出也没能得到应有的肯定。但中国部分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新形象并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创建,巴黎和会结束后,成功签署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德新约。也就是说,完成新的国家认同和实现国际化这两个目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二是中国参战的全球化意义。徐国琦强调一战不仅标志了传统世界秩序的崩溃,更为中国重新调整她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动力和机遇。虽然一战本质上是一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但是它在许多难以预料的方面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反之,中国的战时外交及国际化努力也使得欧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而具有世界意义。“也许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参战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并且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改变了这次战争的意义和影响,并促使中国人开始采取新观点和新视角来看待战后和平会议以及方兴未艾的世界新秩序。”

  

   不仅于此,中国的参战还使中国真正投入到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巴黎和会以后,收复国家主权以及加入国际社会成为其中平等的积极成员国,已经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所进行的广泛互动关系的一个双重目标。”由此观之,中国的二十世纪开始于广义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完全标志着中国开始踏上实现国际化的漫长征途。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走向世界,这也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

  

   日本学者川岛真的著作《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同样强调近代中国外交与全球化接轨的特色,并探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明国”与“近代”的概念。“所谓‘文明国’是指具有当时国际社会的完全成员资格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就必须具备西方意义上的‘近代’要素。”而外交上的“近代”,“就是指具备与近代国家相称的制度、政策,满足文明国的标准,作为文明国活跃于国际社会。”

  

   《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的重心是从外交史实过程中认识近代中国的“文明国化”的演变。认为“文明国化”趋向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最早萌发于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举国形成潮流则在清末新政时期,其中1899、1907年清政府两次参加荷兰海牙和会对外交官僚世界观的转化和“文明国化”使命感的酝酿产生了重大影响。1912年新生的中华民国,不仅建立亚洲第一共和,“同时在国际社会展示其‘近代’性质,以便争取作为文明国得到承认,并以此作为支持自身正当性的根据。这对国家是一种磨砺,也显示出中华民国要在‘革命与近代’中寻求自己的正当性。”随后的中华民国前期(北京政府时期),“试图通过相应的外交取得国际社会完全资格的‘文明国’地位,为成为正常的主权国家而把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主权设定为政策目标,并朝着这个目标推行了具体的措施。”

  

   川岛真强调中华民国前期的中国强烈希望从各个方面实现西欧式近代国家模式中的“近代外交”,因而重视“近代化”;在国际社会中追求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待遇,立场于实现作为平等手段的“文明国化”。民国前期正是中国标榜“近代”、“文明国化”,接近代表这一形象的“英美”的时期-在1920年代前后的国际政治舞台和理念方面依赖于美国,在国际联盟和在华利权问题上依赖于英国。[]关于这一时期北京政府最重要的修约外交,川岛真的评价是“中华民国前期继承了光绪新政以来的近代外交,依靠原则论与修约的手法取得了成果,实现了国际地位的提升。尤其在强调重视主权、领土完整方面,毋宁说北京政府构筑了以后外交政策的基础。”进一步而言,“北京政府采用了依据国际法的、某种意义上稳健的修改不平等条约政策。他们认为,不平等条约依据的是‘文明’、‘非文明’结构,是否定对等性的象征,而中华民国依据国际法规则解决这一问题,正可以显示自己作为文明国的能力。”修约的具体方策,首先是在国内健全法律和制度以表现近代化,对外则努力提升国际地位。

  

   不难看出,只有具备全球化视野,强调历史考察的分析视角是全球性的,而非区域性的,才能更好地发掘有意义的问题意识,打碎学科封闭的藩篱,加深对中国近代化与全球化历史规律的新认识。全球化与中国近代化研究的互动性视角,有利于研究方法的创新。正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徐国琦借用他的老师入江昭(Akira Iriye)倡导的“国际史”取向,即“超越国家的分析视角而把全世界作为一个研究框架”,除以解读政府间往来文电为主的传统外交史方法外,更加注重宏观历史,强调国家间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互动,强调内政与外交的联系,从多线角度综合权力、利益、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创造性地指出:“中国与一战的互动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意义上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开始。是一战让中国人大踏步走向世界,同时也把世界带到中国。”不仅是政府外交史,中外关系领域中的思想、文化、教育、社会、经济、宗教、艺术史等问题均可以借鉴这一分析视角与方法,观察中国近代化的世界意义,客观评估近代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

  

   (原文以《当他们把近代中国放在全球化视野中》为题发表于《博览群书》2018年第3期,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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