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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市民化”与“国民化”:审视中国城市化困局

更新时间:2018-04-09 19:32:02
作者: 陈映芳 (进入专栏)  
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现代nation-state的建构,实际上存在着作为权力体系的国家的建构(state building),和作为成员共同体的民族/国民的建构(nation building)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及两个进程(这两个过程理论上可能先后发生,现实中也有可能是共时的)。如蒂利(Charles Tilly,1975)的研究说明了,国家的建构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而民族/国民的建构表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参与、承担义务和忠诚。德国学者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则认为,国家构建就是国家实现对暴力、税收、土地等垄断或独占的过程,其推动力是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展。(杨雪冬,2005)另外英国学者T.马歇尔(Marshall,1963)重点探讨了“民族/国民”的构建问题——众所周知,“公民资格”(citizenship)正的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无论如何,民族/国民国家的建设,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过程。

  

   这其中,“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价值竞争关系,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国家建设过程之中。而在近代东亚国家和一些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伴随着nation的兴起,还存在着“民族”与“国民”之间的价值地位竞争。也就是说,在东亚各国的nation-state建设进程中,“国民”之价值地位,不能不面对来自于“国家”和“民族”的多重竞争。事实上,近代东亚各国的“国民化”进程,多是由“国家”为主导,并以“民族”整体利益为首要目标的。

  

   这样一种“国民化”进程,在西川正夫的研究中(如下图所示),既是国家建构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国家整合社会、经济、文化和每个个体的复杂过程。(西川长夫,2013,p24)

  

  

  

   在此过程中,每个个体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制和被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的时空之中,被改造、被规训,经此而变成一个个符合国家功能需要的标准“国民”(西川长夫称之为“怪物”)。(参见下图)(西川长夫,2013,p24)

  

  

  

   以这样的分析框架为参照,我们或许也可以将中国一百多年来艰难曲折的国家建设历程,纳入到由国家主导的国民整合及国民化(文明化)的过程中去加以理解。但显然,当代中国的国民化历程形成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些轨迹,并建立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套国民制度。

  

   三、“市民化”的诸问题

  

   基于近代中国的历史情景和思想渊源,中国曾形成了国权为先、民族整体利益为重的国民观,并经历了复杂的国民化历程。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今天同样被赋予了国家发展战略使命的“城市化”、“市民化”,又开始承担了(或被期待承担)改变国民身份区隔的使命。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资源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中国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但起码有两大因素限制了“市民化”预设目标的真正落实。其一是原有的等级化国民身份制度依旧被保留。而在社会部分转型(partial transition)过程中,各种新旧利益集团具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让不平等的再分配体制不断延伸和再生,也因此,尽管大量的农民获得了非农的户口,市民也获得了在城市间流动/迁移的自由权,但等级化的国民再分配体制却并没有消失,相反更为精致了。

  

   其二是现有的“市民化”制度设置,它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国民身份属地化(区隔)的制度。在此框架下,人们获得的只是在地方间、城市间实现身份流动的可能性。各地城市政府在经济增长竞争、人力资源竞争以及财政负担压力等诸因素下,纷纷创设功利性的政策,为投资者、购房者、人才、征地农民、紧缺劳动力、投亲者等不同人群区别化地支付“部分市民待遇”或“完整市民待遇”、甚至“超市民待遇”,由此,属地化的等级身份被延伸和不断再生。与此同时,它还导致了流动者个体身份碎片化状况的加剧——每个国民在其国家公民身份与地方公民身份之间,政治权主体与民事权主体、社会权主体之间,以及户籍身份、居住身份、职业身份及家庭身份等等之间的空间区隔,让人们在居住地的日常生活中,普遍面对如何获得完整的国民资格的难题,这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当今世界各国的各种国际移民制度,被中国各地城市政府选择性地移植到国内。凭借着“市民化”的一系列制度创新,“流动人口红利”、“移民红利”、“土地/房产地红利”等等也成功地助推了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增长。

  

   我们可以认为,相对于社会转折之前的户籍制度和工作分配制度,今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个体身份在乡城之间、地方/城市之间的流动自由,这是社会趋于开放、进步的表现。但是,“市民化”的局限和弊端已经显现:以地方/城市政府为赋权主体、以城市经济竞争力为主要功能目标的这样一种流动体制,无论是对于国民身份的平等化,还是对于国民的国族认同,都可能带来深刻的影响。

  

   首先,如前所述,由于“市民化”是以国民身份等级化与属地化这两个基本制度为框架而展开的,所以市民化制度的实践并不能达成国民身份平等化的目标。而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看到,这几十年来,有两个隐性的制度,正在规定着中国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并左右着国民化的进程。

  

   其一,一个与国民身份等级体系密切相关的城市等级体系已经形成。现代城市在市场竞争和地方自治的背景下,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特色或人口规模、社会发展水平等差异,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城市现象。但是中国城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更建立有一套具有鲜明体制特色的城市等级体系。这套体系首先包括了城市之间的政治/行政等级——由首都-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县级市等组成的一整套高度政治化的城市等级体系。而根据不同的城市行政级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教育、文化、医疗等各种公共资源在配置方面,也实行非均等化的投入。如此,生活于不同城市的居民,除了受到因城市经济力所造成的生活机会不等的影响,同时还不能不受到不均等的公共资源配置体系的影响。这事实上构成了国民在城乡身份差异之外的另一重国民地位差异。由此,人们在不同等级的城市之间的迁移——异地间的再市民化,便成为今天中国社会中另一种普遍的流动模式。现实中,许多人即使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了在本地区的阶层间上升流动,他们也依然会不断地致力于城市间的向上流动。

  

   其二,中国这些年的市民化进程,恰与全球化同步展开。在此过程中,不仅国内形成了人口流动大潮,在国际上,中国也成了一个国际移民的出口大国(尤其是技术移民、财富移民)。[9] 也就是说,当中国的地方/城市政府选择了与国际移民制度相类似的方式,在国内展开财富和人力资源竞争的时候,中国的国民事实上进入到了一个在乡城之间—城市之间—国际之间的移民制度连续统之中。

  

   在现代社会,民族/国民国家的国民身份,是所有人最重要的制度身份和身份认同。对任何一个在母国拥有平等、完整的国民身份的个体而言,放弃其国民身份都是一个重大的选择——这理应是国民化的结果和意义所在。[10]在这里,将国内的市民化制度与国际移民制度作简单的类比,有不尽妥当的地方,而对国内外移民的行为选择作规范的比较研究亦非易事。不仅因为目前各地、各级城市的市民身份给付制度复杂多样、政策多变,而且世界各国的移民制度也各不相同。此外,与地方公民身份不同,国家公民/国民身份涉及到文化认同、政治忠诚等国族认同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忽略种种复杂的因素,仅就目前国内市民化与国际移民的迁移成本及所获得的身份而言,起码有两个基本的差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差异之一是国内某些一线城市的市民化门槛和成本,已经比国际移民的门槛及成本更高。即以投亲移民制度为例,依照目前我国几个超大城市的婚姻移民制度,外地配偶获得本市永久居留权(户籍身份)所需要的年限,往往高于国际上主要移民国家和中国境外地区。差异之二,是国际移民在移入地所获得的身份,通常是所在国平等的国家公民身份,[11]而在国内,新市民、新移民们在移入地所获得社会权依然是属地的、等级化的。

  

   综上所述,今天中国的“市民化”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制度,不仅选择性地继承了近代以来各种价值观念和各时期不同制度的复杂遗产,也受到当今全球化潮流及国际资本逻辑的深刻影响,被嵌入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所不同的,是中国不仅要面对国内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严重的发展失衡局面,同时还要面对世界各国的国家现代化和国民化的水准落差。[12]这样的局面对中国形成了特殊的挑战。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加强中国国家现代化和国民化的进程,这已经不是以地方/城市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城市化及其市民化的体制所能担当的,它需要国家作出重大的发展战略调整。

  

   参考文献:

   查尔斯·蒂利著、 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陈映芳 “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陈映芳,“权利功利主义逻辑下的身份制度之弊”,《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1月下。

   段江波“梁启超‘国民观’的历史建构及其现代意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期。

   T.H.马歇尔等著,郭忠华、刘训练译,《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7

   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 《二十一世纪》2011年10月号,Pp44-56。

   杨雪冬“民族国家与国家构建:一个理论综述”,《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复旦政治学评论II )[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邹小站:《清末十年的民族主义与国民主义之争》,郑大华、邹小站主编:《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思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章永乐,清末民初的“主权在国论”:一个理论命题的重构,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363.html,2012。

   沈松侨,“近代中国的‘国民’观念(1895——1911)”,鈴木貞美 / 劉建輝編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諸概念の成立――近代東亜諸概念的成立』   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2012。

余項科「三十年代中国における国民形成の展開と挫折——梁漱溟と地方自治の一考察」『アジア研究』44 巻 (1997-1999) 2 号201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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