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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市民化”与“国民化”:审视中国城市化困局

更新时间:2018-04-09 19:32:02
作者: 陈映芳 (进入专栏)  

  

   一、城市化困局中的“市民化”

  

   自上世纪末以来,“城市化”在中国获得了特殊的价值正当性,其背景之中,无疑有发展主义、城市主义这些意识形态的支持。而在社会功能层面,城市化除了可能驱动经济发展并改变社会形态、提供人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它所以能被置于价值高地,还因为它被预想为改变中国城乡间社会区隔、实现国民身份平等化的一个主要途径——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或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社会转折过程中,保留了一整套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身份体制,这套制度直接与国家再分配体系挂钩,且具有属地化和等级化的特征。这使得人们在各种身份之间无法获得平等的国民地位及再分配待遇。在此背景下,以乡城间、区域间的人口流动为主要形式的城市化,在人们的发展期望中,便成为冲破这种身份阻隔的主要渠道。也正是缘于这样的现实情景和对社会进步的期望,笔者在2003年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国农民如何“市民化”的议题。(陈映芳,2003)基于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实践逻辑的理解、以及对被“农转非”的征地农民的实际状况的考察,笔者认为,农民的市民化应该是中国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一个。

  

   自那以后,匆匆十多年过去,我们看到,“市民化”研究已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同时它也已经被列入到了各地政府的各类政绩指标中去。但是,这个命题的尴尬处境是我们不难发现的:今天中国各地的农民(及其子女),正在被当地政府期待或要求“市民化”,而他们从各地城市政府获得非农户籍身份的主要方式,是“赎买”[1]——除了通过在教育市场的投入而以高学历换取城市户口外,以土地换户口、购房换户口、补交养老金换户口等等,不一而足。(陈映芳,2014)在此过程中,各地各级城市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政府经营的身份市场——在“作为法团的地方政府”和作为公民社会权主要赋权主体的地方政府之间,这或许可被理解为地方政府应对自身角色困境的一种理性选择。[2]

  

   近几年来,我和我的研究生们一直在从事一项有关“人的城镇化”的课题研究。这期间,我们先后调查了山东农村“被上楼”的农民的情况,湖北农村青年在本地就业和生活的情况,城市中流动儿童的情况,安徽返乡农民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情况,还有沿海和内地不同地区老年农民的养老状况,以及上海外来农村媳妇的情况等等。一系列的调研让我们发现了不少问题,并让我们较为清晰地意识到,“人的城镇化”在中国正陷于结构性的困境之中。

  

   众所周知,“人的城镇化”、“就地城镇化”,这些都是近年来国家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方针、导向。但是,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如果说城市化(或称城镇化)是一项既定的国家发展战略,而人的城镇化是国家主导的一项社会工程,那么,为这些走在城镇化路途之上的人们赋予市民权的主体到底应该是谁?市民化与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从法哲学或成文法来解释公民赋权问题,这应该是法学家的任务。在试图以经验研究来揭示实践逻辑的我等看来,是国民身份地位的差异性和地方间的身份壁垒,构成了今天人们“市民化”的社会动因。就功能而言,“市民化”有着作为公民赋权体制和社会流动渠道的多重属性。而在相关体制的运行中,系统所具有的不同功能的此消彼长,应该说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城市政府、市场、以及包括相关农民/市民在内的各种不同主体间互动的结果。这其中,在国家总体的政治经济框架中,以及在城乡间关系、城市间关系的制约下,掌握着具体政策主导权的,是地方/城市政府。基于地方的发展需要和政府的自身利益考虑,地方/城市政府可以选择性地对部分农民实施征地、并给予相关农民予身份转换。也可以制定、调整地方性法规和政策,给各种“外来人员”(包括人才、投资者、劳动力、投亲移民等)支付户籍身份及包括居住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等在内的各种待遇。事实上,今天的“市民化”体制,不仅包括了农民由农村户籍身份转变为非农身份的变化,也包括了人们在城市间的迁移和身份转变。在这样的迁移过程中,无数人以种种努力实现了身份的流动。而与此同时,这样的制度设置与国民身份平等化的预设目标之间,已经是南辕北辙。

  

   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国民化”

  

   当我们讨论“人的城镇化”或“农民市民化”问题时,“国民”无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概念,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在呼吁国家给予农民和农民工更多、更平等的“国民待遇”。[3]但是,在学术界,如何讨论与“国民”概念相关的中国问题,却一直是一个不无纠结的特殊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学界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国民化”历史资产作必要的梳理。

  

   已有学者指出,出现于晚清中国的“国民”概念,不同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citizen” (公民)或“citizenship”(公民权、公民资格)概念——它们通常被用以指称一种政治社群的成员资格及其成员应得的平等权利。中国的“国民”概念是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形成而形成,它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企划(national project)的重要构成部分。也因此, “国民”概念在中国曾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推崇、利用甚至扭曲。(沈松侨,2005)事实上,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国民”概念被镶嵌于意义复杂的文化脉络中,它有以民族整体为目的的民族主义底色,但也包含了民权、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它曾是政治理想、文化主张,如梁启超、孙中山等提出的新民说和国民国家构想,以及众多知识分子主张的国民性改造。此外,它也曾在实践被建构为一套正式的国家制度,包括了国民教育体制,还有以“国民”命名的政治军事体制等等。

  

   毋庸讳言,自近代开启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蕴含着一个“国民化”的政治/社会过程。此过程由国家所主导,并得到了思想/文化精英们的全力支持。(Harrison, Henrietta, 2000)除了教育、政治、军事等正式的体制建构,以及知识精英们的文化启蒙运动乃至亲力亲为的社会实践运动外[4],其过程中还包含有国家为国民赋权的一系列社会工程,诸如“国民身份证”的颁发、 《市组织法》[5]的颁布、国民大会的召开,以及国家以解放或保护妇女/儿童为主旨的各种法令的颁布等等。当然,在民族危机、抗日战争中,由国家及各种政治、文化、社会力量共同发起的全民救国总动员,应该是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国民化”运动。

  

   “国民化”历史进程在中国之所以成为学术界、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至今较少被涉及、事实上也可能很难被厘清的议题,除了上面所讲的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复杂的面向以外,还因为“国民”作为一个元概念,在学术上涉及到了中外各国在“民族-国家”与“国民-公民”之间中的诸多复杂问题。

  

   首先,涉及到作为学术议题的“国民化”,我们不能不面对中外学术史上纷繁的价值/理论谱系,以及东西方各国不同的历史脉络及其制度差异。这其中,有不能不参照的普遍规律,也有不可不鉴别的历史沉荷,尤其涉及到东亚各国的国家现代化历史——中国近代的“国民”概念、现代国民观,以及作为现代国家目标的Nation-state的最初设想,主要是清末民初的政治思想家们从日本引入中国的。(沈松侨,2012;段江波,2016;王柯,2011)[6]

  

   与此历史背景相关联,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发生于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与国民主义”之论争和“主权在国与主权在民”等的论争(邹小站,2102;章永乐,2012),折射了国家现代化目标及进程中的种种张力。这张张力既存在于国家与国民之间,也内在于“Nation”这一概念本身——在汉语语境中它具有“民族”和“国民”的双重含义。在现实的政治实践过程中,这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会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局面而被忽略或被遮蔽。但作为一个国家建设方案、或作为一个思想议题,如何协调“作为整体的民族”和“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国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落实成员间的平等关系,这在现代及当代中国似乎一直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

  

   就现代国家的建设目标而论,Nation-state本身具有双重属性,即作为领域组织的国家(一般认为这是前现代国家即具备的属性),和作为成员组织的国家(这通常被视为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属性)。(佐藤成基,2014,pp126-130)另一方面,国民的国族认同(Nationhood)和国家的公民权政策(Citizenship policies)等的形成,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脉络和实际差异。(Rogers Brubaker,1998)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成员组织的现代国民国家的一个根本性制度,是国家赋予国民平等的公民权,包括平等的民事权、政治权,以及生命/生活受国家保障的社会权。[7]而这,正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也因此,当我们今天谈论如何破解有关“市民化”的种种结构性难题时,有必要将其放入到近代以来国家建设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反思。有关中国现代国民观的问题,近年来史学界已有一些可贵的研究成果面世。同时,围绕世界历史上民族建构、国家建构以及nation-state 建构诸问题,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不断被翻译介绍至国内。(杨雪冬,2005)。不无遗憾的是,涉及到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及东亚国家等的近现代国民化历史,国际学术界的一些具有深刻反思性的作品,似较少被介绍进来。如George L. Mosse(1975)的研究,通过对“大众的国民化”进程的分析,解释了德国民众是如何被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浸染,进而被卷入到纳粹主义中去的。在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西川长夫的“国民国家论”[8]为代表,思想界、学术界对近代以来的“国民国家”的反思已经形成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思潮。在西川的系列研究中,近代以来的国民国家被认为是殖民地的装置,而“国民化”是一个由国家统合国民的过程——尤其在日本,国民化正是伴随着国家的帝国主义化、纳粹化而被推进的。(西川長夫,2013)

  

   对学术思想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寻找超越现实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当代中国的国民身份制度与近代早期思想家们的某些国权为先、民族整体利益为重的国民观和国家建设方略不无关联。可事实上,当初思想家们提出的重要观念和基本目标,在今天民族/国家已经独立并崛起的情况下,有些至今仍被悬置。例如在梁启超的国民观中,既包含有国民自觉个体属于整体、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以及国民自觉其为国家所有人之义,须尽责任和义务来维持国家等内容,同时却也明确有“国民是国家主体”、以及否认阶级不平等和特权的“国民平等”等的基本理念。(段江波,2016)另一方面,在国际学术界对nation-state的反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便如西川长夫等学者对现代国民国家提出有尖锐的批判,但其思想内核,正是试图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在公民性与民族性之间,探寻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体现的是对人的解放、个体平等的价值追求。(西川长夫,2013,p167)

  

由国家-国民关系而思考“国民化”议题,我们还可以从有关现代国家建设理论中发现一些可供参照的学术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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