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不忧天地万物之难知,而忧一己之难省

——《文艺报》李希凡、冯其庸专访之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2 次 更新时间:2018-04-07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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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2013年5月15日,《文艺报》以整版篇幅编发孙伟科的专访《文艺批评的世纪风云——文艺批评家李希凡访谈》,2014年1月24日,又以同样规格编发赵建忠的专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访文化学者冯其庸》。冯其庸生于1924年2月,已是九十高寿;李希凡生于1927年12月,亦届耄耋之年,虽冠以“文艺批评家”“学术大家”,人们关注的却是红学方面的是非功过。《文艺报》此举既体现尊老敬老的美德,亦有促红学健康发展之意,谅非应景而已。

拜读之下,最强烈的印象是受访者自省意识的反差。荀子云:“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欧阳起鸣《论范》进一步发挥道:“善为学者,不忧天地万物之难知,而忧一己之难省。一旦反观而内省,境彻而理融,则八荒洞然,皆在吾闼。”二位学识渊博,堪入“耄儒”“耄学”之列;惟于学术生涯之回顾,李希凡与“反观而内省”庶几近之,冯其庸却不免“一己难省”,若以不遮蔽、不粉饰的态度予以比较,当代红学利病将立呈于前。

李希凡写了不少文章,出了不少书,因了特殊机缘,还参与了不少重要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暮年的李希凡,对一生所做事情的“对”和“错”,——包括“对”里面的“错”,“错”里面的“对”,大体皆有诚恳的反省。如对于吕荧,坦承是学生时期崇拜的偶像,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典型人物的创造》,就是被吕荧推荐到《文史哲》上发表的。后来吕荧受到冲击,违心地在校方组织的批判中批评了自己的老师,始终感到内疚,上世纪80年代以编辑《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来弥补这一错误和缺憾。又如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曾用“不认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存在官僚主义”的条条,扣上“企图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党”的大帽子,等等。在彼时政治氛围下,做过类似错事的人不止一个,李希凡能主动反观内省,表明他从不自以为是“重要角色”,表现了学者的应有风度。至于和何其芳的关系,既检讨对他有报复情绪和粗暴之处,在学术观点上仍不赞成他的“典型共名”说(爱哭的女孩子就是“林黛玉”;一个男孩子喜欢很多女孩子,又被许多女孩子喜欢,就会被称为“贾宝玉”),保持着自己角度的理解和个性的锋芒。

如何看待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评,李希凡的认识是:自己是阶级论者,一开始就是从社会意义上分析《红楼梦》的,尽管可能很幼稚、很浅薄,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否认《红楼梦》反映出来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在阶级观点逐渐“淡出”乃至“失宠”的当今,这样说是要有理论勇气的。针对某些红学史家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那次思想批判运动,是对俞平伯著作的“误读”,李希凡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因为有许多文章都是出自名家,而且切中了新红学的要害。“新红学派”认定《红楼梦》是作者自传,并斤斤计较于小说的琐细,对于《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思想艺术,真的是在“误读”。他认为,如果没有1954年的“评俞批胡”运动,《红楼梦》深广的思想艺术价值是不会得到重视的,“红学”也不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和发展,持续地具有“显学”地位。

即便如此,李希凡并未找到最好的自我辩护词。我和曲沐、吴国柱在《红学百年风云录》中说:“李、蓝自以为超胜俞平伯的是什么呢?那就他们找到了当时最新最流行的现实主义理论,判定《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然后再运用有关现实主义的一套理论去解读《红楼梦》。将《红楼梦》看作一部反映了一个时代本质特征的政治历史小说,这种对《红楼梦》全新的价值判断,旋即与时代的主旋律相呼应,成为被推崇的治学方法的示范,对于流行已久的古典文学研究模式,具有一举扭转乾坤的普遍意义。”现在看来,运用当时最新的“现实主义”理论,尽管有不完善甚至牵强之处,比起时下套用“符号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之类的新方法来,仍然要切实有效得多。

而冯其庸早以“红学巨擘”自居,专访中看不到丝毫的自省意识。访谈一开始,就借“冯其庸学术馆”大肆自我标榜。我曾三次去前洲冯公馆朝圣,此馆为无锡市惠山区政府文化建设工程,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2300多平方米,总投资2000余万元,设有成长历程、学术成就、书法绘画、西部文化摄影、古代石刻收藏五个展厅,其《序言》赫然写道:

在红学研究中,从曹雪芹家世谜团的解疑、各种抄本的遴选甄别缕析,到对作品思想艺术研究作出新解,冯其庸不仅扫清了红学研究中久存的重重疑云,创立了新的排列校勘法,还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有着独辟蹊径的解读,在中国红学研究上创出了一条新路,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作为艺术珍品的《红楼梦》熠熠闪光,冯其庸的红学研究也将伴随名著一同长存于世。

序言将冯其庸的红学研究成就归纳为曹雪芹家世、抄本的遴选甄别缕析与作品思想艺术研究三大块。其实,冯其庸对《红楼梦》思想的论述,未脱“曾经历过从富贵荣华到败落凄凉的一段经历,仿佛是黄粱一梦一样”(《红楼梦概论》)的套路,艺术感受上就更难望何其芳、蒋和森的项背了。所以在专访中承认:“我在红学方面从实证出发,最早、用力最多的是做了两件事:一是详细考证了曹雪芹家世;二是系统研究了脂砚斋评《石头记》抄本。”所能夸耀的关于作者与版本考证,也无一不疑团重重,绝对经不起“历史的大浪淘沙”。他心知肚明,对敏感论题访谈时就采用鸵鸟政策,装聋作哑,敷衍搪塞。如“程先脂后、程优脂劣”,是当前红学论争中最尖锐最重大的的论题,对于提问并不正面回应,仅以“我曾为马来西亚国际汉学会议作有《论红楼梦的脂本、程本及其他》的长文,你可以参考”,就轻描淡写地滑过去了。

我1991年提出,在《红楼梦》现存的版本中,程甲本是最早的,它是后世一切《红楼梦》据以翻刻抄写的祖本;现存的脂砚斋评本,不是什么“早期抄本”或“早期抄本的过录本”,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冯其庸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把问题捅到国际汉学会议上去了。不知道1993年马来西亚国际汉学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但大约只有冯其庸有关于红学的文章,在没有对手、不受质疑的情况下顺利发表了。争论的焦点是:程本、脂本,谁先谁后?谁优谁劣?冯其庸在这次国际会议干脆来了个釜底抽薪,说:“被欧阳健认为是最早的《红楼梦》的程甲本,它实际上是一个脂本”,“如果说脂本是伪本,那末程本岂不同样也是伪本了吗?”既然他将程本等同于脂本了,哪还有什么先后、优劣之分,冯其庸岂不是不战而胜了么?我在《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4期发表《真伪判然岂可混同》,反驳了他的“程甲本删去脂评”论,指出将程乙本《引言》“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解释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此书开始采用木活字印刷,因为篇幅太大,故只取正文,没有将评点文字一起加上。这就是说他们采用的前八十回是脂评本,是有评批文字的,因为如要印上评文,卷帙太大,所以把评文删去了”是错误的。“未加评点”只能解释为“没有加以评点”,绝不能解释为“把评点文字删去”。纵观明清小说传播史,书坊刻印小说,往往喜欢加上新的评点,以招徕读者。《红楼梦》之初印,由于“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而决不会说此书原本“是有评批文字的”,因为种种缘故(主要是本钱不够,工力浩繁)删去了——那样做,无异于自贬身价,不啻为自己做了一次反面的广告,任何出版商都是不会出此下策的。

针对冯其庸搜寻出来的几条所谓“程甲本中残留的脂评文字”,我也逐条作了辨析。如第三十七回贾芸信后,落款“男芸跪书一笑”,冯其庸认为“一笑”两字应是混入正文的批语。我反驳说,在小说批语中,确有统计正文中用“笑”次数的批语,如甲戌本第六回在“凤姐笑道”行侧加批:“二笑”、“三笑”,“又一笑,凡五”、“又一笑,凡六”之类。但贾芸“跪书”后并无“二笑”、“三笑”,所批“一笑”,不属此类。“一笑”,又系书信中常用之调侃语,如俞平伯致邓云乡书云:“癸若近写长文,开头一段,述我早年曾将《红楼梦辨》原稿遗失,事确有之,早已忘却。如稿不找回来,亦即无可批判也。一笑!”(《俞平伯书信集》第79页)贾芸与宝玉的关系,宝玉笑说他像自已的儿子,乖觉的贾芸便趁势认宝玉为父,原本就是一场玩笑,此帖中却一本正经尊宝玉为“父亲大人”,自称“不肖男”,未免有点过份,故于落款下加“一笑”二字以自嘲之,十分得宜。甲辰本“一笑”亦为正文,复加双行小字批曰:“接连二启,字句因人而施,诚作者之妙。”所谓“接连二启”,指的是探春和贾芸的二启,也是承认“一笑”系落款的组成部分的。

要之,程甲本并没有把脂批抄入正文,程甲本的底本也不是现存的什么抄本。程本与脂本,一优一劣,一真一假,是绝然不可混同的。真假《红楼梦》之辨,关系到以哪种本子作为阅读和研究的对象,亦即红学大厦应建造在何种基础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抑程扬脂,是不行的;勾消二者的界限,也是不行的。然而二十年过去了,没见冯其庸有过回应,如今装着“没事人”的样子,仿佛问题早已解决,脸红也不红一下,这能叫“扫清疑云”?

要说冯其庸一点改变也没有,也不尽然。2010年出版的《红楼梦》校注本,将作者署名由原来的“曹雪芹、高鹗著”,改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就是最突出的一条。面对这一质疑,冯其庸解释说,“不少红学研究者重新审视胡适当年立论的内证、外证,发现根据并不很充分。”折腾了近一个世纪,终于将“高鹗伪续”之说抛弃了,却并没有直接回答后四十回是否原著,仍不肯把《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也归曹雪芹,这不是岂有此理?

冯其庸既然认为“程高序言是可信的”,请看程伟元是怎么说的:“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告成矣。”程伟元的叙既然是可靠的,则其中“原目一百廿卷,今所得只八十卷”,也应该是可靠的。须知,总回目一般多置于全书卷首,一百廿回之目的存在,就表明程甲本所依据的底本是一个全本,只是失却了后四十回而已。其后,程伟元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方法搜罗到的残卷,不仅在情节上“尚属接笋”,而且在回目上亦与总目契合,从而证明它正是散失的部分。承认高鹗“从时间上看,数月之内续成四十回大书殊不可能”,那位“无名氏”又怎么知道程伟元要刊刻《红楼梦》全书,急忙续成后四十回,并通过“鼓担”送到程伟元手中的呢?明明意识到错了,却咬紧牙关不认帐。这种红学研究竟会“伴随名著一同长存于世”?

冯其庸不情愿承认一百廿卷的全本《红楼梦》统出于曹雪芹之手,目的是为了坚守是庚辰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这时离开曹雪芹去世只有两年,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是“最接近作者亲笔手稿的完整的本子”的谬见。冯其庸要证明庚辰本的价值,就要以己卯本与曹家的“特殊亲密关系”为中介,但又不得不承认现存己卯本不是“己卯(1759)原本”,而是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以后的过录本,既然这样,此后再根据这个本子过录的本子就必在丁亥以后,绝对不能称作“庚辰本”,那时他曹雪芹已经去世多年,哪里会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

冯其庸说:“在具体校注《红楼梦》时,更重要的还是要选择好底本。校勘学的原则,一定要有一个底本作为依据,然后再采纳各个不同的本子参考。从完整性和早期性来说,现存脂砚斋《石头记》系统的其它抄本都无法与‘庚辰本’相比。庚辰本上有错别字,抄错的、抄漏的都存在,但没有有意修改、歪曲的文字。”完全不是事实,俞平伯说它“不能卒读”。苏雪林说它“别字连篇”,“文理蹇涩”,“造句常不自然”,严重糟蹋了《红楼梦》。周策纵从开卷第一回第一页就指出其中不少文字“不通”“累赘”,甚至“大煞风景”“大不合情理”,一点也不过分。冯其庸说他在文革中曾手抄过“庚辰本”,对这个本子的文字也比较熟悉,居然会品不出其中的错乱、悖谬,真是匪夷所思。出自多人之手的人文本《红楼梦》校注本,注释也有许多不该有的毛病。如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次日贾琏过来,见了薛姨妈,请了安,便说:‘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过来回姨太太,就是明日过礼罢。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饬就是了。’说着,捧过通书来。”,人文本在“通书”下加了一个注,冯其庸不知通书即历书,俗称皇历,注文为:“这里指旧时男家通知女家迎娶日期的帖子”(第1366页),就是极其低级的错误。

对于陈林揭露陶洙伪造《红楼梦》脂本,考证卖甲戌本的胡星垣就是陶洙的化名,连他发信的马霍福德里三百九十号与作假的窝点“安平里”都给找了出来,还画了详细的地图。冯其庸与主流红学一律噤若寒蝉,不予回应,沉默,沉默,再沉默。但在“冯其庸学术馆”张挂的己卯本批语中,冯其庸明白写道:“此页起方是怡府抄己卯本原抄,此前都是陶洙所补,此本已删除。”“凡陶洙所录甲戌、庚辰两本文字,悉加清除,以复怡府抄己卯本今存原貌,且陶抄错漏甚多,不足为据。删除陶抄,亦可免贻误。”冯其庸可以说是最早知悉陶洙炮制脂本内幕的人,却说“安平里”是在上海,面对陈林指证这个“土作坊”就在北京,确认就是陶洙造假的窝点,冯其庸难道不该站出来说点什么吗?

冯其庸一面将“错别字,抄错的、抄漏的都存在”的庚辰本作为底本校注的《红楼梦》发行了四百万套,糟蹋经典,惑乱人心,一面又反对研究《红楼梦》的文本,口口声声要“知人论世”,为的是要替他的“曹学”张目。冯其庸宣扬的曹雪芹著作权的“证据链”,全是遭到严重质疑的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在曹雪芹家世考证方面,冯其庸既没有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全,也没有吴新雷《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的深,属于冯其庸发现的“曹雪芹家谱”,里没有曹雪芹;判定是真文物的“墓石”,显为时人所造假。号称曹学专家的冯其庸,连曹雪芹是谁的儿子也不能判定,自著的《曹雪芹小传》说:“曹寅生子曹顒,据红学家们研究,曹雪芹即曹顒的遗腹子,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是曹寅嗣子曹頫之子。”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中《曹氏世系简表》中,曹頫下面有条虚线,下挂“霑”(雪芹),却对八竿子打不着的曹振彦、曹锡远津津乐道,大肆宣扬是重大发现。有趣的是,针对曾据书箱“芳卿悼亡诗”判定曹雪芹卒于“癸未年”,张家湾发现“曹雪芹墓石”后又判定卒于“壬午年”的发问,冯其庸访谈中慌不择言地说:“我现在的认识,认为雪芹确实死于‘壬午除夕’,因为壬午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已立春。按旧俗,立春以后,已是来年的节气了,也就是已入羊年的节令了。”既然立春以后已经进入羊年的节令,那十二月二十二日八天以后的除夕,不就更是羊年的癸未么?

口口声声要“知人论世”的冯其庸,不明白实际上有两种“曹雪芹观”。从“论世”看,一种观点认为曹雪芹是康熙间人,一种观点认为曹雪芹是乾隆间人。从“知人”看,主要分野在曹寅家族说与非曹寅家族说,前者除“新红学派”认定曹寅之孙外,人选有曹宣、曹渊、曹颜、曹頫、曹天佑、曹若玮等;后者的人选则有洪昇、吴伟业、李渔、顾景星、谢三娘等。以曹雪芹为康熙间人,认他是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蔡元培谓《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是也。曹雪芹是由明入清的,对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勃兴,有很深痛的真切的时代感受。而以曹雪芹为乾隆间人,则以《红楼梦》的主题为痛悼家族衰落,或揭发宫闱秘史,曹雪芹的友朋多是满人,有人甚至说《红楼梦》是“满族文学”。冯其庸“知人论世”的结果,是坐实曹雪芹的“包衣”身份,离《红楼梦》所包涵的“民族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曹学越昌,“红学”越晦。克非先生指出:“曹学,只能称着曹家学,跟《红楼梦》没有关系,甚至和曹雪芹本人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曹学’里,没有曹雪芹”,“曹学最好主动从红学范围撤离,撤到清史研究领域中去”。

凤凰网2012年6月1日借两版电视剧《红楼梦》,炒作“红学”的派别之争,说“胡俞派”推断《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而“李冯派”的核心观点是《红楼梦》是写阶级斗争的。将周汝昌归入“胡俞派”,又将冯其庸归入李希凡一派,可谓皮相之见。冯其庸反对回归《红楼梦》文本,关于曹雪芹的所有“常识”,都是胡适早已“考证”好了的,这就泄露了天机,证明他是胡适的徒子徒孙,铁板钉钉。冯其庸与周汝昌是“胡俞派”的两大支,在曹雪芹问题上,一主辽阳说,一主丰润说:在版本问题上,一主庚辰本,一主甲戌本,异曲同工,半斤八两。不同的是,冯其庸拥有权势,周汝昌拥有粉丝。我的《还原脂砚斋》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排印时,冯其庸曾命张庆善两次打电话给程俊仁,要他把书撤下来;而周汝昌则说,我虽然不同意欧阳健的观点,但支持出版他的著作。梁归智在悼念周汝昌时说:“有些人把他想象得很狡猾,这是误解。他性情天真,对后辈们都热情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有些人拼命攻击周汝昌,又竭力恭维冯其庸,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至于冯其庸与李希凡,即从专访看也绝不能算作一派。李希凡反感索隐和考证,说他关于《红楼梦》的书,没有一篇是做考证的。他认为《红楼梦》的感人的艺术魅力,主要是它的艺术形象,“自传说”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是对曹雪芹卓越创作才华的贬低,是对《红楼梦》艺术画卷反映的广阔生活内容的漠视,就与冯其庸有本质的不同。但是,由于李希凡在胡适模式的两大支柱——作者考证和版本考证底气不足,既没有深入钻研,更谈不上洞悉其弊,故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胡适红学体系全面回归后,他与冯其庸在红学界的地位,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升降与转换。

冯其庸的红学研究,始于1974年以“洪广思”笔名写出的《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第一本著作《曹雪芹家世新考》出版于1981年。当1975年受命校注《红楼梦》之时,职称仅是讲师的冯其庸,需要借重二十一年前就名扬天下的李希凡。然自1986年谋得中国红学会会长,又陆续成了《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社长兼主编、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之后,冯其庸就逐渐将李希凡变成了帮衬。二人虽并列《红楼梦学刊》主编,但冯其庸固执专断,凡涉及曹雪芹身世与质疑《红楼梦》版本的文章,都必须经冯其庸点头方能发表。冯其庸排斥异己,压制青年,今天组织攻击这个,明天组织围剿那个。在1994莱阳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南批欧阳健,北批杨向奎”,连李希凡也十分恼火,说:“批我的老师杨向奎,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侯忠义先生指出,1994莱阳会议是冯其庸学术生涯中最不光彩的一页,是他日后不敢正视的最不光彩的一页。在无锡“冯其庸学术馆”中,张挂着1993年11月在马来西亚大学演讲的照片,却没有1994年8月莱阳会议的照片和任何材料,道理就在这里。

说到“冯其庸学术馆”的照片,有一帧是“冯巷西头的一步两顶桥”,一帧是“冯巷西头的河道,居民在洗涤”,都署“冯其庸摄于1940年”。冯其庸说他童年的时候经常饿肚子,没有饭吃,以南瓜代饭。1940年他年十六岁,正是“常饿肚子”的当儿,但却用相机拍摄了这两帧照片。试想,那年头有照相机的人家,会是“常饿肚子”的穷人么?座落通县张家湾的如今的“瓜饭楼”,则与1992年8月“发现”的“曹公讳霑墓”石碑有关。这块假得不能再假的墓石,冯其庸偏说是“可信的,无可怀疑的”,让当地的官员感激异常,于是双方达成交易。一种说法是:“当时镇里的官员即动员老先生离休后到张家湾定居。冯先生的夫人夏老师说,那时候城里的房子也买不起,于是就掏钱在这里买了一块地,请人盖了这所‘瓜饭楼’。”(《对话红学家冯其庸:一部红楼梦,几多是非》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09-09/06/content_18470635.htm)一种说法是:“冯先生早年住在城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相中京东张家湾,来这儿建了一栋两层小楼。”(《京东“瓜饭楼”》http://www.news365.com.cn/wxpd/bhygb/mjbh/201009/t20100903_2818220.htm)联想1992年10月扬州1992年国际《红楼梦》学术研究会上,冯其庸强行将墓碑列为重要议题,媒体秉承冯其庸的意旨,宣扬:“与会者一致认定”曹霑墓石是可靠的。江苏省红学会会长姚北桦说,会是在我们江苏开的,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态度,便在《扬子晚报》发表署名文章《不能认定》。面对以“假话”换来这座小楼的指责,冯其庸表白道:“造谣说是我肯定了那块石头,所以政府就给了我这个房子。……那不可能的。要是这样,张家湾政府不就垮台了?贪污怎么行啊?这等于是贪污钱啊!”(《对话红学家冯其庸:一部红楼梦,几多是非》)动员也好,相中也好;给的也好,买的也好,难脱因虚假鉴定而收礼之嫌。史树青不是为了丰厚的鉴定费,在“金缕玉衣”鉴定书上签下自己名字吗?不然,镇里的官员为什么不动员周汝昌或者李希凡来住呢?张家湾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土地,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外来户的房屋,是非法的。根据中央政策,对于各个环节涉及腐败问题的,应该追究犯罪责任;对于违规的客户应该追缴非法利益,并作出应有的经济处罚,以维护法律和政策的尊严,对冯其庸是否可以法外施恩?我们将拭目以待。

2014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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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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