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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方旭东:“生活儒学”问难:何为正义?

——关于儒家伦理学的富春山对话

更新时间:2018-04-09 19:46:12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方旭东  
而是家族结构,皇室是一个家族,外戚又是一个家族,社会上还有很多大家族。实际上,帝国时代的主要政治斗争,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大家族之间的斗争。所以它是一个家族时代,生活方式是家族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个体性同样是不存在的。

  

   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现代转型,社会主体是什么?不仅不是宗族、家族,而且不是任何形式的家庭,而是个人、个体。这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来。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社会主体就是个体,不是家庭。因此,关于儒家与家庭的关系,或者说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的问题,要重新考虑。我一直想写这样一篇文章,没有抽出空来,就是关于“儒家个体主义”的文章。现在家庭形态的多元化,许多现象都意味着人类的家庭这种生活方式在转型、在个体化、甚至在解体。

  

   与此相关,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现代价值,包括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等八大基本价值,你可以发现,后面七个价值都是古已有之的,特别是在西方,它们并非现代才有的;它们之所以成为现代价值,就是因为落实到了个体主体性身上。换句话说,离开了个体性,一切现代价值都不再是现代价值。[⑨] 所以我特别强调个体性这一点。我这个观点,和很多儒者的观点发生了冲突。例如安乐哲先生,我公开批评过他,他说西方是个体主义的,儒家是关系主义的,我说,你这样讲儒家,儒家就完蛋了。[⑩]

  

   基于这一点,我进一步讲的就是“国民政治儒学”。你问我有没有讲出儒家的某些与罗尔斯的处理方式不同的东西,老实说,我没有讲。一篇文章嘛,篇幅有限,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谈很多细节问题。我只正面讲基本的问题,就是:按照儒家“礼有损益”的原理,面对生活方式、社会主体的现代转型,儒家今天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社会规范如何建构?制度安排如何进行?我不考虑各国之间的差别,而只考虑基本的现代价值。刚才谈到的八大价值,甚至关于婚姻、家庭问题,我都谈到了。说实话,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宜多谈中西之间的差异、儒学与西方思想学术之间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强调人类共同的现代文明价值。

  

   最后,归结为我所讲的“三民主义”。其实,我所讲的“三民主义”是有独特性的,我想,这应该就是今天的儒家应有的讲法,它既不同于孙中山的讲法,也不同于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讲法,所以,我全部都用英文标注了,以免误解。例如这个“民”,我没有用“people”。“people”这个词千万不能滥用,以“people”的名义杀人的太多了!我用的是“civics”,就是“国民”,并且分析了“国民”这个概念的个体性。

  

   方:你专门用这个“civics”而不用“people”,很值得玩味。

  

   黄:我好几篇文章都提到过这个问题。“people”这个词语,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在实际使用中是有问题的,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谁也不是人民。结果,个人的权利无法得到落实。

  

   方:我现在要提的问题还是跟罗尔斯相关的。罗尔斯讲正义论,他提出两条基础性的原则,尤其是一定要保证最不得益者的损失最小,我觉得比你笼统地、抽象地讲“民有、民治、民享”可能更具体、更深刻一些。

  

   黄:确实,罗尔斯讲的更为细化一些,而我这篇文章只是讲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二、儒家价值与西方价值:普遍性与现代性

  

   方:我作为一个听众、读者,可能会对你仅仅谈这些基础性或者抽象性的原则问题觉得不满足,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如此复杂的情形。当然,你的思考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完善,我相信你还会有进一步的思考,这个问题我就不再追问下去了。

  

   现在我转到另外一个问题,它跟现代性有关系,但更跟你整个的“中国正义论”甚至“生活儒学”有关系。当然,你我所持的现代价值立场,比起我提到的“开历史倒车的儒家”,显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如果你仅仅是现在这样一种讲法,针对现代转型,儒学对此做出回应,然后认同西方现代社会的这些基本价值,那么,人们可能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直接用西方的这些基本的现代价值来讲就好了,你讲的这套东西为什么命名为“儒学”?它的儒家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到现在为止,你的讲法好像基本上跟西方的现代价值没什么区别。当然,你可以说你是用“仁”“义”“礼”这些儒学概念来讲的,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

  

   黄:你所说的“实质”是什么意思呢?

  

   方:我的意思是说,你用中文的词“礼”,英语可能是用另外一个词“institution”(制度),但是,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实质上还是西方的概念。不仅如此,事实上,连“民主”“自由”这样的词语,你也不回避,这就是说,在基本的工具——语言上面,你使用的也不完全是带有中国性的词语。即便你全部换成汉语的词语,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人家可以这样说:你讲了半天,其实就是西方的这些现代基本价值,哪个地方是儒学的?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黄:从层面上来看,这是两个问题。首先是语言的问题,然后我再说观念的问题。

  

   实际上,且不说现代的儒家,甚至古代的儒家,包括宋明理学,乃至于整个汉语,大量的词语都是外来的,比如说是从佛教来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他们使用了佛教的词语就认为不是中国的或者儒家的东西了。这是语言转换的问题,一个族群的语言总是在转换中、发展中的。宋明理学有很多词语就是佛教的词语;即便有的词语不是佛教的,但也是后来才产生的。比如说,孔子什么时候讲过“天理”?但我们并不因此就否认程朱理学是儒学。所以,在语言上,我觉得不是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词语实际上表达的观念是什么?我认为,这其实是观念上的问题。当我们说这些现代价值是“西方的”的时候,这种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当然,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这些价值确实是首先在西方出现的,他们的社会转型比我们的更早,他们更早发展出这些价值,这没问题,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如果因此就说它们仅仅是西方的东西,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东西,那就不对了。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都是人类,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现代转型,制度安排也会转型,这不是特殊主义的思维方式能够解释的问题,这些现代价值对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来讲是普世的。我说的“普世的”不是“universal”,而是“global”,就是全球性的现代转型、全球性的生活方式转变,这是普遍的东西。

  

   那么,这些现代价值在什么意义上和儒家有关系?这就涉及我刚才讲的儒家的那么一套原理,即我称之为“中国正义论”的一套制度伦理学原理。现代价值其实是可以从这套原理中推出来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这有点像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想从儒学的原理中开出现代性的民主与科学。你可以批评他们:民主、科学是西方的东西,和儒家有什么关系啊?但是,牟宗三想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他认为儒学是可以开出这些现代价值的。其实,我做的也是这个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是接着他们做的。为什么要接着他们做呢?因为他们的路向是对的。只不过大家认为他们没能真正开出来,他们的那套讲法未必能开出现代价值。我想,我的这套讲法是可以开出来的。

  

   更深层一点思考:什么是儒家?把儒家在历史上建构过的许多东西拿出来看,你都不能说“这才是儒家”。比如说,儒家建构过“三纲”的价值,但不能说只有儒家才讲“三纲”,事实上法家讲“三纲”比儒家更早;也不能说只有讲“三纲”的才是儒家,孔孟就没有讲过“三纲”。儒家的真正的独特性,在于用唯一的一个观念来说明一切事物,说明宇宙世界中的一切存在者是何以可能的,这个观念就是“仁”或者“仁爱”。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宗教或者哲学学派是这样来谈宇宙世界的。基督教也谈爱,但那是上帝之爱,上帝才是那个根本的东西。而在儒家这里恰恰相反,仁爱才是根本的。儒家用仁爱来给出一切,没有比仁爱更本源的事情了。所以,我的判断非常简单:如果你试图建构一个理论系统,用以说明宇宙万物,那么,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要你不是用仁爱来给出一切、阐明一切,那就不是儒家;反之,哪怕你是个美国人,只要你用仁爱来给出一切、阐明一切,你就是儒家。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方:对你刚才的回应,我想先做一个评论,再提问。先作评论。听上去,你做的这个工作,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仍然在继续现代新儒家的工作,只不过以往人们对现代新儒家的评论是他们开得不成功,而你认为你可以成功地把现代价值开出来。这个思路,有批评者认为,其实就是证明:西方有的,我们中国也有。

  

   黄:不,西方有的东西我们没有。比如民主,我们过去确实没有。

  

   方:你的讲法和牟宗三他们的讲法不一样。牟宗三要把它开出来,意思是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是能够从我们的儒学里开出来的,这其实就是证明我们是有的。

  

   黄:牟宗三不是这个意思。比如民主,牟宗三并不认为儒家已经有了民主。他只是说儒家有一套“政统”,是可以开出民主这个东西来的,但现在还没有开出来。牟宗三没有说民主在中国本来就是有的。

  

   方:关于牟宗三具体是怎么样讲的,可以讨论,这离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稍微有点远。我的意思是说,从整体思路上来反思的话,你也承认,你是接着现代新儒家来讲的,整体的致思方向是一样的,也是讲儒学能够和西方的这些现代价值衔接起来,并且能够用仁爱这种儒学的根本原则去解释或者演绎出西方现代的这些基本价值。

  

   黄:我的观点是把“西方的”去掉,直接称之为“现代价值”,因为它们不单纯是西方的东西,而是人类的现代价值。

  

   方:我之所以加上“西方的”,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讲。当然,你这个辩正是很重要的,但为了表达方便,以前人们用这个词称呼某个东西,我们现在还延续;如果以后大家都接受你这个观念,就不讲“西方的”了。儒学可以开出这些现代价值,但是这样一来,从整体的结论上来衡量或者评价的话,可以说,对于这些现在价值本身,你并没有增加其他东西。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

  

黄:是的,在基本价值上没有增加什么其他东西。但是,在细节上,中国要建构具体的制度,它一定不同于所谓“西方的”那套制度。其实,西方世界也是这样的,法国的、美国的、英国的制度都是不同的。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至于说我们中国所要建立的具体制度,肯定不会跟美国、英国的完全一模一样。西方也是这样的,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新加坡的制度都很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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