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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新自由主义的十大考辨

更新时间:2018-04-12 23:47:49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而是广泛包括教育、医疗和安全等的社会经济权利;相应地,福利不平等就逐渐代替政治不平等而成为自由主义关注的新焦点,个体的平等生存权和体面生活权成为自由主义要解决的新议题,这集中体现为对社会贫困的关注、对弱势者的照顾。自此,“自由主义”一词的内涵就不再局限于倡导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涉及到对收入分配、贫困化以及公共福利等问题的关注,甚至开始寻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来保障大众的社会福利。也就是说,“自由主义”一词呈现出了复杂化的演化过程:经历了从早期对私有产权保护到现代对基本社会权利的拓展的转向。

  

   正是基于自由的复杂化发展,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自由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思潮等同起来,甚至也不能将经济自由主义等同于自由市场竞争。K.波兰尼写道:“严格地讲,经济自由主义是一个社会的组织原则,在这个社会里工业建立在自律性市场的基础之上。诚然。在这种制度趋向完美时,减少某些干涉是由必要的。然而,这并不表示市场制和干涉互不兼容。在市场制还没有建立时,经济自由主义会毫不犹豫地呼吁政府干预以便维持它。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者可以毫不违背立场地呼吁政府使用法律力量一边建立自律性市场;他甚至可以诉诸内战的暴力以建立自律性市场的先决条件。”[3]不幸的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在20世纪下半叶却再次得以复兴,并以“新自由主义”一词成为主流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诸流派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其核心思想包括,维护个人选择其适宜生活的多元价值,倡导个人行动不受干涉(除非损害了他人)的权利,推崇拥有法律上平等权利的正义,等。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就是那些信奉市场有效的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推动的:哈耶克、弗里德曼、卢卡斯、布坎南、贝克尔以及其他新古典宏观派经济学家都对福利国家理论进行猛烈抨击,认为它违背了18世纪自由主义者的原意;同时,无论是市场均衡理论、帕累托有效、科斯中性定理还是阿罗不可能定理都强调市场竞争的作用,都努力为不平等的经济现实提供理论支持。

  

   因此,我们不能以静态和普世的眼光去看待自由及其派生的自由主义,而应该将之置于具体的时空环境下,进而也应该以历时性的发展眼光来审视自由的内涵和外延。事实上,凯克斯就写道:自由“作为对宗教的正统性的一种反应发轫于文艺复兴时期,在宗教改革时期得到强化,并在启蒙时期成为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由主义摆脱了仅仅作为一种消极的反应的角色,转而成为能够作为所有类型的绝对权威的替代品而产生吸引力的一种积极的政治想像力。它坚定地扩展着它对君主的神圣权利、对来自封建时代的贵族特权以及对所有形式的压迫的反抗……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即使它的敌手现在也会以自由主义强加给政治话语的评价性术语来表述对他们所支持的政权的辩护。”[4]同时,正是由于人们赋予自由的内涵往往存在很大差异,以致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下的人们往往就是在谈论不同含义的自由,进而也就使得自由以及自由主义成为不可捉摸也不可通约的东西,这也是自由以及自由主义如此富有争议的重要原因。例如,罗尔斯、诺齐克以及柯亨都信奉自由主义,但罗尔斯致力于探究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正义秩序,诺齐克关注谁有资格来持有和支配社会财富,柯亨则致力于打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

  

   最后,通过对自由主义的演化及其复杂性特征的考察,我们就可以且应该更深刻地审视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等正统经济学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一词,而不是简单地将之视为先验而普世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重温拉斯基的洞识:“自由主义的产生是中世纪末期新的经济社会出现的结果。作为一种信条,它是由新社会的需要定型的……就像一切社会哲学一样,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包含着使自己走向灭亡的因素。究其生存原则来说,它是新兴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地位所凭借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就是‘契约国家’的理论。为了实现这种国家形式,它尝试在维护公共秩序的同时,将政治的干预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它从未理解也从未完全承认过,契约的自由在政党享有平等的讨价还价的权利之前远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这是平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个人自由主义竭力保护的无非是在自己建立的社会里自由购买自己的自由。但是拥有自由支配购买手段的人始终只是人群中的一小部分。一句话,自由主义的思想历史地、不可避免地与财产的拥有权联系在一起。它所服务的目标也一直都是出于这种立场上的人的目标。在这个狭窄的圈子以外,自由主义曾经狂热呼吁的个人权利一直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因为它的意图是由财产拥有权所决定的,它的追求和它的实际表现之间一直存在很大的距离。”[5]

  

   三、自由是个体性的还是制度性的

  

   新自由主义者的普世观根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自然主义思维衍生出脱嵌具体社会关系的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体先于社会,进而推崇个体权利优先的价值观。相应地,新自由主义就致力于维护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独立,意味着,个人不隶属于他人或集体;自由,意味着,个人不受他人或集体的干涉。这一信念同样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的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在公共领域或与私人领域之间存在着一条明确的界线:在界线之内,任何人都可以按照其意愿行事,只要他的行为没有干涉到他人的行为或侵害到他人的利益。正是由于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诸流派(如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都极其重视个体的自主性。同时,由于嵌入了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倾向于将异质的市场主体还原为同质的原子个体,将丰富多样的生活目的化约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相应地,它就极其推崇个体自由,集中从劳动自由、交换自由和决策自由等角度来剖析个体自由的实现程度,进而也就致力于市场一般规则的探究。

  

   问题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否能够清晰地界定和分割?事实上,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社会经济现象联系在一起;相应地,任何社会个体的行为也不是孤立的,而是都对他人的行为和利益产生影响,这就是社会现象和社会行动的社会性。譬如,生产就具有外部性,因为任何生产都必然会使用他人也需要的社会资源,或者引起相应生产要素以及市场产品的价格变动;同样,消费也会产生明显的外部性,这或者体现为你的消费会引起市场需求进而市场价格的变动,或者体现为你的消费直接影响到他人的相对效用。从这个角度上说,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私人领域,任何社会行为和事物都呈现出一定的公共性,差异只在于公共性的程度上存在差异。也正因如此,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都会受到习俗的、法律的、社会组织的以及政府的管制和约束,只不过管制的方式上存在差异。进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现代西方国家为何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认定的那些纯粹私人生活加以限制,这包括每周最高工作时间是多少?每小时最低工资是多少?何时应该关门歇业?等等。

  

   同时,实质性自由意味着人们能够不受干涉地追求自己认为适宜的那种生活,即自由可被定义为:“一种在可能的生活计划中不受可排除的内部或外来的约束,而可自主选择的能力”。[6]问题是,人们如何才能获得这种实现自由的能力?一般地,自由往往与权利联系在一起,任何时代的个体实现自由的基本前提就是,个体基本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其实,启蒙运动时期所孕育出的自由主义也是针对当时个人基本权利的缺失,相应地,它的直接使命就在于,反对按照出身和教义而被授予社会特权,并以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来反对封建等级对人性的制约。拉斯基就写道:正是“由于渊源方面的原因,它一直将传统视为对立面:出于同样的原因,它总是偏爱赞美和佑护个人的创新,而不支持政治权利所追求的大一统局面。也就是说,它一直认为传统和集权压制了个人将自我判断、自我认识变成一项普遍原则这个权利。普遍原则并不需要政府的接受,它需要的是别人引起固有的准确性而自觉地认可它……因此,它总是倾向于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做出对照,也因而把强调热情奔放的个人行为放在第一位,将独裁主义者的干预带来的可能后果放在第二位。”[7]

  

   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基本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和拓展呢?这就有赖于一套公共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世界的自由绝不是抽象的,而必然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紧密相连。关于制度对自由的保障和实现,我们可以从两方面作简要说明。一方面,不受干涉的生活状态往往依赖个体或社会的能力来得以实现或维持,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就体现为一种力量或能力,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或防止他人的侵害。显然,在社会个体间的力量或势力呈明显不均等的现实世界中,如果没有制度的制约,就会形成一种依靠强力维系的等级制社会,而这正是自由主义致力反对和根除的对象;同时,即使社会个体的差异较小的社会中,如果没有制度的协调,每个人追求其理想的生活状况也必然会引发激烈的生活冲突。面对此种情形,试问:自由是否意味着要回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丛林?另一方面,流行的自由概念往往强调人们能够自主选择其生活,但是,人们选择生活的偏好根本上不是先验的,而是受到其社会环境的强力型塑,诸如不同阶层的昂贵性嗜好和廉价性偏好都是如此。显然,正是原初状态的不同以及随后环境的变动,那些出生贫困的人往往“先天”地具有强烈的宿命论取向,往往会自觉地满足于较低的生活水平和福利状况,极端者甚至会甘愿卖身为奴;同时,另一些出身豪门的人则追求更高的生活标准,甚至可能会选择成为他人或社会的主宰者,偏好那种不能流芳百世就会遗臭万年的极端行为。面对此种情形,试问:自由能够允许人们有选择做奴隶或者强盗的自由吗?

  

   根本上说,无论是强调不受干涉的消极自由还是推崇主体能动性的积极自由,两者都内含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消极自由容易引向宿命论,因为人们往往可以通过降低自身欲望而减少挫折,这就如犬儒主义或斯多葛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另一方面,积极自由则容易引发冲突,因为每一方都可能会运用你自己的自由去损害处于法律保护下的其他人,这就如启蒙运动所催生的那样。关于两类自由的滥用,伯林自己也已经做了清楚的说明。[8]进而,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也存在严重冲突。譬如,大妈们有跳广场舞的权利,而邻近居民则有不被吵闹的权利;因此,当大妈行使跳广场舞的积极自由时就必然会侵害到邻近居民免受吵闹的消极自由,而邻近居民要维护其免受吵闹的消极自由又必然限制了大妈跳广场舞的积极自由。格雷就强调,“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彼此对立的善;一种不受强制和干涉的消极自由将会同另一种自由冲突;一种保护个人自由自律性某一方面的积极自由会同一种保护个人自律性另一方面的自由对抗;如此等等。”[9]既然如此,在现实世界中又如何避免不同自由之间的冲突呢?格雷认为,“当我们对于善的内容有着深刻的分歧时,求助于权利并没有用。……当普遍的恶发生冲突时,没有一种权利理论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做”。[10]范伯格则认为,关键是要规定“是摆脱什么的自由,或是自为地做什么的自由,更确切地说,目前所讨论的究竟是‘谁’的自由。”[11]显然,要在不同个体所享有的自由之间实现平衡,就需要引入合理的公共制度。格雷就认为,“一个通过节制各种自由来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制度,要比一个在其中一些自由被压制而其他自由也得不到很好保护的制度强。”[12]

  

正因为制度对自由的保障和平衡如此重要,因而,任何时期的自由都只能是一定制度约束下的自由,任何个体的权利也只能是与一定责任相称的权利。相反,任何一项自由和权利如果缺乏有效的限制和约束,那么,就必然会引起社会冲突,进而也必然会损害自由和权利本身;其结果就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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