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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荣:改革与大众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及其政治后果

更新时间:2018-04-09 19:56:09
作者: 薛小荣  
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16]为什么宣称是“人民公仆”的党,竟然无法接受人民的批评呢?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因为斯大林对党加强控制——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后果。斯大林把党称为“圣剑骑士团”就充分暴露这一点。[17]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公开性”成为他推进改革的舆论助手。但是,“公开性”的闸门一旦放开以后,就会根据政治生活的发展衍生出自己的政治逻辑——政治民主化。戈尔巴乔夫指出:“正是公开性把人们从普遍的沉睡状态中唤醒过来了,帮助大家克服了漠不关心和对一切都消极的态度,感受到变革对自己的切身利益,自己与改革的切身关系。公开性有助于弄清和思考新的现实和新的政治方针的实质。简言之,没有公开性,也就没有改革。”[18]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也认为:“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起初,不仅想把公开性用在出版自由上,而且把它看作是打开监督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活动的钥匙,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个人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实现这项任务,就能炸毁作为现行制度最重要支柱的官僚机关的保密系统。公开性把民主制思想远远向前推进了。在人们的意识中,开始清楚地认识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19]同时,公开性对苏维埃体制内幕的揭露,迅速破坏了苏维埃体制的威严神圣。就像担任过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沃尔科戈诺夫说的那样:“公开性从内部破坏了建立在阶级谎言基础上的体制。”[20]

  

   这种“彻底改革”的民主要求就是对干部选拔制度进行改革——通过选举使干部真正地成为改革的力量。在1986年12月筹备中央干部工作会议时,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如果不创造公开性、批评的气氛,我们就不可能造就真正的干部。”[21]在准备推行真正的选举制度时,戈尔巴乔夫打算实施两个新的选举方法:一个方法是推动中央全会必须确认共产党员能直接差额选举“一把手”——从基层组织的书记到州委书记和共和国的党组织书记。从理论上讲,苏共一直实行的就是这样的选举,但在实际上,从基层组织到任何一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都不是通过直接投票选举的,而是根据党组织的规模,在党总支、党委、党委常委或者政治局会议上“商定”的。另一个新方法是选举过程要处于社会监督之下。也就是说,允许公开批评成了检验党内职位候选人是否符合“改革”思想的办法。“毫不夸张地说,这两种新办法都是革命性的。苏共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放弃由上级任命干部的原则,即放弃影响国家生活各个方面最为重要的手段。苏共领导人希望依靠媒体的社会舆论、依靠普通共产党员的选票作为干部‘清洗’的手段,并通过差额选举实现‘清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完全没有先例的。”[22]当戈尔巴乔夫把党拉进政治民主选举中来并由人民第一次直接决定其政治前途时,社会民主运动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事实上,“公开性”的闸门一旦放开之后,立刻就会在死寂般的苏联社会引起不可预测的化学反应。“公开性和改革使大量的利益群体压抑已久的失落感——民族主义者的、经济的、环境的、文化的、宗教的——得以宣泄,这些宣泄在旧制度中找不到具有政治效验的抒发途径。”[23]

  

   三、政治多元化下的社会民主运动:舆论分化倒向与政治反对派形成

  

   随着“公开性”、“民主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政治氛围日益宽松的环境下,围绕改革展开的思想交锋,整个社会迅速走向分化、分裂,社会大众纷纷开始根据自身的利益取向而加入到各种社会组织之中。社会民主运动迅速从舆论准备阶段迅速进入政治组织阶段。一些冠以“俱乐部”、“人民阵线”等名称的政治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社会民主运动由思想领域迅速转变成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并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内涵:既是具有敏锐政治触觉的社会精英在国家转型过程中为攫取权力而裹挟社会民意的组织化行动,又是广大不满现状而希望通过集体行动来达成自身愿望的社会民众的群体性行为,更加不可忽视的是一小部分仇视苏联共产党统治的怀有敌视立场的人在社会情绪过激化情况下的采取的煽动性、破坏性行动。最终,在反对苏联共产党统治的统一政治目标下,社会民主运动采取了形式多样的组织活动方式,裹挟着社会大众的“民意”,在社会各个领域掀起了狂热的政治浪潮,持续性地对苏共发起了政治攻击。在这一过程中,领导社会民主运动的知识和政治精英们主要采取了两种主要的活动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操纵社会舆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公开性要变成现实并成为人民对官僚机关的监督就必须让人民有真正说话的权利和渠道。那么,哪些人才能保障人民的这一政治权利的发扬呢?只有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鼓吹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认为,作为时代良心的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改革,他们乐意挑起改革的重挑并能够使报刊杂志这个“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的和群众性的论坛”能够发出“公民的自信的声音”[24]。为了保证这种声音的发出,戈尔巴乔夫对新闻舆论界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任命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为《莫斯科新闻报》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担任《火花报》主编、加夫里尔•波波夫担任《经济问题》主编。此外,其他中央报刊如《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国家报》、《莫斯科新闻报》、《计划经济》等等也遭到了撤换主编的命运,最终都由“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变为“支持”戈尔巴乔夫。1989年10月19日《真理报》总编辑维克托•阿法纳西耶夫被撤换,成为社会舆论全面激进转向的主要标志。到了1990年初,已有上千种的出版物掌握在反对派的手中。[25]当主要的社会舆论工具开始掌握在政治民主派手中的时候,它就成为这些民主派人士扩大政治影响、组织政治力量的主要手段。掌握了社会舆论的民主派们开始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大力抹黑和歪曲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污蔑留在党内的党员干部群众都是些“不正派的人”,并用“民主”“自由”“公正”“人权”的概念为社会大众构建了一个美好的生活远景,从而成功煽动起社会大众对苏联共产党的不满和仇视。[26]于是,“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27]。

  

   另外一种活动方式就是建立政治组织并最终成为政治反对派。事实上,当社会舆论工具被民主派们用来分裂苏联社会时,社会民主运动就走向了实质化的政治——派别政治。党内不容许有派别存在!这是苏联共产党的组织铁律,也是苏联的政治高压线。“我们认为在我们党内不容许有派别存在,因为显而易见,在党内存在着各种有组织的派别,就会使统一的党分裂成一些平行的组织,就会在国内形成一个或几个新党的萌芽和细胞,也就是说,会瓦解无产阶级专政。”[28]赫鲁晓夫的下台,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把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的鲁莽作法在事实上造成了党的内部分裂,这是党的官僚集团绝对不能允许的。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推动改革要不要允许党内有派别存在呢?戈尔巴乔夫的回答是肯定的。“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一种印象:列宁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29]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党内必须有反映各种社会集团利益的纲领派。他对斯拉文说:“一旦我们给发扬党内民主进程创造了条件,党内立刻出现了许多运动和纲领派。”[30]截至1990年,苏联共有2000到3000个所谓的“非正式”小组和团体。约有200到250万人参加了上述组织。[31]

  

   然而,被戈尔巴乔夫视为民主新力量的这些政治派别们并没有发挥其健康积极的作用。恰恰相反,在一个政治秩序即将崩溃、国家权力重新分配的历史时刻,所谓的民主新力量只不过是披着民主外衣的政治投机客而已。“民主派作为一个具有自由思想,充满新的隐喻、新的口号和寓意的群体出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停滞、沉闷和腐败的环境中。他们玩自由的游戏,闪现出思想的火花,而后经过我们的引申,又建造了不少空中楼阁,加入了这场游戏。其实这里头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我们闯进了一个镜花水月的世界,是我们自己塑造出了这些民主派的形象——那是与令人讨厌的苏斯洛夫比较的结果。”[32]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主席克留奇科夫就认为:“所谓的民主运动是一股活跃的破坏力量。这个含糊不清的术语的涵义是要为各种不同的机会主义流派提供一顶大保护伞。”[33]事实上,社会民主运动的确聚集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流派和观点的社会团体的代表。在利加乔夫看来,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流派把改革推上了绝路。“改革的真正的悲剧甚至是惨痛就在于,改革的领导者们不是同所谓的保守派进行正常的、健康的辩论,而只是热衷于同他们斗争,没有看到(确切讲是不想看到)正在坐大的真正的主要威胁……应该认识到,热衷于同‘保守派’进行政治斗争以及纵容当初以民主口号为掩护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是改革的致命错误。”[34]

  

   四、政治多元化下苏联共产党竞争能力的丧失

  

尽管政治派别的出现可能预示着苏联共产党作为统一团结的政治组织的瓦解,但是戈尔巴乔夫仍然坚持把政治派别的存在视作苏共党内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在他看来,“在我国历史形成的一党制的条件下,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一种经常起作用的自由对话、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价的机制是一个极其有意义的问题”[35]。而在政治解禁的刺激下,党内的分裂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允许党内派别的出现只不过是对现实政治的承认而已。“问题全在于我们这个党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当改革带来的自由之风刚刚吹起的时候,就轰动一时地、有时甚至是气势汹汹地冒出了各种各样的、包括十分对立的政治流派。”[36]然而,问题并非仅仅于此。党内的分裂以及政治派别的大量存在都预示着戈尔巴乔夫将采取合乎逻辑的政治举措: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1990年2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共产党“打算努力争取执政党的地位,但是将严格地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不利用任何形式的法律或政治上的优势”[37]。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决定修正宪法第六条,消除苏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对此,美国密歇根大学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所所长罗曼•什波尔卢克说,使多党制合法化“实际上就是承认苏维埃制度是非法的,就是抛弃了列宁主义最基本的原则”[38]。3月12——15日,第三届(非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1771票赞成、264票反对、74票弃权通过了对苏联宪法第六条的修改。对宪法第六条修改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多党制。“取消宪法第六条对产生新的政治组织和运动有刺激作用。其中以民主为导向的组织——农民党、农业党、俄罗斯人民党、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党、俄罗斯民主党等占有显著地位。在自己的纲领中,它们都赞同民主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39][A9]苏联人民代表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说:“这是走向西方政治制度的第一步。”[40]事实上,如果政治派别仅仅被严格控制在苏共党内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在政治形式上或名义上保持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是一旦破除了多党制的政治禁忌后,党内的政治派别迅速越过党的组织界限而具有了自己独立的政治意志和利益。于是,在整个社会弥漫着反苏反共的仇视氛围中,拥有一千九百多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事实上只剩下一个政治空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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